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 左宗棠勢力統治下的杭州

　　治理浙江

　　同治三年二月二十二日，也就是公元1864年3月31日，左宗棠率軍攻下杭州城。左宗棠進城後，只見繁榮的杭州城此時破敗不堪，四面八方皆是屍體，心中不禁一陣感慨：“上月，聽人言及杭州過往興盛，今日一見真是令人寒心。”他回身對蔣益澧說道：“你速去為我找來杭州故官員，我要問問具體情形，並將叛匪一二頭目押來。”“是。”

　　經過左宗棠的詢問，杭州城原有人口81萬多，而如今只剩下了七八萬人。之前的杭州城買賣興隆、鋪戶興旺，而如今商業凋零、潰敗。城中七八萬人因長年戰亂，大多骨瘦如柴。因為饑荒，許多地區都出現了人吃人的狀況。江浙一帶人肉生意興隆，富家富戶們以每斤120文的價格購買人肉充饑，而貧窮之家則只能餓死。

　　左宗棠聽罷，對蔣益澧說道：“戰亂百姓最苦，得民心者得天下呀。叛匪之所以猖狂就是因為天下有許多百姓無法生存被迫加入其中，現在我們要做的就是跟他們搶人。只要百姓能活命他們就不會跟著造反。凡我楚軍，絕不能侵害百姓。再次嚴明過往軍令，擅入民宅者殺，販賣人口者殺。另外，把我們的一些軍糧分出一部分去賑濟災民，先解燃眉之急吧！” “遵令！”

　　左宗棠在杭州開始著力改善民生。早在駱秉章幕府時期，為了籌糧、穩固後方，他就積攢了不少處理地方政務的經驗。其實，這些經驗即使在今天都不過時，放眼世界，其實都是如此，戰亂平定後都會採取類似于左宗棠的辦法醫治戰爭創傷，不同的地方就是醫術的高低。

　　當杭州被攻克後，太平軍勢力迅速萎縮。到了6月16日南京被攻克，杭州已經日漸穩定。11月份左宗棠前往福建指揮戰鬥，他在杭州呆了九個多月的時間，期間浙江政務穩定。因為，江蘇和浙江非常近，當時的百姓和官員們經常拿他們作對比。其結論就是，浙江比江蘇在百姓生活、地方政務方面要強得多，甚至連左宗棠的政敵都不得不承認，浙江比江蘇在那時要好上數倍乃至十倍。

　　杭州被攻下，使得左宗棠的仕途生涯進入了新的境界。首先，隨著左宗棠勢力的形成，左宗棠與李鴻章、曾國藩的矛盾日漸加深。其次，佔領了杭州之後，左宗棠的為政理念得以貫徹。在左宗棠三十多年的政治生涯中，其大部分都是軍旅生涯，只有短短的四五年時間是我們觀察他為政理念的時間，而在杭州的九個月以及日後在蘭州的歲月，成為最主要的兩個時間段。因此，本節必須要費一些筆墨來記述這九個月。

　　杭州是左宗棠率領楚軍出師浙江兩年後拿下的重要城市，期間的波折與驚心動魄我們只能寄語筆墨。

　　1862年1月23日，身為浙江巡撫的左宗棠，奉命督辦江蘇、安徽、江西、浙江四省的軍務，進兵浙江。與此同時，曾國荃率湘軍主力由安慶東下進攻天京（南京）；李鴻章率剛剛組建的淮軍由上海進攻蘇南。三路大軍共同剿滅太平軍。其後，順勢向浙東戰場進發。

　　最終，浙江方面的決戰于1862年2月開始。忠王李秀成、侍王李世賢兄弟對陣李鴻章、左宗棠。李世賢以金華為中心，以20萬兵力布防于浙西、浙東。楊輔清活動于安徽浙江交界處伺機進軍。楊輔清因為楊秀清的關係，怕不容于洪秀全，便帶著自己的軍隊遊離于此。但這對于晚清政府方面卻帶來了更大的不安。

　　此時的左宗棠已經大不同于之前，作為獨當一面的封疆大吏，他的軍事才能開始盡顯。例如，清廷給予左宗棠的進攻戰略為：立刻進入衢州，之後收復金華、建德（當時叫嚴州），之後攻取杭州。

　　左宗棠卻認為，太平軍的用兵策略是採用圍困、斷後路的方式，因此，如果立刻進入衢州必為太平軍所圍困。正確的做法應該從婺源進入浙江，先攻取開化，把後路打開之後，命老湘軍由白沙關進兵保住廣信，作為固守衢州的守備軍。

