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 四國九方戰西北，欲平西北先滅捻

　　賽神會上的神燈

　　十九世紀五六十年代，北方某地一個大型廟會上，一場陰謀與反陰謀正在進行著。這個廟會是某省規模最大的一個廟會，每年六月二十開始，二十九開始唱大戲，七月初六閉幕，長達半個月，參加的人每天就有兩三萬，最高潮就在閉幕的前兩天，參加的人每天可以達到四五萬。

　　而當時的中國正處于天災人禍導致的全國范圍內的民亂、遭受外敵入侵的危險時刻。越是危險，朝廷的稅收越嚴重，貪官污吏就越多，百姓難以維持生計的現象就越頻繁地發生。最終，一場大規模的民亂就在那時開始醞釀了。

　　戲班內，人們在談論著廟會上該上演哪些節目，舉事的時候以什麼戲為信號。“宋大哥，咱們不能不反抗了。你看看那些富戶們，給當官的行賄後非但少交稅甚至不交，還把應該交的稅都放到我們這些窮人的頭上。這樣下去，我們不是餓死就是被逼死。橫豎是死，決不當餓死鬼，決不當窩囊肺，要死也要像個老爺們的樣兒，死前也給家里頭賺些糧食，娃們叫爹不是白叫的。”

　　“是呀，宋大哥，咱們不反抗的話，官府就要在廟會那天大開殺戒了。我聽縣衙里的兄弟說，上邊要在廟會的時候，捉拿我們這些進入黑名單的人，而且要當著百姓的面兒殺掉我們，說是要給暴民以震懾作用。現在，該是我們這些窮苦人行動的時候了。”

　　被人稱為宋大哥的男人，眉頭緊鎖。“嗯。我想也是，到時候了。但我們還要和官府繼續談判，要他們趕快賑災。如果他們不同意的話，我們就造反。大家聽我信號，如果那天臨時增加鐘馗戲，而且會唱這麼一句‘我也曾朝中為官，卻不想被那姦臣所害。閻王命我為世間驅鬼，我更想殺盡陽間的魑魅魍魎’時，大家一齊動手，殺貪官滅富戶，斬盡讀書人！”

　　宋大哥說完，把一小張麻紙捻成了細圓錐形，撥了撥即將滅掉的燈，之後，又點燃了麻紙將另外一盞燈點燃。“從今以後，如果有人問我們是什麼人，就回答他捻黨”。

　　捻軍（捻黨）農民起義，從許多資料上看，其組織、信仰等都比太平天國起義要落後得多。其主要特點就是殺貪官、攻擊富人。因此常常被人看為是遊民組織。更為嚴重的是，捻軍對于儒家、對于讀書人非常蔑視，更使得他們在歷史上的名聲有些不好。俗話說“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捻軍之所以仇視讀書人，其主要原因就是一些並沒有考取功名的讀書人，在鄉間做幫閒的時候，經常為富人收租並提供剝削民農的主意。大凡農民起義基本上都是因為生存權受到了威脅的無奈之舉。造成農民起義的主要責任就在統治階層。而自從太平天國運動被剿滅之後，南方農民起義轉入了低潮。可因為北方軍事空虛、稅收和搜刮嚴重等原因，所以，北方的農民起義反而進入了高潮。

　　為此，1866年10月，左宗棠以陜甘總督的身份進兵西北。而這時，遍布半個中國的捻軍起義正處方興未艾之際，特別是西捻得知東捻被圍後，迅速從西北回軍救援。他們採用圍魏救趙的計策，進攻北京。盡管西捻大部分回撤，卻有少部分軍隊繼續與清軍、湘淮軍進行戰鬥。因此，當時的西北地區情況非常復雜。如果將西北情況放在更大的環境中考慮的話，西北問題的嚴重超過想象。

　　國際國內險惡形勢

　　西北問題既有國際因素，又有國內因素。國際因素是歐洲在此時處于相對和平階段。當時，歐洲分為兩大陣營，英法對陣普魯士、奧地利、沙俄，雙方實力相當。因此，歐洲各國把主要軍事力量都放到了對亞非拉的擴張上。作為當時世界第一強國的英國和歐洲憲兵沙俄，在對外立場上既合作又抗爭。在中亞地區，英國、俄國、浩罕國便與中國發生了侵略與反侵略的鬥爭。

