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美競爭新模式

　　中美兩國在21世紀的戰略競爭，採取一種什麼樣的“競爭模式”，是兩國面臨的重大戰略選擇。競爭模式的選擇，是對于“競爭道路”、“競爭性質”、“競爭規則”的定位。中國關于“和平發展、和平崛起”的宣示，實際上就是選擇了一條“和平競爭”的模式。就是要把與美國的戰略競爭納入“和平競爭”、“非戰對決”的軌道，從而使這種競爭能夠促進中美發展，造福于世界。中美兩國對決21世紀的“競爭模式”，關係中美兩國命運和世界前途，也標志和體現大國戰略博弈的文明進化程度。分析近代世界冠軍國家爭奪戰的歷史進程，比較大國戰略競爭的不同模式，對于選擇和創新中美競爭的戰略模式，意義重大。

　　冠軍國家爭奪戰的三種模式和三個階段

　　冠軍國家與潛在冠軍國家之間的競爭，表現為冠軍國家的“衛冕之戰”和潛在冠軍國家的“奪冠之戰”。這種圍繞冠軍國家地位的爭奪戰，主要有三種特定的模式，呈現出三個歷史階段。

　　冠軍爭奪戰的三種模式

　　第一種模式，是以戰爭為最高競爭形式，通過大規模的戰爭進行武力“決鬥”。這種決鬥式的競爭，開始于世界體係形成以後，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

　　第二種模式，不是以“大戰”的形式進行“決鬥”，而是以“冷戰”的形式進行全方位的“對抗”。這種對抗性的競爭持續了將近半個世紀。

　　第三種模式，就是中國和美國在21世紀的戰略競爭，不僅已經呈現出與前兩種競爭模式根本不同的新特點、新趨勢，而且必將以前所未有的創新和文明，造福于兩國，造福于世界。

　　冠軍爭奪戰的三個階段

　　人類的20世紀，是戰爭與對抗的世紀。人類的21世紀，則是競爭與合作的世紀。從20世紀初期到21世紀中期，可以劃分為三個50年，成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20世紀上半期大國的戰略競爭，是野蠻的競爭，是叢林競爭。兩次世界戰爭是一場“角鬥賽”，勝利者要把對手殺死。“你敗我勝”的結局，是以“你死我活”為前提的。

　　第二階段，20世紀下半期的戰略競爭，雖然不像上半個世紀那麼血腥和殘酷，但是也是以“你衰我興”為原則的競爭，是一場零和遊戲。近半個世紀的冷戰，是一場“拳擊賽”，勝利者要把對方打倒。“你輸我贏”的結局，是以“你倒我立”、“你衰我興”為前提的。

　　第三階段，21世紀中國和美國新一輪冠軍國家競爭賽，雙方關係不是“你死我活”、“你倒我立”、“你輸我贏”的關係，而是“你追我趕”、“你後我先”的關係。

　　中美兩國的21世紀戰略競爭，應該從過去的“角鬥場”和“拳擊場”進入“田徑比賽場”，中美兩國應該創造新的國際競爭文明、新的大國戰略競爭模式和新的大國戰略競爭規則。就像人類總是要離開叢林走進文明社會一樣，國際社會也總是要脫離叢林法則走進文明世界。

　　“決鬥”賽：“戰爭”是最殘酷的“競爭”

　　克勞塞維茨說：“戰爭是政治的繼續。”大國戰爭是大國政治的繼續，世界大戰是世界政治的繼續。但是，政治在戰爭中繼續，過于殘酷；以戰爭進行的政治，過于血腥。人類文明的發展，世界政治的進化，需要對戰爭與政治的關係有創新的思維。

　　俾斯麥對大國“決鬥”的戰略思考

　　俾斯麥在德國統一後告誡德國人說：“德意志民族經過漫長的分裂之後，終于得到了統一，那麼我們就更應該珍惜這來之不易的良好局面，致力于和平與公正……對于一些訴諸于武力的國際間的爭執，經過深思之後，我想不能用簡單的決鬥方式來處理這些矛盾，這種方式似乎太欠妥當。”