　　除了更改清廷的作戰計劃外，對于清廷的一些其他計劃，左宗棠經常以正值戰亂，瞬息萬變下沒有考慮清楚，或者情況不詳等拖延清廷的作戰計劃。自2月到6月，因兵力不足，左宗棠與李世賢周旋于浙西戰場，或敵進我退，或堅守城池。到了7月份，隨著兵源的增進，左宗棠于7月份開始與李世賢大戰于金華。

　　7月19日福建記名提督秦如虎攻佔金華南面門戶麗水（當時稱處州），8月浙江布政使蔣益澧和廣西左江總兵高連升率8千人與左宗棠會合。8月13日左宗棠親率大兵圍困金華，之後從北、西、東三面進攻湯溪。湯溪戰役開始。

　　而這時，李世賢奉洪秀全之命領兵7萬馳援南京。兵力空虛後，左宗棠相繼攻陷金華外圍城市。11月14日攻陷建德，金華被徹底孤立，太平軍戴王、首王、梯王迅速領兵10多萬馳援金華，忠神天將李尚揚前往前線負責指揮。

　　1862年2月20日湯溪陷落，李尚揚被俘，太平軍開始撤退，金華不戰而敗。其後，金華東部六縣的太平軍也開始撤退。3月中旬左宗棠移營建德，準備攻打杭州的門戶富陽。

　　1863年3月18日，清廷命左宗棠為閩浙總督兼署浙江巡撫，湘軍集團勢力達到頂峰狀態，而與此同時，左宗棠集團的勢力也正式誕生。1863年的清朝共有八位總督，其中五位是湖南人：直隸總督劉長佑、兩江總督曾國藩、雲貴總督勞崇光、閩浙總督左宗棠、陜甘總督楊載福。下面我們就將1864年以後，湘軍勢力的歸屬進行粗淺的劃分，沒有說明者皆與曾國藩、李鴻章一

　　係較近。 

　　姓名 出身 籍貫 任職 

　　曾國藩 進士 湘鄉1860年任兩江總督 

　　左宗棠 舉人 湘陰（楚軍） 1861年浙江巡撫，1863年閩浙總督 

　　劉長佑 拔貢  （江忠源係，與左氏接近） 1860年廣西巡撫，1862年閩廣總督（直隸總督） 

　　唐訓方 舉人 常寧1862年安徽巡撫 

　　劉蓉 附生 湘鄉 （楚軍次帥） 1863年陜西巡撫 

　　郭嵩燾 進士 湘陰1863年廣東巡撫 

　　楊岳斌 行伍 善化1864年陜甘總督 

　　劉坤一 廩生 新寧 （江忠源係，與左氏接近） 1865年江西巡撫，1879年兩江總督 

　　曾國荃 貢生 湘鄉1865年山西巡撫、1881年陜甘總督 

　　蔣益澧 文童 湘鄉 （楚軍，羅澤南部） 1866年廣東巡撫 

　　楊昌濬  附生 （楚軍，羅澤南部） 1869年浙江巡撫，1883年閩浙總督 

　　劉典 增生 寧鄉 （楚軍） 1868年陜西巡撫 

　　陳士傑  拔貢 桂陽1881年浙江巡撫 

　　劉錦棠 監生 湘鄉 （楚軍，羅澤南部） 1884年新疆巡撫 

　　李興銳 瀏陽1900年廣西巡撫 

　　由上可知，湘軍集團共有15人在六七十年代成為巡撫以上官員。然而，左宗棠嫡係楚軍勢力連羅澤南、江忠源都不如。那麼，在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初期的楚軍集團中，主要有哪些人呢？他們是：

　　蔣益澧（1825-1874）、劉典（1820-1879）、胡光墉（1823-1885）、楊昌濬（1825-1897）、劉松山（1833-1870）、王德榜（1837-1893）。

　　左宗棠率領著他的楚軍集團攻城略地，朝著他們的權力巔峰進發。1863年四五月間，太平軍方面在浙江戰場只剩下了杭州、湖州兩大戰區。而要攻下杭州，必須先攻下富陽。由此，富陽戰役開打。

　　太平軍方面，調汪海洋從杭州來到富陽組織抵抗，與此同時，陳秀成調江蘇戰線的陳炳文馳援，由陳炳文負責指揮杭州地區所有太平軍。經過四個多月的苦戰，富陽仍然固若金湯。為了避免落在李鴻章後面，左宗棠決定調常捷軍相助。

