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象張賢亮
20年像羽毛一樣輕輕地飄起來,在這個喧囂的城市上空旋轉,它看見在遙遠的幹涸的農場里,章永璘正灌溉著自己的土地。那不是他的土地,因為他只是個勞改犯。那也是他的土地,因為那片土地屬于在它上面跌跌撞撞的每個人。有他,有黃久香,有張賢亮,還有我。
——引子
體校里的文化課是具有象徵性的,每周的兩個半天好像不是為了用新鮮的知識來飼養你,只是因為你一天到晚在大中小不同半徑的場地上跑來跑去,跑到想哭想吐想下輩子再也不做運動員這個職業之後,給你一個反悔的機會。或者就是為了在青春期里,一周有兩次有機會和異性並排坐一會兒,聊聊天。要知道,除了教室,被抓到和男生聊一次天的價格是5塊錢。90年代初,紫棕色的5塊錢還是張大票呢。
作為一個13歲就早早爬上高中的好學生來說,我進體校的時候還在眷戀課堂。可惜的是:體校的abc重新教過3遍後,還學不到標準的音標,以至于現在我都對此很模糊;化學倒是高中課本里有的,但只是冰山一角。你是不會指望在這里接受更多的文化教育了,說實話每天累得半死之後,你也沒更多的根須可以咋呼著來吸納那些養分。
不過我的青春還是在體校的盆子里蓬蓬勃勃地長起來了,雖然枝葉的縫隙里擠著些遺憾。張賢亮就是在那個盆子里生長出的遺憾。確切地說,他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是我的青春里的遺憾。在體校里,我好像沒有盼望過除此之外別的書。
小學就背了幾百首詩,從小就對寫東西感到親切的那個女孩的身體里,書卷的氣息隨著訓練時蒸騰的熱汗一點點流散。剩下唯一我能記住的,那時候想要讀的書。可笑的是,我是在20年後見到它的。這20年里我在幹什麼?好像沒有閒過。我不能想象如果我在那時候讀它,是否還會有今天的情緒。
當中國作協和國際臺開始了這個“作家與世界”的項目,當我意識到接踵而來的文人們會踏進我們在八寶山對面的門檻,而我,作為主持人還要心平氣和地跟他們說話,天哪,讓我怎麼心平氣和?真是很難心平氣和。
我看著手里幾十個中國作家的名字,像一只沒頭的蒼蠅胡亂地盤旋,衝進書店沿著長長的分類不清的當代中國文學的書架,看見有可能採到的作家的書,不論是不是代表作都惡狠狠地扒下來,帶走!像解氣一樣,閱讀的快感在地毯式閱讀中變得和吸塵器一樣讓人頭腦發脹四肢無力,找書的過程又如同尋找仇人並且把它消滅一樣充滿了使命感。我成了一個被任務衝昏頭腦的機器,好像決心和當代中國作家的書在這一個階段里勢不兩立,你死我活。
有一次,我看見了張賢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
我看了它一眼,它只是一小本,沒有兄弟姐妹,邊上都是些別人的東西。它孤零零地站在那看我。就像蘆葦叢盡頭的黃久香那樣安靜地看著我,這一看讓我的心跳停了半秒。
不過僅僅是半秒,我就走開了,頭也不回。我正在找莫言的《豐乳肥臀》。不是我挑肥揀瘦,不是上官金童比黃久香更吸引我,雖然上官金童金發碧眼又是異性。事實上我當時根本不知道上官是誰也沒聽過黃久香這個女人的名字,我完全沒有意識到她就是那個男人的一半。
我只是確知:莫言在一周之內會來國際臺,而張賢亮還在遙遠的賀蘭山下,想到他我就想到岳飛的《滿江紅》。
我離開沾滿了黃久香的雪花膏味道的書架,瘋狂地跑開了。找每一本書,每一本你確定的作品都是探險,再大的書店再暢銷的書你都有可能撲個空。我必須對《豐乳肥臀》全力以赴目不斜視。
第二周。
我充滿悔恨地回到原處,還是西單圖書大廈的二層,只為了一本書。要是上周知道張賢亮去重慶開會,而我們也會從北京追過去拽住一群作家包括他,我早就下手了。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呢?