　　俾斯麥提出了“決鬥方式”的概念，並且對這種方式予以反思和否定。其實，俾斯麥是敢于“決鬥”的勇士，他不僅在自己的私人生涯中，有過與對手決鬥的經歷，而且在以決鬥方式實現德國統一上奉行“鐵血”政策，他是以決鬥方式解決國際矛盾的能者、強者和勝者。而就是這樣一個勇于和善于進行決鬥的巨人，卻在深思熟慮之後真誠地認為，不能用簡單的決鬥方式來處理國際矛盾，因為決鬥的方式太欠妥當。但是，在冠軍國家的爭奪和更替中，似乎決鬥的方式是唯一的方式，決鬥的原則總是成為最終的指導原則。

　　戰略家對大國“決鬥”的歷史總結

　　當代西方著名國際關係學者羅伯特吉爾平指出：還沒有任何一個例子能夠說明，一個佔支配地位的國家願意向新興強國讓出對國際體係的統治以避免戰爭。

　　吉爾平的這個結論是符合世界近代史中大國競爭的實際的。有的專家提出，近代世界有三個國家取得過霸權地位，它們是17世紀的荷蘭、19世紀的英國和20世紀的美國。而產生上述三個霸權國家的全球戰爭大概都持續了大約30年。1914—1945年，美國是從兩次世界大戰的廢墟中走上世界冠軍國家的寶座。近代世界歷史上的冠軍國家，無一例外，都是打出來的“叢林之王”。

　　按照美國著名國際政治學家喬治莫德爾斯基在20世紀80年代提出的“百年周期”理論，霸權國家更替和世界領導權轉換都是通過霸權戰爭來實現的。從國際體係誕生以來，霸權戰爭是定期發生的，戰爭的勝利者統治國際體係的時間平均一個世紀左右。他認為繼16世紀的葡萄牙、17世紀的荷蘭、18—19世紀的英國和20世紀的美國之後，21世紀將會有一個新的領導國家出現，在21世紀的20年代—30年代，新的世界大戰將會爆發。他的邏輯是：新的冠軍國家的崛起必須通過和老的冠軍國家的武力對決、戰爭來完成交接。這就不僅僅是冷戰思維，而是熱戰思維，是大戰思維。對其“將會爆發新的世界大戰”的預言是不能讚同的，但是其關于20世紀以前500年中冠軍國家爭奪戰總是以“決鬥”的方式進行的結論，則揭示了歷史的真實。

　　從近代世界冠軍國家交接更替的歷史來看，雖然新老冠軍國家的交接更替過程，是一個長期的綜合性角力的過程，但是決定最終結局的總是武力對決，是戰爭更替，這實在是一條規律。

　　美國走上冠軍寶座的代價

　　講到近代世界冠軍國家爭奪戰的歷史，似乎美國是一個“和平登基”的典范，在美國和英國之間的冠軍更替是以“非戰”的形式完成的。其實，美國走上冠軍寶座的代價是空前的，只不過是“美國加冕，世界買單”罷了。後起的美國，在取代老牌霸主英國的過程中，那種所謂“和平更替”，把“美國式的狡猾”、“美國式的精明”，表現得淋漓盡致。

　　英美兩國之間的霸權更替，雖然不是通過戰爭來解決，卻是通過兩國在兩次世界大戰中的對決，最終美國獲利。如果不是德國在霸權爭奪賽的決鬥中衝在第一線，大大削弱了英國，那麼美國和英國之間也難免會通過戰爭實現交接。二戰以前，美國對英國的作戰計劃不斷完善，英國也有對美國的作戰計劃。實際上，世界霸權在美英兩國之間的所謂和平轉移，對于美國來說是代價最小的，而對于整個世界來說則是代價最大的一次，是以兩次世界大戰、人類遭受的空前浩劫為代價。戰爭，特別是世界大戰，成為了霸權競爭的制高點和霸權更替的必由之路。所以，所謂世界霸權在英美兩國之間的更替的特殊形態，並沒有改變冠軍國家戰爭更替的鐵律。

　　“拳擊”賽：“冷戰”是代價高昂的“競爭”