　　8月7日，楚軍、常捷軍急攻富陽。在洋人的大炮攻擊下，富陽城被轟塌，8月8日富陽被攻佔。這一戰，左宗棠真正認識到了洋人武器的優異，從而加快了自己倣制洋槍洋炮的步伐。楚軍開始圍困杭州，左宗棠又命令黃少春由安徽戰場回浙江，集中兵力猛攻余杭。

　　然而，左宗棠的做法使得左曾李三人矛盾激化。黃少春部本來是奉左宗棠之命輔佐曾國荃進攻南京，阻斷南京的後路。結果該部調走後，曾國藩認為太平軍余部大規模逃出包圍圈，其罪責應由左宗棠承擔。同時，對于李鴻章插手浙江戰局，左宗棠更為不滿。再加上對于淮軍軍紀松弛的不滿，更使得左李二人之間的關係日加生硬終至決裂。

　　左李比拼的結果是江蘇巡撫李鴻章于1863年12月4日收復了蘇州（1864年5月江蘇全部收復）。顯然，在眾人面前左宗棠落後于李鴻章，更令左宗棠生氣的是，1864年2月李鴻章竟然命令淮軍程學啟部進攻浙江太平軍，幫助身為浙江巡撫的他收復浙江。

　　1864年楚軍于2月24日攻佔了杭州，同時，康國器率領粵軍佔領余杭。進入杭州後，左宗棠立刻作了以下工作解決民生問題。

　　第一，號召有錢人出錢賑災。令左宗棠沒有想到的是浙江一些富豪竟然拒絕幫助百姓。早在同治元年（1862年）上海道吳煦，在浙江富豪楊坊等人的幫助下，和美國人華爾一起組建了常勝軍，這4 500多人的武裝配備的資金大多為蘇浙富豪捐贈。為此，楊坊、毛象賢、俞斌等還為此得到了官銜。李鴻章的淮軍之所以進軍速度較快，其主要原因就是武器先進。

　　左宗棠本以為這些有錢的外國人都給捐錢，中國人自會踴躍，哪里想到，當左宗棠號召他們捐款的時候，這些人竟然以各種理由少捐乃至不捐。為此，左宗棠在上奏彈劾他們之余，強令他們去籌款買糧運回浙江。

　　第二，自己出資為災民買糧。為了統一賑災事宜，左宗棠設立賑撫局並從自己的兩萬兩養廉銀中拿出200兩寄回老家，其余用做軍費和賑災款。

　　第三，上奏減免賦稅的同時改革弊政。因為不僅僅是晚清時期，整個封建社會官吏們都在正規賦役之外，以各種手段掠奪百姓的錢財。例如漕糧浮收就是惡政之一。農民和一些糧商、地主等有余糧的人，按照每年繳納二石到四石繳納。官吏們通過提高損耗（運糧過程中必然會有人吃、鼠吃、腐爛等情況。因此，會多運一部分糧食作為損耗）額度等手段掠奪百姓。

　　市民以及商人可就更倒霉了，他們沒有余糧，因此，就需要交錢。本來每石糧食折價兩千文，但他們卻以各種理由，如米價上升等要求折價七八千文乃至十兩紋銀。如此情況下，官吏們得到的浮虧額與實徵額的比例有時候可以達到3比1。

　　再比如鹽政。因為鹽是生活必需品，所以，主管鹽務的官員、衙門和地方官員、富商等經常串通高價賣鹽。而且大部分鹽稅都會落入權貴階層手中，中央財政和百姓都得不到好處。為此，左宗棠借鑒陶澍的方法，開始實行票鹽制度。地方小民小販可以去州縣領取賣鹽執照，憑著執照去鹽場買鹽。這樣，中小商人介入之後，競爭加劇，權力階層顯然無法在市場中戰勝中小商人。為此，他們希望借助權勢力量，而取得權力最主要的手段就是行賄。

　　第四，將巨額行賄變成賑災款。鹽政衙門為了讓左宗棠幫助他們繼續壟斷鹽政，向左宗棠提供了萬兩白銀。與此同時，海關稅務部門也向左宗棠行賄8 000兩。而這些錢都是符合當時官場慣例的，包括曾國藩等許多官員對于鹽政、稅務部門的這些名正言順的錢都會照收不誤。除此以外，各種不符和規定的錢財也大筆流入。

　　以曾國藩在兩江總督任上期間每年可得十八萬兩收入看，作為閩浙總督的左宗棠盡管收入會少，但絕不可能少到10萬兩以下。而這些錢都是地方一些“肥”部門和富商富戶提供的。這些巨額收入中有的是中央政府認可的例如養廉銀（兩萬兩左右），有的則是中央派駐地方的衙門、地方衙門等的上敬（其間，鹽政衙門是最富的，對總督、巡撫等動輒萬兩）。