　　在這種大環境下，又有英國和俄國的紛爭，俄國和阿古柏的爭鬥。不明確這一點，我們就不能理解左宗棠收復新疆之難。

　　國內形勢更加險惡。參加角逐的有：清廷和起義軍兩大類。起義軍包括漢族農民起義、苗族和回族農民起義。漢族農民起義有太平軍和捻軍的余部以及西北地區的起義，如陜西的董福祥。清廷方面則有官軍、湘軍、其他地方軍等。

　　當時，太平天國帶動了全國各地農民、少數民族起義，西北有陜甘回族起義、西南有雲貴苗族、回族起義。而統治階層內部存在各種衝突：中央軍與地方軍的衝突；滿漢官員衝突；地方軍之間的衝突等。特別是當時清軍實力最為雄厚的湘淮軍的衝突在此時也較為激烈。除此以外，湘軍內部也有老湘軍、楚軍、淮軍三大係統間的矛盾，淮軍與淮軍的衝突、楚軍與淮軍的衝突等。

　　湘楚淮軍的衝突同時代表著政治權力的劃分，以前人們常說李鴻章和左宗棠的衝突，而其實在這一階段曾國藩和李鴻章的衝突也逐漸增多。李鴻章勢力的快速上升，使得曾國藩的勢力范圍逐步縮小，特別是淮軍只聽從于李鴻章，曾國藩根本無法調動，使得戰鬥力大打折扣，這也是湘淮軍在平捻作戰中起初失利的主要原因。

　　清廷的財政窘迫

　　為了鎮壓各地的農民起義、少數民族起義，晚清政府在財政方面捉襟見肘。那時每年的晚清政府財政收入在五六千萬兩，然而鎮壓少數民族的軍費卻佔有巨大的數目，再加上第二次鴉片戰爭以及和各國簽訂的賠款更使得晚清政府的財政收入難以為繼。

　　第二次鴉片戰爭賠款數額：英國商人200萬兩，軍費600萬兩；法國商人100萬兩，軍費700萬兩。除了一部分作為撤軍條件外，剩余部分海關收入每三個月一期分期償還。

　　除此之外，在左宗棠攻略西北的十多年里，還有其他一些小型賠款。例如1874年日本退出臺灣賠償50萬兩，還有1858年賠償俄國30.25萬斤茶葉。如果說這一時期對外賠款總計賠款在2 000萬兩左右，還不足以產生致命影響的話，那麼龐大的官員、官吏薪俸則屬于大頭。以八大總督為例，這些一品大員的年收入皆在10萬兩以上，而能與總督薪俸比美的還有諸如漕運總督、主管鹽務海關等各類衙門的總督大員等。這些一品地方大員的年收入就達到一百五十萬兩以上，因為他們的收入中僅有大概五分之一由中央財政以養廉銀發放，其余都是地方供給。所以這勢必擠壓地方軍費、對民生的投入。

　　這些一品大員的收入佔據官員收入的十分之一。為此，全國官員的薪俸、皇室享樂等又佔據了兩三千萬兩。

　　每年的財政收入僅這兩塊兒就基本上用完了。如此情況下，各地賑災、水利工程、軍費等資金從何而來？清政府只能對內實行苛政，對外則是大幅度借債。

　　晚清政府大幅度借外債：1853年到1886年各類軍事借款3 550萬兩，1872年到1890年其他借款1 040萬兩。在這將近5 000萬兩的借款中，直接用于左宗棠進兵西北的借款有1 060萬兩。

　　通過上述論述，我們就能看出左宗棠進軍西北有多麼艱難，既有政治方面的掣肘，又有軍費籌集的艱難。在這種情況下，李鴻章還利用各種手段擠壓西徵軍費。在他的運作下，各地官員或者拒絕供給軍費，或者拖延軍費，造成左宗棠不得不對外借款，由此給左宗棠帶來了近百年的罵名。直到今日都有一些錯誤觀點流傳：

　　如果左宗棠的巨額軍費用在海防上，那麼甲午戰爭恐怕就會呈獻另一種態勢；

　　左宗棠大舉借外債，造成國家經濟被外國人操縱，貽害無窮。

　　在本章，我們將對這兩種極為錯誤的觀點進行批駁。

　　現在，我們就先敘述國內，再陳述國際形勢。對于這一問題的詳細闡釋，將使得我們更理解左宗棠進兵西北的艱難與無奈。

　　起義軍方面情況簡介

　　捻軍和太平軍余部

　　捻軍由捻黨發展而來。早在18世紀中期，淮北淝水流域、渦河流域的一些農民、漁夫、小商販、手工業工人、底層知識分子等為了抗議苛捐雜稅、貧富分化，便組織起來“吃大戶”。其後擴展到河南、山東、蘇北。太平天國運動開始時，借著這個機會捻黨迅速發展成捻軍。