　　把冷戰作為一場拳擊賽來分析，就可以看到冷戰的冷酷在于一定要把對方擊敗出局，要比出個輸贏。冷戰的進步在于不要對手的性命，輸者仍然可以活命。

　　“冷戰思維”比“決鬥思維”文明

　　冷戰之後，全世界都在批判“冷戰思維”，把其當做大國競爭中的“魔鬼”。其實從在國際社會冠軍國家爭奪戰的過程中爭奪形態的歷史演變來看，“冷戰”與“熱戰”比較實在是一個進化，“冷戰思維”相對于“戰爭思維”實在是一個進步，以冷戰的方式進行大國角逐也是一種相對文明。冷戰比大戰文明。雖然這種文明是被逼出來的，是由于雙方力量的勢均力敵，由于原子時代威力巨大的武器對世界大戰的抑制作用。

　　冷戰的歷史意義在于，冷戰是一種戰略競爭模式，是大國戰略競爭的一個階段。冷戰對人類文明和國際關係進程的貢獻，就是不用世界大戰的形式來進行大國戰略競爭。蘇聯解體、冷戰結束、國際體係轉型所帶來的理論問題包括：為什麼冷戰不是因為蘇聯在軍事衝突中被擊敗而結束？為什麼軍備競賽沒有導致第三次世界大戰？人們可以批判冷戰，但冷戰時期畢竟是一個有原子彈而沒有發生原子戰爭的時期；是一個有超大規模軍備競賽而沒有發生超大規模軍事戰爭的時期；是一個有世界矛盾而沒有發生世界戰爭的時期；是一個有核威懾而沒有發生核進攻的時期；是無論與冷戰前的50年比較、與冷戰後的20年比較，還是與公元1500年以來任何一個50年比較，都是軍事衝突最少和戰爭規模較小的時期；是超級大國在戰略競爭中以較小代價就決定勝負的時期；是一個以冷戰的方式結束了冷戰的時期。這難道不是一個堪稱“冷戰奇跡”的時期嗎？我們需要研究大國冷戰時期的政治智慧和“冷戰之中無大戰”的奧妙。

　　“冷戰思維”的冷靜與理智

　　冷戰是美國對付蘇聯的一個戰略創舉，是文明的帝國主義對付蘇聯霸權主義的一個戰略發明。

　　1946年2月，時任美國駐蘇聯大使館臨時代辦的蘇聯問題專家喬治凱南，精心起草了一封長達8000多字的電報，于2月22日分五次發回美國。凱南在電報中對戰後蘇聯的“理論、意圖、政策和做法”以及美國應該採取的戰略對策提出了全面的分析和建議。凱南認為，美國和蘇聯的矛盾“不必通過一場全面的軍事衝突來解決”，因為“同希特勒的德國不一樣，蘇維埃政權既沒有係統的規劃，也不從事冒險活動。它不是按照固定的計劃辦事，不冒不必要的風險。它對理智的邏輯無動于衷，但是對武力的邏輯十分敏感。因為這個緣故，當它在任何地方遇到強大的阻力時可以輕易的退卻，而且它經常這樣做。因此，如果對方掌握足夠的武力，並且表明準備使用武力時，實際上幾乎用不著動武。”同時，美國政府“必須努力教育”美國人“去了解俄國形勢的真相”；應該不斷完善美國社會，加強美國人民的自信、紀律、士氣和集體精神；“必須為其他國家規劃並且提出比過去我們提出的更為積極、更具有建設性，也是我們希望看到的那樣一種世界圖景”；“必須有勇氣和自信，堅持我們自己的方法和對人類社會的看法”。

　　凱南的“長電報”提出了對蘇聯實行“遏制”的思想，受到美國決策層的讚賞。凱南立即被國務院調回美國，後來被提拔為國務院政策設計室主任。海軍部長福萊斯特爾下令復印該電報作為幾百名高級軍官的必讀文件。後來凱南又把這封電報整理成文，以《蘇聯行為的根源》為題，于1947年7月在美國《外交季刊》發表，進一步闡述了其內容，提出了一整套遏制蘇聯的理論和政策。可以看出，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冷戰思維實際上是美蘇兩國精英們的一種比較冷靜的思維，是一種比較理智的思維，也是雙方戰略智慧的集中體現。冷戰，是對蘇聯的遏制，也是對新的世界戰爭的遏制。