　　左宗棠在當時軍費短缺、中央財政撥款不及時的情況下，接收這些潛規則的灰色收入，給家里留了幾百兩銀子後，便將其余所有的錢捐給了災民，充當了軍費。這也是楚軍軍紀相較于其他派係好的主要原因，主帥敢于節儉部眾哪敢為非作歹？

　　為了振興浙江，左宗棠在農業方面大力實施屯田開墾政策，希望軍糧能有一部分自給自足；由政府免費發放耕牛；積極進行經濟作物桑棉的種植，由此增加農民的收入。他還整理修建水利設施，沿海地區面臨著海水侵蝕的威脅，左宗棠想盡各種辦法籌集了20多萬兩白銀，由按察使段光清臨時修建土堤防止海水侵擾。

　　在商業方面，左宗棠通過積極進行招商引資、降低商業稅、增加商販活動區域等方式，使杭州等地的商業活動逐漸恢復。

　　積極與清廷當局的腐化行為作鬥爭。晚清統治者不如晚明甚至南宋統治者的主要特徵之一，就是皇族在國家危難之際仍然繼續無休止的享樂。以杭州為例，杭州織造局負責浙江全省的關稅，每年的十多萬兩白銀直接供奉皇室。

　　為了解決浙江的民生問題，左宗棠強勢出擊，要求晚清政府停止徵收關稅，將截留下來的關稅用做民生。清廷和織造局負責人雖然不滿意左宗棠的做法，但鑒于其功績不得不同意。而織造局本身在浙江，顯然如果不與地方當局搞好關係，其本身也很難運營下去。因此，織造局不得不同意強勢的左總督的要求。

　　當然，以上政策和行為是在治理好軍事之余進行的，而彼時，左宗棠的主要工作還是跟太平天國作戰。1864年的戰爭天平已經完全擺到了晚清政府一方。6月16日南京被攻佔，洪秀全之子洪天貴逃到湖州，黃文金、洪仁玕等人也撤退到湖州，清廷與太平軍的最後一次大戰爆發。7月27日湖州失陷。然而，對于淮軍郭松林、潘鼎新、張樹聲等的不請自來，左宗棠一直心有不甘。

　　其後太平軍李世賢、汪海洋部率領20萬大軍進入福建。左宗棠立刻命令黃少春、劉明珍、康國器、劉典、高連升等迅速前往福建福州防守。其後，11月27日左宗棠前往福建親自指揮戰事。

　　1865年初，太平天國余部撤退到廈門、漳州一帶。左宗棠立刻命黃少春、王德榜，李鴻章命郭松林、楊鼎勳猛攻漳州。左宗棠于4月15日來到福州指揮作戰，6月李世賢被汪海洋殺死，清廷下令加封左宗棠管制廣東、福建、江西三省軍事。7月汪海洋逃往廣東，左宗棠率軍進入廣東。12月12日嘉應戰役開始，22日夜嘉應城失陷。

　　1866年2月18日，左宗棠從廣東回到福州閩浙總督衙門，太平天國運動徹底失敗。自2月份開始的7個多月，是左宗棠為政福州時期。期間他開始了左氏洋務運動：修建福州船政局、建立了第一家海軍學校。在此基礎上形成的馬尾水師，也成了中國近代海軍的雛形之一。通過這一偉大行為，則透露出左宗棠的睿智，也打破了左氏只重陸防的謠言。

　　就連一向同左宗棠交惡的趙烈文也不得不認為：“在浙江，紹興居民皆已復業，蕭山諸境，民船夜行，櫓聲相應也，杭省百廢俱起，復城未兩月，已議及海塘。各郡之漕皆減定，頌聲大作。以此觀之，左之吏治實勝李（暗指李鴻章）十倍。”

　　然而，這種努力陡然間被一件重要且緊急的事情打破了：南方太平天國運動被剿滅後，北方數省的農民起義、西北少數民族起義、西北外國殖民侵略戰爭同時爆發，晚清政府統治再次處在風雨飄搖中。湘軍、淮軍必須北上，否則，清廷統治將難以為繼。作為封疆大吏的左宗棠，其實對北方發生的事情早有觀察，特別是新疆。

　　彼時，北方大地，也就是今天的新疆、陜西、甘肅（寧夏、青海歸屬甘肅管轄）大亂有著深刻的歷史原因和現實原因，在那里有四個國家九方勢力進行著角逐，問題異常復雜，稍有不慎，即使平定之後，也會因為仇恨加劇災亂。