　　捻軍中還有一支屬于白蓮教。白蓮教同樣是農民起義組織，主張男女平等、同生死共患難、所有財產平均分配。元末農民大起義就是白蓮教組織，到了清朝山東、西北地區的白蓮教在宋景詩的率領下于1861年到1863年起義，失敗後和捻軍合並。

　　捻軍于1851年在河南南陽發動起義，1855年捻軍在安徽渦陽推舉張樂行為“大漢盟主”，1857年渡淮河南下與陳玉成、李秀成部會和，其後被太平天國封為沃王。1863年張樂行被清軍僧格林沁部殺害。1864年張宗禹、任化邦與太平軍遵王賴文光在失敗後合並，1865年在山東曹州殺死了僧格林沁，其後大敗曾國藩和李鴻章的湘淮軍。

　　1866年捻軍分為東捻和西捻，東捻軍10多萬人由賴文光、任化邦率領，在河南、湖北、山東、江蘇等地活動。1867年擊敗曾國荃湘軍、淮軍。8月進入山東後被李鴻章圍困，年底任化邦犧牲。賴文光突圍後在1868年1月在揚州被俘犧牲。

　　西捻軍6萬多人在張宗禹的率領下向西北發展，1867年1月在西安大敗湘軍後得知東捻軍被圍迅速回師相救。12月渡黃河進入山西，經河南北部進入直隸直逼盧溝橋。因東捻軍失敗後，圍魏救趙的計策已經沒有了作用。為了報仇，西捻軍南下直隸、山東，被李鴻章圍困于渤海灣附近的狹小地區，不能發揮捻軍騎兵的作用，又值大水，突圍未果。1868年8月16日山東荏平鎮戰役失敗後，張宗禹失蹤。但捻軍余部散落各地，對于地方穩定仍有危害。

　　陜甘回民起義

　　滿人之所以統治天下二百多年，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讓漢人上層繼續擁有漢人坐天下時擁有的權力及上升通道。在民間統治上，清朝統治者吸收歷朝經驗教訓，使得底層漢族百姓得以活命。而漢族百姓是古今世界上最善良的百姓，只要能夠活命，任何苦難都可以忍受。然而，到了晚清時期，學習能力非常強的滿族統治階層，在“負面因素”學習上的能力顯而超出了應有的能力，比南宋、晚明等漢族統治者更加貪婪、更加貪慕享樂。

　　在對外戰爭賠款、對內統治階層極端享樂、權貴階層壟斷商業對外貿易頻繁的情況下，爆發了遍布全國的漢族農民大起義，而清朝統治者只能依靠漢族地主武裝進行平亂。在這種情況下，漢人與滿人的關係迅速貼近。在各種民族衝突中，統治階層往往站在漢人一邊，從而造成少數民族的不滿。同時，各種苛捐雜稅又使得少數民族難以生存。

　　要知道，絕大多數少數民族同胞在生活上其實並不如漢族同胞，典型的就是苗民。苗民生活地區大多在西南土地較為貧瘠的地區，苛捐雜稅頗多，其生存要比漢族艱難的多。為此，西南苗民起義完全是由苛政造成的。

　　西北回民起義則是因風俗引起的衝突和苛政共同造成的結果。左宗棠尚未進取西北之時，就對甘肅地方官員進行了強烈批評，他認為：從前漢回仇殺，責任不盡在回民。陜回之禍，由于漢回構怨已久，變亂實在是由漢人挑起的。

　　為此，他評價甘肅文武官員是：甘肅之軍，不能保衛人民，反而擾民；甘肅之官，不能治理人民，反而激起人民造反。

　　對于漢族地主武裝組織的團練，左宗棠更是認為：他們是四不像，民兵不像民兵，官軍不像官軍，土匪不像土匪。

　　針對一些漢族官員、地主士紳的極端說法，左宗棠繼承了林則徐的“但分良莠，不分漢回，良則雖回必保，莠則雖漢必誅”的正確主張。因為，在漢回互殺造成責任分不清的狀況下，左宗棠制定了“以撫為先，剿撫兼施”的方針。