　　“冷戰思維”的時代已經終結

　　冷戰作為大國競爭的一個歷史階段，它與冷戰前相比較的文明性，並不能為它提供在冷戰後繼續存在的合理性。冷戰具有極大的對抗性、冒險性。冷戰讓整個世界都戰戰兢兢生活在達莫克利斯的利劍之下，把整個地球都變成了一個大炸彈，人類在時刻都可能被毀滅的冷和平中生存和生活，如此高昂的冷戰代價是人類無法承受的。

　　美國和蘇聯之間近半個世紀的冷戰，實質上是特殊形態的第三次世界大戰。冷戰，不是大國之間的“決鬥比賽”，卻是世界巨人之間的一場“拳擊比賽”。在前兩次世界大戰中，角逐世界霸權的大國，是以世界為戰場，進行你死我活的殘酷“決鬥”。而參加冷戰的，是兩個世界級的拳擊手，他們以世界為自己的拳擊比賽場地，進行著雖然不決死活，但是要決輸贏的比賽，一方一定要把對方擊敗、打倒。在和平、發展與合作成為世界潮流和時代要求的今天，“拳擊式”的競爭模式，雖然不是要對手性命的決鬥，但是也必然要像“決鬥式”的競爭模式一樣被時代淘汰，為世界人類文明所不齒。

　　“田徑”賽：中美兩國文明競爭新模式

　　21世紀的中美兩國博弈，不可能是“決鬥式”，也不能採用“拳擊式”，只能是“田徑式”。

　　中美“田徑賽”的含義

　　中美“田徑賽”有兩層含義。

　　一是中美兩國在21世紀圍繞冠軍國家的競爭，將是人類有史以來最文明的一場大國競爭。它不是“決鬥型”的大戰競爭，也不是“拳擊型”的冷戰競爭，而是“田徑型”的比賽競爭。

　　二是這場競爭是一場世紀性的競爭，是中美兩國的田徑比賽。它不是百米比賽，也不是萬米比賽，而是一場“馬拉松大賽”，是一場比魄力、比毅力、比耐力的競賽。

　　因此，中美兩國競爭21世紀的“田徑賽”，有兩個最根本的特點：競爭的文明化和競爭的持久性。

　　不必諱言“挑戰”與“對手”　　　　

　　任何競爭性的活動，都不會沒有挑戰，也不會沒有對手。競爭和比賽的實質就是挑戰，就是以對手的存在為前提。國家間競爭也會有挑戰。而冠軍國家和潛在冠軍國家之間更是客觀上形成的一種衛冕和奪冠之間的挑戰和迎戰的對手關係。所以，不必諱言挑戰，不必懼怕挑戰。

　　根本問題，不在于是否挑戰，而在于挑戰的性質和方式，“決鬥”性質的挑戰，是你死我活的巨大災難；“拳擊”性質的挑戰，是我贏你輸的沉重代價；而“田徑”性質的挑戰，提高的是雙方的運動成績，這種挑戰，既是正常比賽的必然形態，也是對參與競爭雙方的激勵和鞭策。不允許挑戰，就等于不允許比賽，既是不可能的，也不利于增加世界發展的動力與活力。

　　世界近代歷史上的大國挑戰，是決鬥士和拳擊手的挑戰，新興的霸權國家通過挑戰老的霸權國家確立了自己的霸權地位。但是經過一個階段，實力和權力衰落，出現了一個或者多個挑戰國，又對原來的霸權國進行挑戰。例如，西班牙挑戰了葡萄牙；法國挑戰了荷蘭；法國和德國分別挑戰了英國；美國幫助英國應付了1914—1918年的挑戰，之後，美國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脫穎而出，成為霸權國家，美國又面臨蘇聯的挑戰。這些挑戰無疑給對抗與對戰的雙方甚至給整個世界都帶來了災難，是與當今世界潮流背道而馳的。但是國際社會廢除“決鬥賽”性質的挑戰和“拳擊賽”性質的挑戰，卻不能廢除“田徑賽”性質的挑戰。國際社會，是一個“國際舞臺”，在這個舞臺上每一個國家都想演好一個角色。國際舞臺也是一個“國際賽場”，每一個國家都是一個運動員，作為運動員的國家和作為運動員的個人雖然有重大不同，但是都要跑出好成績則是共同的追求。過去的國際賽場其實是一個“國際角鬥場”；後來逐步文明化，成為一個“拳擊比賽場”；現在則越來越成為一個“國際田徑比賽場”。國際社會綜合國力的奧林匹克競爭時刻都在進行。中美兩國戰略競爭中的所謂挑戰，是“跑步賽”、“跳高賽”中的競爭和挑戰，實踐的是看誰“更快、更高、更遠”的奧林匹克精神。所以中國和美國的戰略競爭，將為世界進步提供巨大的活力和推動力，而不是為世界帶來災禍。