我像點數的庫管員一樣一本本數過去。問二樓的工作人員和一樓的查詢臺,再問書架前的工作人員,再到旁邊的書架上點數,再去一樓的查詢臺。
“書架上要是沒有就是沒有。”
我帶著張賢亮的《習慣死亡》走出西單圖書大廈,作為《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的替代品。我拿它回家,但不想翻它,因為我剛剛認識它,我們不熟。而後者在我的記憶里存活了20年,並且有過擦手而過的一面之緣。我對于曾經的放棄感到垂頭喪氣,它一定是因為我像主人公章永璘一樣轉頭就跑而積怨很深。
20年前,在體校的的教室里,有個卷發及肩的男老師看著被窗框分成四片的灰色天空說:我喜歡陰天,因為陰天讓人遐想。
不知道為什麼,每逢陰天我就想起這句話。也因為這句話我開始喜歡陰天。
還有一個戴眼鏡的小個子男老師,教語文。他說第一次見到王朔,是王朔走到他們學校的主席臺上坐定了打算開始演講。可下面的同學還在等,因為大家不知道臺上的人是王朔。王朔的開場白是:“你們丫等誰呢?”我不知道這是不是眼鏡老師的杜撰。就像我也不知道他為什麼提了不止一遍的張賢亮。
這話語的碎片被眼鏡老師一遍又一遍地重復,以至于在那個沒時間讀書的青春歲月里雕刻下來,像是被埋在身體里的某個部位的寶貝,等著有一天憑一張藏寶圖來找到它。
我相信我回到西單圖書大廈的周六中午,它不在書架上是成心的。我20年里不找它不是成心的,可一周以後它消失則是成心的。
第二天我媽開著車,我們全家去中關村圖書大廈找它,在路上堵了一個多小時也是成心的。我抱著一群書從圖書大廈的四層衝下來,像一個搬運工那樣的跑到我們家的小C2旁邊的時候,等了半天的爸爸媽媽也不急。他們可真偉大。媽媽開車,爸爸把我手里的所有書審查了一遍:蔣子龍的遲子健的劉心武的等等一群書們。當然,它們都不是當務之急。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夾在中間,真薄,好像一口就可以被吞下去似的。
爸爸媽媽把車停在五棵松攝影器材城的門口。大門被擋住了,前後左右的車都在滴滴地叫喚,但誰也進不去。我自告奮勇去停車並且留在車里看車,其實是想賴在那看書。
幸福地找到了一個離出口很近的位置。
被我熄了火的機動車像從洶涌車流一側的冒出來的小島嶼,為了借助正在轉暗的天光我打開天窗。西四環輔路擁堵的路況通過忽前忽後的鳴笛聲從天窗流瀉進來,我翻開淡黃色素凈的書皮,它後面有那本薄薄的小書柔軟的軀體。
我在看之前遲疑了片刻。我在想這不是正經車位,所以我不能扔下車去洗手。我也可以回家洗了手再看,反正已經等了20年。又一周。另一天。
我不差再等多一會兒。
對。
不行,不等了。
很快,我帶著滿手書店里的灰塵,從西四環的定慧寺橋下來到了上世紀60年代的農場。我和田野上蹲著的孩子一樣用好奇的目光打量穿黑衣的勞改犯人。我離開隊伍看見蘆葦盡頭的黃久香。我突然意識到什麼叫做久違。
20年像羽毛一樣輕輕地飄起來,在這個喧囂的城市上空旋轉,它看見在遙遠的幹涸的農場里,章永璘正灌溉著自己的土地。那不是他的土地,因為他只是個勞改犯。那也是他的土地,因為那片土地屬于在它上面跌跌撞撞的每個人。有他,有黃久香,有張賢亮,還有我。
我第一次放慢了閱讀的速度,就像不舍得和心儀的人第一面就走近。我展開這個月份里被採訪繃緊的神經,輕輕地閱讀,輕得不打算驚擾任何一個書中的角色,哪怕是一溜水塘里的野鴨子。
放下書很久之後我不忍心讀張賢亮的其他作品,尤其是新作。我知道他現在的年歲。知道那個農場已經不再是農場,有一部分已經化身為張賢亮的影城。他在文學與商業上的雙重成功讓他不再是被黃久香熔化過的羞澀的膽怯的卻又充滿豪情的年輕知識分子。
就像我再也回不到那個跑來跑去的球場。在懷揣著榮耀的日子里,我們其實也和勞改犯一樣被剝奪自由,削成男女一樣的發型,在身體的極限里體會到存在,外面的世界一度在我們的視線里變得模糊和脫節。當然,我們懷揣著希望。和章永璘不同,黃久香不同,和張賢亮也不同。
站在那個時代的苦難面前,我突然感到在車水馬龍的馬路邊閱讀,也是一種巨大的撲面而來的幸福。
人是這樣的,在活著的過程中,會一再地對比。自己沒錢沒關係,但是小學同學發家了,對很多人就是個打擊。所以我一直覺得,今天的年輕人,應該好好看看張賢亮這一代人的作品,一方面學會知足,一方面更是去明白,自己還有多大的潛力可挖。
張賢亮最近的長篇作品是《一億六》,里面有個靠撿破爛發家的人。和賈平凹《高興》里的主人公不同,他們是同行,可張賢亮筆下這人卻撿著撿著就成了規模成了氣候。我有時候想,張賢亮當初下海,也是如此輕易地發家了麼?答案顯然不是這麼簡單。
我一直記著陳忠實的話,說文化人做文化產業,只有張賢亮能成功,因為他與眾不同。我問張賢亮你哪里不同?他說自己比別人經得起摔打。這讓我相信,曾經經歷的一切,不管是張賢亮寫在書里,還是留在書外的,都激發了他身體里巨大的能量,讓一個文弱的書生在勞改中找到自己的身體,在時代的劇痛中磨礪自己的心靈,又在經濟放開的環境里敢于重新定位。
沒有磨難的饋贈,一定不會有今天的張賢亮。
即便站在歷史的機遇面前,很多人也只能束手無策。這就像章永璘拋開生死堵住堤壩的瞬間,你說取決于什麼?
我採訪過的人很多,總有人問我一個八卦的問題。在你採訪的人里,誰最帥?那次採訪回來,我們幾個姑娘一致說:張賢亮。而他卻恰恰是那批作家里最年長的一位。
他的帥,是被時光釀出來的一壇酒,余味悠長。在這里面,有從容,有堅定,有不羈,有浪漫,有優雅。更多的味道,你必須要翻開他的書,去往他的影城,才能品得到。
書我已經看了,那片賀蘭山下的參蒼涼之地,什麼時候我的直播節目能放我離開幾天,去上一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