　　左宗棠的正確主張，使他遭到了一些陜西、甘肅兩地漢族官員的強烈不滿，左宗棠為此極為苦惱，他說：“秦中士大夫恨回至深，每言及回事，必允‘盡殺’乃止，並為一談，牢不可破，誠不知其何謂！”

　　左宗棠對這些人的評價是“實在不知道這些人是怎麼想的”。他認為，回民自唐以來，已有千年了，已經是中華民族的一部分，怎麼能這麼絕情呢？

　　左宗棠進兵陜甘之前，曾經發了一份布告。布告之中，有這麼一句話，至今讀來都令人唏噓，“漢禍既慘，回亦無歸。帝曰漢回，為吾民也”。

　　為此，左宗棠即使受到陜西、甘肅一些官員乃至百姓的誤解、咒罵以及暗中使壞，他也要將損失降到最低。

　　新疆方面情況簡介

　　新疆自古就是中國領土，然而自1840年鴉片戰爭之後，當時的世界第一強國英國、歐洲大陸第一軍事強國沙俄便都看上了這塊地方。新疆原名西域，1759年也就是乾隆二十四年定名為新疆。晚清時期，沙俄屢犯我國邊疆。起初，他們由東北介入。1850年便佔領了黑龍江沿線地區。1858年中國與沙俄簽訂《璦琿條約》，約定大興安嶺以南黑龍江以北60多萬平方公里劃歸俄國。1860年中國與沙俄簽訂《北京條約》，烏蘇里江以東40多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再次丟失。西北地區的44萬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也在1860年、1864年先後被沙俄吞並。沙俄總計吞並中國近150多萬平方公里的土地。然而，中國的悲慘命運並沒有結束。1864年，166萬多平方公里的新疆又被侵略者阿古柏侵佔。

　　更為嚴重的是，新疆丟失後，內蒙古、西藏等必大亂，陜甘青等將成為前線，那麼，中國的統治中心將面臨海陸兩方面的直接擠壓。如若這樣，晚清能否再繼續存在三十多年就很難說了。

　　與沙俄一同競爭的還有英國。雖然史書歷來對英國的介紹並不多，但英國的危害也不小。特別是在與阿古柏的鬥爭中，如果沒有英國的幫助，阿古柏不可能堅持那麼長時間。英國對于阿古柏的支持是從軍事、外交、經濟等多方面予以的。

　　當時，英國的殖民地與新疆已經接壤。早在1600年12月31日英國東印度公司成立後，便開始對亞洲大陸進行逐步蠶食。但因為其國力限制，直到18世紀英國才正式利用手中的槍炮打開了亞洲的大門。

　　1757年東印度公司和莫臥爾帝國的孟加拉總督進行了普拉西戰役，孟加拉成為英國的殖民地。1799年英國又侵佔了北印度，1839年侵略阿富汗，阿富汗成為英國的殖民地。眾所周知，阿富汗就在中國的旁邊，英國將阿富汗侵佔後，中國的鄰居就會是一位不太友好的鄰居了。

　　而其後，1845年和1849年英國人和錫克人先後爆發戰爭，錫克人的家園旁遮普變成了印度的一個省。由此可見，到了1850年左右，英國在北到中國新疆、南到西藏的整個西部邊疆都與中國接壤。由此，英國人開始與中國在陸路展開了侵略與反侵略的戰爭。

　　作為亞洲心臟的新疆，從阿富汗出發，可以到達伊朗，直面中東地區，南面面對南亞諸國，北面與俄羅斯接壤，而且新疆是英國和俄國非常垂涎的棉花生產基地。由此，英國急于將新疆變為它的殖民地。在1873年，英國派出了福賽思作為正式使節出使阿古柏。

　　沙皇亞歷山大二世（左），1818年4月17日—1881年3月13日，在位期間為1855年—1881年，尼古拉一世長子，是為俄羅斯歷史上與彼得大帝、葉卡捷琳娜二世齊名的君主。

　　在位期間最值得自豪的政策就是1861年頒發了《廢農奴詔書》，但在位期間，因為常年徵戰導致民怨沸騰。1881年2月24日中俄簽訂《伊犁條約》後不久便被刺殺，而左宗棠對沙俄持強硬態度的原因之一就是沙俄內亂嚴重。