　　中美競爭與美蘇競爭的八大區別

　　中美競爭與美蘇競爭，是兩種不同性質的競爭，主要具有九個不同的戰略特點，它們決定了中美兩國的競爭不會成為第二場冷戰。

　　1. 競爭的環境不同。蘇聯和美國的競爭，是兩個社會的競爭，是一個地球、兩個社會，一個地球、兩個世界。蘇聯組織了一個以社會主義陣營為一體的社會主義社會，而美國則組織了一個所謂的自由社會，是一個資本主義社會。人類社會分裂為勢不兩立的兩個社會，國際世界分裂為對抗和敵對的兩個世界——“自由世界”和“極權世界”。而中美兩國在21世紀的競爭，不是兩個社會和兩個世界的競爭，而是共同營造一個和平與發展的開放世界、和諧世界。中國不是要組成一個對立和對抗美國的另一個世界，而是融入世界，與國際接軌。

　　2． 競爭的目標不同。蘇聯和美國的競爭，是世界霸權的競爭。而中國的國家特點是不稱霸。中國要“爭第一”，但是“不爭霸”。中國要通過不爭霸的道路成為世界第一，中國要建設一個強大的世界第一號的不稱霸的國家。中國不是蘇聯式的“世界革命型”國家，也不是美國式的“輸出民主型”國家。中國是和平型、友好型、特色型、防禦型國家。因此，中國不需要運用冷戰的武器去應對和處理中美關係。

　　3． 競爭的內容不同。美國和蘇聯的競爭具有強烈的意識形態色彩，雙方在意識形態上的攻伐，實際上是再版的“十字軍”之戰。而中美兩國的21世紀戰略競爭主要不是意識形態之爭。中國成為資本主義國家，對于美國沒有什麼大的戰略利益；中國作為社會主義國家，對美國也沒有什麼戰略傷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對美國“無害”的社會主義。蘇聯和美國的競爭，是美國模式的資本主義和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比優劣。美國與中國的競爭，是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打交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不爭霸、不稱霸的社會主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市場經濟的社會主義，是與西方世界接軌的社會主義，是與西方利益共同體的社會主義。所以中美之間必然是文明競爭與密切合作的統一。

　　4． 競爭的隊伍不同。蘇聯和美國的戰略競爭是聯盟之間的群體競爭，是陣營競爭，雙方都各自組織了一個龐大的陣營，即使是不在陣營內的國家，也必須有立場、有態度，要劃線、要站隊。而中國和美國的戰略競爭，總的來說，是屬于個體競爭，雙方都沒有什麼群體聯盟和陣營，難以向對方“群起而攻之”。

　　5． 競爭的性質不同。蘇聯和美國的矛盾和競爭具有對抗性，因為蘇聯要打倒美國的社會制度，而美國也要改變蘇聯的社會制度。蘇聯是要把十月革命變成世界革命，美國是要把美國的民主制度變成世界的民主制度。蘇聯和美國的戰略競爭，雙方都是戰略進攻，都是輸出模式，蘇聯要輸出的是蘇聯式的社會主義模式，美國要輸出的是美國式的自由民主模式，雙方都要按照自己的模式去改變和塑造對手，去改造和塑造世界。蘇聯的社會主義是進攻型的社會主義，要把紅旗插遍全世界。美國的資本主義也是進攻型和擴張型的資本主義，要把全世界都變成民主世界、自由世界。而中美兩國的戰略競爭則不同，中國不輸出革命，中國堅持自己的特色，同時把自己納入多元化的世界。