　　西北的混亂必須要由重臣、能臣解決。當時，曾左李最合適。但因為曾國藩地位和年齡的原因，就得從左李二人中選定。最終，左宗棠被選中前往西北。然而，因為船政局的事務，左宗棠數次請求延期出徵。待三顧請來林則徐的女婿沈葆楨、制訂船政局各項章程、挑選廠址等問題解決後，左宗棠最終于1866年11月16日離開福州。

　　圖片說明：李鴻章（1823年—1901年），直隸總督、北洋通商大臣，謚號文忠。此公與左宗棠“周旋三十年”，二人在軍事、治國、強國、民生、洋務運動如何開展等方面都有著嚴重分歧，特別是海防與陸防問題上，二人最終到了“水火不同爐”的地步。

　　李鴻章是單一海防派的代表，左宗棠是海陸並重派的代表。盡管，有著嚴重分歧，但二人卻同屬于改革派。

　　左宗棠的一生最為得意的一筆，許多人認為是收復新疆。整個晚清的歷次對外反侵略戰爭中，唯有對阿古柏作戰徹徹底底地取得了勝利。然而，今日又有人卻說，阿古柏不過是一幫土匪而已（李鴻章早就這麼說過了）。對于這一點，我覺得好笑。中國男足幾十年來高喊衝出亞洲，然而，唯有米盧方才使這一口號變為現實。結果呢？許多中國球迷都認為是運氣而已。

　　要知道，左宗棠收復新疆僅用了一年半的時間，而康雍乾三朝用兵七十多年。乾隆二十年到二十四年展開與阿古柏決戰，整整用了四年的時間才收復新疆。所以，有對比才能顯出價值。

　　說米盧和國足並非跑題，而是兩者在本質上都代表著國人的一種劣根性。看著別人取得的成績不符合自己的理想，就把別人說得一無是處。偌大的中國唯有左宗棠敢于平西北（李鴻章說太難），大部分政治精英皆說棄（不管是暫時還是永久，李氏認為新疆不過是肢體），而左氏卻說復。敗仗一個接一個，這一個小小的勝利雖然不宜過于讚揚稱頌，但也不應該貶低。

　　自本章之後，李鴻章和左宗棠這兩個政壇冤家將頻繁出現。兩個都是一心為國的人，但他們所走的道路可以說截然不同，最終兩人的關係到了水火不相容的地步，甚至有民間傳言：左宗棠是被李鴻章害死的。

　　二人紛爭三十載，誰對誰錯，後人自有評論。

　　第二章1875，西北狼煙起，軍歌嘹亮

　　新疆自古即為中國領土，然而，自康熙以來，朝堂之內就有一種新疆無用論的觀點。被今人津津樂道奉為官場楷模的中興三傑中，竟有兩位持此觀點。拋開諸如天然氣、石油等這些現代人才會注意的自然資源外，僅棉花的經濟效益和戰略效益就非常可觀。

　　自康熙中葉起，全國處于基本穩定狀態，全國范圍內的人口遷移已然形成。隨著西北開荒耕種興盛，西北出現了一定的繁榮景象。康雍乾三朝對準噶爾用兵長達七十多年，最終在乾隆二十四年收復新疆。到了乾隆中後期，形成了西北商業主幹道。這條主幹道就是古城-歸化-張家口，即新疆古城-內蒙古呼和浩特-河北張家口。

　　華北通往新疆的物資有六七成經此運往新疆。古城北接外蒙古的科布多，西可達綏來（由此分別連接伊犁、塔城），向南由吐魯番到疏勒（喀什），呼和浩特向北通外蒙古。因此，這條商道上蒙古的皮革與西北的糧食交換買賣興盛，呼和浩特的產品又可運往山西。因為這條商道過于繁華，所以嘉慶年間將呼和浩特對蒙古的貿易地點轉移到了綏遠。張家口則主要針對東北、華北，由此，北部大商道形成。

　　除了這一條商道外還有一條更大的商業路線，即新疆烏魯木齊—蘭州—漢口—上海。由烏魯木齊出發東行到古城，繼續向東到哈密，過了哈密東達甘肅的安西州，由安西向東南走向蘭州，到涼州府轉運後向南到狄道州道，之後一分為二，一條去往重慶，一條去往漢口。

　　由此不難看出，新疆並非有些人所說的無用。山陜商幫的興起原因之一也就是商業。其實，新疆曾經的繁榮情況可通過乾隆時期陜甘總督的奏折（詳見附錄《陳嘉峪關外情形疏》）窺之一二。可以毫不客氣地說，大凡說新疆無用的官員本身就是無用，因為治國無能才甘于放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