　　維多利亞女王（中），1819年5月24日—1901年1月22日，在位1837年—1901年。在其在位期間，英國成為了所謂的“日不落帝國”。

　　慈禧太後（右），1835年11月29日—1908年11月15日。自同治（1861年—1875年）起慈禧以太後身份垂簾聽政，由此，實際掌控晚清朝政近半個世紀。作為實際上的最高統治者，慈禧太後對于晚清的覆滅當然要負第一責任。但是，她在尚未徹底掌控朝政之初，積極支持左宗棠解決陜甘問題以及大力支持收復新疆的作為，還是應該值得肯定的。

　　清軍方面情況簡介

　　湘軍一直沒有讓晚清政府安心，眼見太平天國在1864年鐵定失敗之後，晚清政府就著手解決湘軍了。6月10日河南巡撫張之萬開炮，建議開始裁撤湘軍，6月16日南京被攻陷，不到一個月，馮子材等湘軍、貴州兵勇、水師粵勇等紛紛被裁撤。曾國藩作為湘淮軍的名義統帥，自然首當其衝。

　　因此，在7月份曾氏便主動裁撤三四萬人，又讓曾國荃以養病為由回家。到了1865年，湘軍由之前的13萬多人迅速被裁撤一半多，楚軍也被裁撤到了4萬多人，淮軍也被裁撤到了5萬多人。而這時，捻軍卻突然間興盛起來，致使晚清政府不得不重新起用湘軍。

　　早在1864年3月，晚清政府就要求李鴻章代替曾國藩為兩江總督，迅速平滅湖北安徽地區的太平軍和捻軍。17日李鴻章趕到南京決定將淮軍分三部分共同作戰：劉銘傳部北上，一部南下福建追剿太平軍，一部留在江蘇防守。

　　但因為僧格林沁率領蒙古兵對陣捻軍，晚清政府對他非常信任，所以對于湘淮軍北上並沒有太在意。哪知，1865年僧格林沁被殺，晚清政府連忙要求曾國藩督辦直隸、山東、河南三省軍務。

　　此事極為讓曾國藩苦惱，因為湘軍大部被裁撤，只有依靠李鴻章的淮軍。然而，淮軍只聽李鴻章的，所以他對能否調動淮軍非常沒有信心。在他與李鴻章的謀劃下，李鴻章調撥劉銘傳歸屬曾國藩調遣，潘鼎新部前往天津，調郭松林、楊鼎勳部回防。

　　曾國藩的軍事才能實在有限，對于捻軍他採用建立四鎮、駐扎四支重兵圍剿的方略，然而，捻軍騎兵迅速跳出包圍圈。在數次戰敗之後，晚清政府于9月6日命李鴻章率兵前往河南，主管河南、山西、陜西三省軍務。曾國藩對此極為反感，軍無二帥，地無二主。曾國藩要求李鴻章不要北上，李鴻章也在此時要求如果北上自己的兵力太少，劉銘傳、潘鼎新也要重回自己的帳下。

　　而這時，河南巡撫吳昌壽則要求曾國藩交出兵權，李鴻章迅速出擊要求吳昌壽交出兵權，最終1866年2月28日吳昌壽被免職。雖然湘淮共同努力打敗了豫軍統帥，但李鴻章和曾國藩在滅捻方略上的矛盾日漸加深。而曾國藩對自己的四鎮重點防禦，重兵等待捻軍自動跳入包圍圈的戰略非常自信。李鴻章則私下里挖苦曾國藩的戰略：“古有萬里長城，今有萬里長牆，不意秦始皇千年以後遇公等知音。”

　　盡管李鴻章表面上是在挖苦正在曾氏軍營聽調的淮將劉秉璋，但劉氏僅僅是執行者，很顯然李是對自己口中的恩師曾國藩的不屑。

　　結果，豫軍不聽從曾國藩調遣，捻軍渡運河成功。其後，曾國藩辭職，請調李鴻章、曾國荃主管剿滅東西捻的軍務。清廷于10月20日任命李鴻章為欽差大臣，而湖北巡撫曾國荃與總督官文不和，曾國荃病退。其後，李鴻章、左宗棠先後派出人馬剿捻。在此過程中，李鴻章的功勞最大，先後將東捻、西捻領袖殲滅。很大程度上，左宗棠在此間只是起到協助作用，因為他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了處理陜甘問題上了。

　　入陜以後，左宗棠第一個要面對的人就是董福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