　　6． 競爭的風險不同。美國和蘇聯的競爭，是時刻準備打世界大戰和核戰爭的競爭，雙方的幾次危機，都險些促成毀滅人類的大戰。而中國和美國的戰略競爭，在軍事上可以說是“中美無大戰”、“中美無核戰”的競爭。

　　7． 競爭的原則不同。蘇聯和美國的戰略競爭，遵循的是“你死我活”、“你衰我興”、“你勝我敗”的零和原則。而中美競爭不是以“搞垮”、“戰勝”對方為目的，從總體上來說，合作、互利、雙贏、共榮的特點突出。這個世界不能沒有美國，這個地球也不能沒有中國；未來的美國離不開繁榮的中國，未來的中國也需要一個繁榮的美國。　

　　8． 競爭的結局不同。蘇聯和美國的戰略競爭，把整個世界搞得非常緊張，代價高昂。而中國和美國的戰略競爭，將是一個創造性的過程，中美兩國在政治競爭、經濟競爭、外交競爭、軍事競爭等方面都會有新的創造，將會是人類有史以來，特別是近代國際社會形成以來大國競爭中最文明的競爭，並且會創造出一種競爭的文明，把世界大國的戰略競爭推進到一個新的文明階段，使世界更文明、更和平、更民主、更發展。中國和美國的戰略競爭，將以一種區別于兩次世界“大戰”以前的“徵戰式”競爭，區別于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冷戰式”競爭，以國際賽場上的“跑道式”競爭，把國際關係中的國家戰略競爭提升到一個新的階段——第三階段。國家間的戰略競爭，是國際社會的一種戰略秩序、戰略規律、戰略文化、戰略文明。美國不能用與蘇聯進行競爭的思維和模式，來應對與中國戰略競爭的實踐。

　　想要美國繁榮，必須讓中國繁榮

　　決定中美兩國只能走“田徑比賽”這條新的競爭道路的一個重要因素，是雙方越來越緊密的經濟利益聯係，只能共同走向繁榮的貿易規律。當年，英國和美國之間有緊密的貿易往來，英國有賴于從美國進口糧食，而美國又是英國紡織品的最大市場，特別是英國在美國有著巨大的投資。到19世紀50年代，英國人持有的美國政府證券超過了歐洲其他各國的總和。在1857年，美國七條鐵路的證券在倫敦股票交易所上市，總額高達8000萬英鎊。英國首相利物浦曾指出：任何人“想要英國繁榮，都必須讓美國繁榮”。看一看最近30年中國和美國之間貿易的發展和現在已經達到的規模以及未來的前景，同樣可以看到這樣一個現實：任何人“想要美國繁榮，都必須讓中國繁榮”。

　　曾經一度在法國網民中出現過“抵制中國貨”的倡議，但是馬上就有網民這樣回應：“抵制中國：我們首先要脫光衣服，把手機、鼠標、鍵盤、計算機屏幕、LCD、MP3、手表、汽車附件、摩托車等等從窗戶口扔出去。各位做得到嗎？”現在，全世界平均每個人每年要穿一雙中國制造的鞋，要買兩米中國產的布，要穿三件中國制造的服裝，西方消費者的生活中已經離不開中國制造。中國用出口掙來的外匯購買的美元債券在支撐著世界金融體係的穩定，如果中國經濟崩潰，那將是世界的災難，即使中國增長的速度慢下來，也會給世界經濟帶來嚴重的後果。西方的一些有識之士已經看到，構成威脅的不是中國的發展，而是中國可能發生的曲折和出現的失敗。從這個意義上說，確實是“中國發展，美國得利，世界受益”。

　　中美共創“大國競爭新文化”

　　將冠軍國家與潛在冠軍國家之間的戰略競爭，從決鬥場、拳擊場轉移到田徑場，納入“跑道比賽”的軌道，這是國際政治中的一場革命，是大國競爭文化的一次歷史性創新。在這方面，歐洲聯盟的出現，是一個偉大的創新。對于21世紀的中國和美國具有深刻的啟發意義。

