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來：浮華時代之中的本真質感（三）

時間:2011-10-14 15:26　　　來源：中國臺灣網

　　我不相信有來生　

　　《塵埃落定》十年後，阿來的長篇小說《空山》問世。如果說《塵埃落定》是封閉完整的故事，《空山》則像是綻開的花朵，共同的文化背景下，不同的人和事都指向 “一個村莊秘史”的重大主題。小說借助阿來對于藏族村莊深厚的體驗，揭示出那些被人漠視麻木的傷痛。而對于人與自然，政治與文化、宗教社會和諧與進步，這里也有深刻的思考。宗教，曾在阿來的作品中被屢屢提及，在他的成長里又構成了哪些影響呢？　

　　邱曉雨：你剛才提到佛教，你從小是在一個宗教的環境成長的，這給你帶來的影響是什麼？　

　　阿來：我自己原來的生活環境，我覺得給我兩個東西，第一我覺得造就了我跟自然的那種對話能力，或者是熱愛自然——說得更俗一點；第二個就是有宗教感，但是我這個人肯定是不拜菩薩。　

　　邱曉雨：什麼叫宗教感，敬畏嗎？　

　　阿來：宗教感我覺得就是一種對命運的敬畏，宿命感。　

　　邱曉雨：你相信有來生嗎？　

　　阿來：不相信。就是因為我也受一點現代科學的影響，覺得來生不能實證，沒有人能證明給我們看。聽說過，在佛經里看過，我大量的閱讀過佛經，當然誰不希望有啊，有肯定是一件好的事情，但是它也是兩說。如果有的話，你也得知道，現在即便是按照他們說，大部分人還是對前世不知道，不知道這個前世就沒意義，對吧。　

　　邱曉雨：你覺得不知道，還不如沒有？　

　　阿來：等于沒有，不知道就等于沒有，所以也許有，但是我們不知道，但是不知道就等于沒有。我倒是希望有，但是如果是老要一個高僧來告訴你說你是有的，我不知道你告訴我有什麼勁啊，我還是不知道。　

　　邱曉雨：你覺得在西藏整個地區，藏傳佛教對它的發展是什麼樣的影響？　

　　阿來：我相信它是弊大于利，不好的地方多。　

　　邱曉雨：在哪些方面？　

　　阿來：一個是所有的宗教，它趨向于那一種，希望這個社會是穩定的，穩定就是不變化的，這個跟我們今天的國家政府說的穩定不太一樣，我們政府說的穩定是老百姓不要鬧事，他這個穩定就是期望不變化，不變化。那麼它宗教解釋這個世界就更容易，因為他們描述的主要是過去那個世界，也是針對在那種世界狀況下人的心態，對他的宗教信仰不斷進行闡釋，然後讓人家相信。　

　　邱曉雨：就是說唱人可以講不變的故事？　

　　阿來：對，但是這個世界在變化。

　　知識分子的生活並不是為了討誰高興來活的　

　　阿來：我曾經在青海湖邊，我就跟一個活佛一起，青藏鐵路快開通了，把他拉在車里，我也在，路上我問他，我說這個鐵路好不好，第一天他沒回答，第二天突然他說，昨天你問我的話我現在回答：鐵路，對老百姓好，對宗教不好。他說的是老實話，當然這是我們作為朋友關係，對我來講，他並不是什麼宗教人物。　

　　邱曉雨：因為火車通往了現實。　

　　阿來：對，對，而且有人已經早注意到了，就是法國有一個歷史學家，他研究中亞或者中國北方，蒙古，包括西伯利亞的歷史，他寫過一本很有名的書——《草原帝國》。在中國有多種譯本，他其中就分析了幾個國家，第一個北魏，這是在我們山西創造大同石窟那個國家。北魏是鮮卑人進入到中原，在中國魏晉南北朝時期建立的國家。那時，北魏曾經是最強大的，文化也是最燦爛的。它的衰亡就是接受佛教，接受佛教就是不再進取了，立地成佛了。佛教的好處是平和，沒有太大的進取性與侵略性，但是就這個民族本身而言，他的進取心也隨之消失，進取心消失了，他就走向衰落，就失去了戰鬥意志。　

