在特務們搜捕“晨光”通訊社時,醫院里正在給孫鳳鳴一針接一針地注射著強心針,病榻旁,憲兵司令谷正倫、警察廳長陳焯、內政部代理部長陶履謙輪翻審訊。當時被指定參與此案審理的俞鐘駱先生,解放後曾向有關方面提供了當時審訊的記錄檔案,現公布如下:
問:為什麼要對汪院長行刺?
孫答:請你看看地圖,整個東北和華北,那半個中國還是我們的嗎?
問:為什麼到現在才刺?
孫答:六中會不會開完就要簽字(指華北),再不打,要亡國,做亡國奴了!
問:行刺的目標中哪幾個中央要人?
孫答:我是專為刺汪的。
問:你的行動是什麼立場?
孫答:我完全站在老百姓的地位。
問:汪對國家有什麼不對?
孫答:現在的華北還有嗎?還有那些條約呢?……(昏迷過去)
後來又問:你是受什麼組織、什麼人指使?
孫答:我是一個老粗,不懂得什麼黨派和主義,要我行刺汪的主使人就是我的良心!”
第二天淩晨,孫鳳鳴因傷勢過重犧牲,時年32歲。
戴笠撒下黑網,捕到目標,跟蹤追跡,在廣西梧州將王亞樵殺死
孫鳳鳴死了,唯一的一條線索也就斷了。戴笠心急如焚,因為這可是蔣介石交辦下來的“禦案”,弄不好,可要砸鍋了。他東奔西跑,在全國各地結下了一張黑網……
特務處通過戶籍查對,再次審訊“中央黨部”工作人員郭智謀、吳璜、周希齡,發現賀坡光的蹤跡。戴笠立即派偵騎四出,在丹陽把賀的老母、兄長抓到南京,嚴刑逼供,說出賀坡光隱藏在寶堰鎮的地點,終于把賀捕到。戴笠加緊審訊。賀坡光在酷刑之下全部招供,于是戴笠下令,把凡與王亞樵相識或有過來往的人,一律秘密逮捕,暗加刑訊。不久,戴笠獲悉孫鳳鳴的妻子崔靜瑤住在上海新亞飯店,立即帶上一批特務,火速趕到上海,坐陣指揮,逮捕了崔靜瑤和張四明,但是華克之卻跑了。戴笠又命令沈醉帶領行動組追捕華克之。沈醉當時是上海特區法租界軍統組長兼淞滬警備司令部偵察大隊行動組組長,關于追捕華克之的經過,他後來的回憶是這樣的:
我帶著一組人去抓華克之時天已黑了。我們一組十二人乘兩輛小汽車趕到赫德路,在離他的住所很遠的地方就下了車,借著夜幕的掩護,我們悄悄地包抄過去。這是一個很狹的小里弄,他就住在一所普通的二層樓房的樓上。我們在樓下看見他住的房里沒有燈光,估計也不在家,就輕輕地敲開樓下二房東的門,拿出證件,並指指樓上。二房東是一個中年婦女,她看了證件後,微微地點點頭,壓低聲音說:“不在家,天黑前出去的,還沒回來。”我便派幾個人分別在弄堂兩頭監視,我帶幾個人上樓,撬開華克之的房門,打開後,二房東正要伸手去開燈,叫我一把按住說:“不許開燈!”因為我怕華克之回來,在遠處看見窗口射出的燈光會逃走。我用手捂住手電光,把屋里看了一遍。室內布置很滿單,只有一個雙人床和一個寫字臺,幾把椅子。寫字臺上整齊地堆著很多書,放著一個臺燈,一個像框。像框里鑲著一個胖胖的年輕女人的照片,這張照片約有八寸大,二房東告訴我說:“這是他的妻子!”我打開抽屜,里面有幾封信和一張不大的照片,是華克之和他妻子的全身合影。有幾封是艾思奇寫給他的,另外還有幾封其他人寫來的。搜查完後,我就讓其他的人在樓道和樓下監視,自己躺在他的床上等他回來。
我就這樣在他家等了3天3夜,華克之一直沒回來。戴笠命令我撤回去,派兩個人在那里監視。我帶著搜查到的信和照片回去向戴笠匯報,戴笠和我在偵察大隊辦公室反復研究這些信件,想從中找出新的線素。開始,戴笠一看到那幾封艾思奇的來信,就想把刺殺江精衛的這個案子裁到共產黨的頭上,結果研究來研究去認為證據不足。因為,艾思奇的信中並沒有任何話語與這個案件有關,都是一些指導華克之學習哲學,向他推薦看什麼哲學書的話。我們分析華克之只不過是一個思想“左傾”的青年,與共產黨並沒有組職關係,這樣才打消了給共產黨裁贓的念頭。
後來,我們根據其他方面的線索得知“晨光”社與王亞樵有聯係。我們又聯想起1931年王派人在上海北火車站行刺宋子文的事,便認為這次刺殺汪精衛也一定是王亞樵指使的,于是戴笠一方面派人追緝“晨光”通訊社的其他工作人員;另一方面派人四處搜捕王亞樵及其手下的人,結果將在香港與案件毫不相幹的余立奎、胡大海、周世平逮捕,因為他們都是王亞樵的人。南京政府花錢把他們引渡到南京,權充主犯,以了結此案。當時還抓到了一個與此案有關的人,此人是汪精衛改組派的,經過審訊,知道王亞樵確實給過“晨光”通訊社經費。陳璧君和汪精衛這才相信不是蔣介石幹的,同時也相信是其他反蔣的人幹的。
實際上,當時戴笠和我都知道,孫鳳嗚要刺殺的人主要是蔣介石,並不是江精衛,只不過是因為蔣介石沒有出場,孫鳳鳴才刺殺了汪精衛。所以戴笠認為這些人不除,蔣介石的安全就無法保證。戴笠就千方百計地派人暗殺王亞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