　　在二戰以前的1100多年中，法國和德國之間總共進行了200多場戰爭，平均每5年就開戰一次。在這種千年對抗與爭戰中，敗者是慘敗，勝者是慘勝，兩敗俱傷的慘痛教訓啟迪了它們的政治智慧。第二次世界大戰歐洲格局的重大變化，促使由來已久的“歐洲聯合”、“歐洲統一”思潮再度盛行。早在1942年，丘吉爾就考慮歐洲在戰後如何重振雄風，他提出建立“歐洲合眾國”的設想。1943年3月，多年鼓吹“歐洲聯邦主義”的理查德庫登霍夫倡導的泛歐大會在紐約舉行第五次大會，主張在戰後建立歐洲聯盟。1946年9月，丘吉爾在蘇黎世大學發表名為《歐洲的悲劇》的演說，號召“建立一種類似歐洲合眾國的組織”。1948年5月7日—10日，在海牙召開了“歐洲大會”，有各國代表大約800人，包括丘吉爾、赫里歐、范齊蘭、阿登納等知名人士參加。大會發表了《告歐洲人民書》，表示希望能夠有一個統一的歐洲、一個歐洲的人權憲章和執行憲章的法庭。聯邦主義要求建立一個擁有超國家權力的聯邦政府。二戰以後，聯邦德國首任總理阿登納和法蘭西第五共和國首任總統戴高樂，成功化解了兩個國家幾百年的仇恨。由法國和德國作為“發動機”帶動起來的“歐盟”組織，由于形成了統一的市場、統一的貨幣、組建了共同的議會乃至軍事力量，一個超強的地區聯合體橫空出世。

　　戰後歐洲的合作與發展，在人類歷史上是一個奇跡。布熱津斯基說：“我認為歐洲確實是個先行者，在美國有一種小看歐洲甚至用批判的眼光看歐洲的聯合，這是種誤導。……歐洲正在共識、平等和接受的基礎上，嘗試創造一個超越國家的機構。我認為從長遠的角度看，世界也會這樣組織起來。……所以歐洲的這個嘗試至關重要，這個嘗試的成功對我們共同的利益都有好處。……歐洲不是抽象的，它是國家間交往和人民生活變革的體現。”美國哈佛大學肯尼迪政治學院教授約瑟夫奈在接受訪談時指出：“歐洲聯盟在世界歷史上是一個獨特的嘗試。以前有過一些國家聯合起來建立一個聯邦，就像18世紀的美國。但是歐洲很獨特，它們沒有建立聯邦，而是建立了一個比其他國際組織關係更緊密的聯盟，而且各國並沒有丟失自己的國際地位。這種形式非常好，因為這消除了上個世紀導致歐洲國家相互鬥爭的競爭關係，從而避免了破壞性的後果。現在無法想象德國和法國會發生戰爭。歐盟會一直存在下去，它有益于歐洲的經濟和政治，會一直發展下去。一些人認為它會發展成聯邦，歐洲總有一天會變成一個國家，就像美國。但是我懷疑這種可能性，我對歐洲聯盟的發展是看好的，但是我不認為它會發展成單一的聯邦國家。”

　　歐盟統一的進程，比政治家的預測更為樂觀。2009年11月3日，歐盟通過了《里斯本條約》。隨後不久，又推舉了歐盟“總統”和“外長”，一個“歐盟準國家”出現在世人面前。

　　如果說，歐洲大國之間的關係，經歷了由戰爭競爭到聯盟合作、建立統一國家的歷史性轉變，如果說歐洲聯盟是二戰以後大國競爭的第一個偉大創造，那麼中美兩國今後50年的戰略競爭，將會有第二個創造，即創造出大國競爭新的文明模式。中美戰略競爭新模式的創造，將比歐洲聯盟的創造更加偉大。因為歐洲聯盟是“同質”聯盟，是相同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國家關係的創造，是在歐洲地區范圍的創造，有它的局限性。而中美戰略競爭新模式的成功創造，則是不同質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的兩個國家，在冠軍國家和潛在冠軍國家的戰略位置上所進行的具有深遠全球意義的創舉，必將為民主世界、合作世界、文明世界、和諧世界的構築做出偉大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