　　邱曉雨：你認為它會挫人的銳氣？　

　　阿來：對，但這個話不是我說的，是格魯塞說的，我只是同意。　

　　邱曉雨：他認為是挫人的銳氣。　

　　阿來：對，最後它慢慢衰落，最後蒙古人也是這樣。蒙古帝國，當然他失敗有很多原因，其中也是他在後期接受了西藏的佛教，也是慢慢慢慢就這樣了。其實西藏差不多也是，因為它是在最強盛的時代，最強盛的時代，7世紀、8世紀、9世紀，那個時候東邊是唐朝，西邊是波斯，他在這中間兩邊抗衡，而且差不多是三足鼎立的局面，經常跟波斯人發生戰爭，當然更頻繁的跟唐朝發生戰爭。但是後來他接觸佛教以後，慢慢慢慢失去這種戰鬥的能力，更何況他大量的人口出家，不從事生產，最後西藏沒有太大的變化，人口也開始遞減。當然我說的這些，藏族人大部分絕對都很不高興，過去我總是小心翼翼地說。但是我覺得一個民族，總歸得有人說一些讓大家聽不了高興的話吧。歷史本身的真相跟事實，總得有人把它說出來，現在我也想清楚了，知識分子的生活並不是為了討誰高興來活的，我們大概就是那種討人不高興的。　

　　關于“知識分子“這個詞，今天我們聽到它的頻率好像越來越低。不過在”作家與世界”係列深度訪談中，我們很難忽略它。有人認為莫言的《豐乳肥臀》中，主人公上官金童是一代中國知識分子的精神縮影。莫言也在節目里提到，膽怯和懦弱，是當代知識分子的通病，這讓我們不敢追求真理。王安憶則說，作家都是軟弱的，所以在真實的世界以外，虛構一個世界。而阿來，我不知道是藏族血液里的成分，還是在高高的寂寥的山村，在廣袤自然中的成長經歷，讓他敢于做一個討人不高興的知識分子。

　　希望和阿凡達一樣去往未來　

　　除了作家，阿來還曾經有一個不容忽視的身份。從1994年《塵埃落定》寫出至1998年出版期間，阿來離開小說進入另一種生活狀態。他從阿壩州一家雜志輾轉到了四川成都的《科幻世界》雜志社，並且編輯做起，逐漸成為《科幻世界》雜志社社長、總編輯。《科幻世界》也在阿來手里由一本雜志變為五六種，生長成為世界上發行量最大的科幻類雜志。盡管為了自己的小說《格薩爾王》，目前的阿來早已辭去了在雜志社的一切職務，但是他的這重身份，他對于科幻世界的熱愛，讓我期待他在下面的問題中，可以給我和其他作家迥然相異的答案。　

　　邱曉雨：沒有任何時空的妨礙，你想去往什麼樣的地方？　

　　阿來：其實也是未來，能跟阿凡達一樣，在以前穿越時空去一個一千年以後的，隔我們大概有十億光年的一個星球，看看另外的世界，地球上是怎樣的。　

　　邱曉雨：看看另外的世界，未來是什麼樣子。　

　　阿來：對。　

　　邱曉雨：如果跟一個活著的，或者死了的，虛構的，或者真實的任何一個人，你可以跟他喝茶聊天，你會選誰？　

　　阿來：我希望是一個音樂家。　

　　邱曉雨：為什麼是音樂家呢？　

　　阿來：因為音樂，它那種方式，可以不必開口聊天，我們可以喝茶，然後他把他最好的音樂帶來。　

　　邱曉雨：你是說你喝茶，他給你演奏嗎？　

　　阿來：不用演，大家一起聽它，比如說他可以帶個CD來，帶個什麼東西來，我們共同來聽他演繹的這個東西，也可以是作曲家自己的，也甚至可以是一個，比如說肖邦，比如說李斯特這樣的。為什麼這麼說呢？我們覺得語言在幫助我們交流，但是語言使人經常感覺到，有很多意思又在這個語言之外，光靠語言不能得到最充分的表達，後來我在現在所有的藝術形式當中尋找，我覺得音樂大概是比較好的方式。我自己現在差不多是一個古典音樂迷，我覺得這些音樂這樣的一個方式，它有點接近我在追求的那種語言想達到的這樣一個自然的狀態。　

　　邱曉雨：剛才你說過，有的電影畫面，其實不能完全把你書里的文字內容反映出來。　

　　阿來：對。　

　　邱曉雨：也有一個說法，文字的盡頭，音樂響起。　

　　阿來：對，我覺得可能音樂是，所以我覺得如果是放一段好的音樂，我覺得什麼都不用講。　

　　邱曉雨：知音嘛。　

　　阿來：比如說肖邦他彈他的《雨滴》，我想我就了解他了。　

　　邱曉雨：可以認為是你想跟肖邦見見嗎？　

　　阿來：也可以這麼說。

　　要關注文化的地位，而不是文化人的地位　

　　對于當今世界，對于中國社會，每個作家都有自己獨特的著眼點。在我們採訪到的作家中，很多都是“兩會”代表，作為文化屆的代表，他們會有各自不同的提案或者建議。身為四川省作協主席的阿來，就是在他到北京參加（2010年）“兩會”時接受我採訪的。在我們國際臺的錄音間里，他把自己在“兩會”上討論的一些話題，也帶到了我們的節目里。　

　　阿來：今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到文化問題，提了兩點，理論上我都很讚同，就是政府你做文化，基礎的文化設施，圖書館、博物館這些多建一點，不要賣門票，讓國民都受受這些教育，就在鄉村建一些小型的圖書館、文化站，都對。第二個呢，文化產業化，就是把所有可以掙錢的文化都推向市場，這個也對，也不對。對，當然，它應該能產生價值，為什麼不創造價值，經濟價值也是一種價值，但是我們推向市場以後，我們對文化產品的品質，應該有要求，就是政府的管理，你要跟上。現在一股腦兒把什麼都推向市場，結果是大量的低俗的東西泛濫，好像我們只有兩個標準，一個是GDP的標準，希望你創造價值，這個我不反對。第二個，我們中國好像只有對文化藝術的政治標準，不要反我們現行體制，別的我就不管，而放棄了藝術標準。沒有藝術標準，中國人慢慢都失去應有的品味了。這是真正重要的，我覺得有些時候，思想意識上有一點質疑，也不一定就叫反體制，要包容，要允許思想與思辨。　

　　文化產品要有品質，不是說老百姓不要娛樂，但是這個不能成為我們文化的主流，在任何國家都是這樣，這個不能拿市場經濟打掩護。如果什麼都用市場經濟打掩護的話，美國、英國這些國家，法國這些國家，他們都幾百年資本主義，那他就沒文化了。但是我們知道他們文化很高，市場化的，不要一推了之，就是我想我在文化界工作，這個情況感受頗深的。再一個，中國的文化體制改革也跟政治體制改革挂在一起，你別老改下頭，不改上頭。我們政府里頭，管理文化的部門，真是蔚為大觀，我們別的部門都可以合並，比如說信息部跟什麼部合並，大部之間的合並，就是政府減少部門，但是我們管理文化的部門是最多的，不就一個文化嗎，要這麼多部門管嗎？　

　　邱曉雨：要是你管的話，會留誰，還是說合並？　

　　阿來：就是合並，它的功能相應合並。你不要政出多門，就是別老改下面，不改上面，要改大家一起改。我覺得尤其在人大代表、政協委員這種層次上，我覺得要引導大家，現在好像有一個傾向，農民工你就代表農民工，當然要代表，但是我們應該關懷所有的事情。　

　　邱曉雨：除了剛才你提到的對這些文化問題的看法，關于中國的文化產業的發展，你有沒有構想過？因為你本身是這個行業里的人。　

　　阿來：構想？一個是，這個行業的人，國家有些相關政策之外，這個行業人自己要有點自律，就是我們這個行業，從事這個行業的人，要知道文化產品跟物質產品不一樣，它確實有精神屬性，它出來，除了它本身作為物質，一本書跟一個紙杯一樣，會賺一點利潤之外，它確實對人的情感、對人的思想，是或多或少是有影響的。但倒不是說一本書就把一個人改變了，但他日積月累，真會改變些什麼，所以，這個行業的人要自律。　

　　同時國家你既然有這麼多的管理部門，不要只管政治，也要管藝術。要改革，改革就是該管的管，不該管的少管。現在我們文化是管得太多，因為那麼多部門都要行使權利。而且行使權利，我們的經驗往往不是來幫助你，而是說這個事不能改，那個事不能改，或這個事要小心，到處插牌子，說這兒有地雷——大家看過《地雷戰》，通往目標的路上到處都可能有地雷——這個不大好，不能真正的解放思想。文化要解放生產力，首先要解放思想。而且我說過，我們中國兩次大的變化，近代以來，五四運動是從文化變革開始的，包括新時期，我們的思想解放運動也是從文化思想界開始的，但是現在我們的改革就只是關注經濟改革。五四運動又被稱為新文化運動，所以現在人不理解，胡適他們最早的文章，陳獨秀他們的文章是關于文學革命的文章，為什麼是從文學開始的，其實我們知道，是從思想界討論“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開始的，都是思想文化界的事情。　

　　邱曉雨：包括歐洲文藝復興也不僅僅是關係到文化。　

　　阿來：對，資本主義開始之前是文藝復興運動，文化都是先驅，但是現在我們把它看為文化是經濟的一個附屬的部分，降低了文化的地位，但是降低文化，倒是不在于說降低了幾個文化人的社會地位，最重要是降低了我們整個國民的文化素質水平。　

　　邱曉雨：不是文化人的地位，而是文化在人心里的地位。　

　　阿來：對，對，是這個。但是很多文化人沒有明白這個道理，就老在強調說你們降低了我們文化人的地位。我說跟文化的地位相比，文化人的地位算個屁。　

　　邱曉雨：所以要的是用更好的書，來提升文化在人心里的地位。　

　　阿來：對。

　　我越來越像一個作家了　

　　作為一個文化人，阿來的影響越來越大，也不斷地推動著文化的發展。從水電建築工地上的民工，到偏僻山寨的鄉村教師，再到大城市當中的一名編輯，阿來走了很多路。　

　　這當中，寫作是他一直的堅持，也是曾經讓他找不到著落的一塊土地。　

　　阿來的第一部小說集叫做《舊年的血跡》。那個20多歲的阿來，曾經在當時陷入茫然和懷疑中。他覺得自己不只是焦慮，而且是很恐怖。當文學從愛好變成選擇，他擔心自己能不能做這個行當，會不會成為一個什麼地區的文化館館員，終其一生。　

　　小說《塵埃落定》是阿來在1994年冬天寫完的，直到1998年3月才面市，中間的時間就是這本書在各家出版社之間的旅行了。因為當時沒什麼名氣，阿來只能四處投稿。結果十幾家出版社都是拒絕。1997年夏天，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幾位編輯到成都去找四川的一個作家鄧賢，聽說了這麼一篇稿子，提出要看看。阿來並沒有抱什麼希望，但是一個多月後，人民文學出版社告訴阿來，他們要出這部小說。　

　　邱曉雨：寫作一開始不是你的本業，這麼多年過去，現在你看，寫作給你帶來了什麼，帶走了什麼？　

　　阿來：我覺得寫作對我來講，首先是一個自我的教育跟矯正，其實我是中國人，對教育有一個，到今天為止，我覺得我們在爭論很多教育上的問題，首先是因為我們每個人對教育的理解有一個偏差，我們老覺得教育就是在學校里的。　

　　邱曉雨：教育就是被教育。　

　　阿來：嗯，然後就是在某一個單位公司開會的時候，都是被教育。對，你說得對。但是我覺得更重要的是，我們走上社會以後，根據自己在工作當中，人生當中遇到的一些問題，自己思考，自己閱讀，而且尤其是我們這個時代的人，我們在80年代的人，80年代，20來歲的人，我們從新時期開始，之前我們在學校里頭接受的全是錯誤的教育，尤其意識形態上的教育，我們受到的全是，甚至是反動的，反人類的，天天講鬥爭，歪曲的歷史，假的歷史，那麼我們到80年代，因為文學，我們開始大量的閱讀，這個時候才開禁了西方的文學。中國古典的文學，一打開，你突然發現所有這些東西跟我們原來學的都不對路，都是反的。那麼很顯然你要做一個判斷，哪個是好的，哪個是不好的，但是這個時候我們在我們的學校教育已經結束了。　

　　邱曉雨：開始自己教育。　

　　阿來：嗯，這個時候就是自己教育，所以我覺得文學對我來講首先就是自我消毒的過程，把過去身上攝入的毒素，思想的毒素，文化的毒素排掉，慢慢補充新的東西。如果沒有文學，可能我們就沒有那麼多的閱讀，沒有那麼多的思考，可能我們也就慢慢渾渾噩噩也就過來了。所以現在，甚至我看到，就是跟我們同時代差不多的人，有些人已經開始退休了，每天就到公園里頭去，還說什麼青春不悔，就唱文化大革命的歌，我慶幸，我沒有變成他們那樣的人；沒有變成他們那樣的人，倒不是說我沒像他們那麼老，那麼狼狽，而是我覺得我變成了另一個，這個世界上絕大多數人一樣，我在用世界上絕大多數人正常的方式感知這個世界，生活在這個世界上，這是文學給我的。　

　　邱曉雨：而且你用你的作品給別人去消毒。　

　　阿來：對，當然這個就成了一個問題了。因為早期文學僅僅是一種愛好，然後慢慢寫作，然後慢慢建立關于自己的文學的理念，真正的，我覺得到了30多歲，寫作對我就不再是一個愛好的問題了。　

　　邱曉雨：肯定是一個不斷需要審視自己的過程。　

　　阿來：對，所以我為什麼說要看鏡子，前天晚上我還在網上看一部美國的電影，那個女主角老站在鏡子面前看自己。　

　　邱曉雨：我也挺愛在鏡子面前照自己，不過大部分是臭美，不是審視自己，挖掘深層次的東西。最後有三個問題，也都是大家都要來回答的。一，這個世界上什麼最讓你恐懼？第二個，你覺得什麼是幸福？第三個是你隨便說什麼都行，這段訪談用你的話來做收尾。　

　　阿來：我覺得這個世界上最恐懼就是，我突然走在一個人群當中，非常多的人，但是每一個人都表情冷漠，每一個人跟每一個人都沒有任何的交流，比如說在某一個地鐵站，某一個廣場，我做噩夢都是這些東西。　

　　邱曉雨：真的做過這樣的夢？　

　　阿來：對，很多人，但是沒有一個人是你認識的，沒有一個人是你們可以碰一碰眼神的，沒有一個人是有微笑的，這個說明這個社會……　

　　邱曉雨：隔閡。　

　　阿來：嗯，隔閡、不信任，這個場景是，我覺得我很害怕的。幸福呢，我覺得我的幸福感就很小了，我覺得我越來越像一個作家了。　

　　邱曉雨：作家就一定要痛苦嗎？　

　　阿來：不是，我越來越像一個作家，就是我的幸福感都跟寫作有關係。我覺得我特別寫的酣暢淋漓，特別寫的心里頭有什麼東西，都能夠超越那種語言的束縛。今天如果能把他表達得很好，有些時候可能是一篇文章，有時候甚至就是一個字，一個詞，他就讓我覺得，我此時，我今天就很幸福。　

　　邱曉雨：希望你找到更多的幸福。我們這個節目，也是我們做節目的人的幸福，我們有多幸福，就依賴你了。今天最後的結尾，是用你的話，說什麼都可以，隨便說什麼。　

　　阿來：今天談的是文化、文學，我們中國人是一個非常講究協調人與人之間關係，希望建立好的人際關係，溝通關係的一個民族，但是到了今天，我們好像對這個事情的理解有了偏差。我們就覺得，建立這個良好關係就看我們整天要在一起酒肉酒肉，給領導送禮，但是我們放棄了在另外一個層面上，精神層面上的交流，越來越多的人，我們放棄了在感情層面，精神層面上的溝通，所以我們很多人也放棄了閱讀，因為閱讀是一個，幾乎沒有什麼界限，你可以跨越很多障礙，與很多你平常不可能去溝通的，了解的人交談，溝通的方式。通過這種方式，擴張我們的視野，擴張我們的心胸，讓自己不能成為一個偉大的人，不能成為一個崇高的人，但是也可以盡量的接近崇高跟偉大，或者是多多少少偶爾領略到一下偉大的崇高意境是一個什麼樣味道的一個途徑。所以我覺得，我有一個很樸素的願望，就是中國人都能多讀一點書，多讀一點好書，因為確實這個是唯一可以跟這個世界最優秀的人交往的唯一的一個最有效的方式了。　

　　如果說讀書是和作家的交流，早在見到阿來之前，我已經在《塵埃落定》里20世紀40年代的四川阿壩地區見到過阿來，從《格薩爾王》晉美的歌中聽到阿來。之後，在直播間里，我看見阿來的真人。　

　　阿來的博客也是阿來的一部分，那里有很多植物，大部分用長焦拍攝，所以像他的小說一樣充滿了細節，以至于一簇月白色的早櫻因為招展的花蕊，看上去毛絨絨的。而那些遠遠的，在構圖里有整棵樹的花朵們，比如貼梗海棠，則紅得很妖冶。阿來有一篇題目叫做“梅”的博客，除了一簇梅花的特寫，只有一句話：“早晨，看見對面的屋頂濕濕的。”　

　　阿來說，他最近有個打算，是去拍攝青藏高原上那些大家都不熟悉的植物。說起那些植物他馬上充滿神採。北京離西藏很遠，但是有阿來，讓我們覺得那塊神秘的土地，好像一點點地離近了。

編輯:劉承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