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官場鬥1：左李衝突的起因與質變

　　李鴻章殺降將

　　1863年鎮守肅州的譚紹光見太平天國敗局已定，心中苦悶異常。令他更想不到的是，他手下的眾將大多都有了投降之意。11月28日納王郜永寬派康王汪安鈞與戈登、太平天國叛將程學啟密談。11月末的一天，郜永寬前往陽澄湖與戈登談判。戈登作為擔保人保證：保住性命的前提下給郜永寬二品武職，其手下各有封賞。

　　12月4日郜永寬等八人在與譚紹光議事中將其殺害。5日淮軍進入蘇州。然而令戈登和太平軍叛將們沒有想到的是，清軍在接收了5萬多名降兵降將之後卻突然大開殺戒。

　　戈登聽說這件事情後，拿著槍就要殺李鴻章，李鴻章連忙躲了起來。見找不到李鴻章，戈登下了最後通牒：李鴻章必須下臺，否則將率領常勝軍進攻淮軍，將由常勝軍佔領的城池交回給太平軍。與此同時，英國駐華陸軍司令伯朗也從上海趕到昆山，密商將常勝軍的指揮權收到英方手中。

　　李鴻章連忙請求好朋友赫德出面向英方解釋，最終此事不了了之。戈登的常勝軍也被裁撤。

　　李鴻章對于自己為什麼殺投降的太平軍的解釋是：投降的太平軍有20多萬人，郜永寬等人堅決要求設立二十營（每營500人左右）並要求落實他們這些降將的官職，先告訴他們在哪個省做官。為了防止生變只好讓投降的八個王來營中商量，最終將他們殺死了。

　　這件事對李鴻章產生了不小的影響。當左宗棠聽到這件事時有何反應不好說，但加深其對李鴻章的不滿則毋庸置疑，只不過那時他和李鴻章的衝突尚未公開。而到了光緒繼位之時，兩人的衝突開始由量變上升到了質變。

　　1875年1月12日，光緒即位。新君登基自然要顯示不同氣象。為此，1月26日兩宮皇太後頒下懿旨“博採說言，用資治理”。作為當時改革派中的妥協派（請注意，此處的妥協派是指：以妥協換發展；抵抗派是指：以抵抗帶發展。以下同不再贅述。）首領的李鴻章則在1月29日到2月1日被慈禧連續三次召見，向他咨詢強國之策，李鴻章為此信心十足地提了七大建議。

　　左李間的矛盾升級

　　李鴻章所提出的七大建議是：開煤、鐵礦，架電線，修鐵路，各海口添設洋學格致書院，由郭篙濤出使各國主管洋務，建立海軍，停西徵、暫時拋棄新疆以加強海防。

　　對于上面的七大建議，我們不能因為左宗棠是書膽，就無度地誇獎左宗棠而貶低李鴻章。七大建議中有四條是李鴻章明顯高于左宗棠的地方。例如修鐵路、架電線問題。左宗棠因為長年在邊關作戰，所以對于鐵路、電線的作用認識不清，到了臨終前的一兩年，左宗棠才開始認識到它們的重要性。

　　但這並不能作為李鴻章高于左宗棠的理由，因為，鐵路不被中方一些有識之士認同的理由之一就是：修建鐵路後，西方對中國的侵略將更方便。即使到了清亡軍閥混戰時期，仍然有人反對修建鐵路，理由也在此。

　　縱觀李鴻章的七大建議，其中前六條都非常正確，但這六條的歷史貢獻根本無法掩蓋第七條的荒謬以及對中國的危害。因為，鐵路沒有修日後可以修，但領土要是丟了就很難收復了。自甲午戰爭後，中國貧弱了足足半個世紀，後世的人即使想恢復也已經沒有理由和實力了。

　　例如，如果真照李鴻章的建議暫時放棄新疆的話，很顯然，日後再收復那就是天方夜譚。李鴻章之所以這麼說，無外乎是為了“躲避”出賣領土的罪責並減少反對的聲音。李鴻章為了前六條能夠順利進行，提出舍棄新疆的建議，在今天看來簡直是不可原諒的。即使有一些一心“上位”的“拉風”專家學者也認為左宗棠的西徵花費過多，如果放到中日甲午海戰的話，那麼歷史可能會改變，這是大錯特錯的。

　　但絕大部分人仍然難以認同李鴻章暫時拋棄新疆的觀點。在當時，能夠與李鴻章分庭抗禮的地方大臣也就只有左宗棠和曾國荃等少數幾個人。曾國藩1872年已經去世，曾國荃因為與李鴻章的關係要好，所以，他不會反對李鴻章。因此，唯一能制衡李鴻章的人就是左宗棠了。

　　而且，無論從哪種角度來說，左宗棠都樂于成為這一歷史角色。左宗棠和李鴻章的衝突，從私人角度上看有個人榮辱和爭功的因素，也有如何帶兵打仗的軍事方略衝突。更重要的是：二人師承傳統並不一樣，有著本質區別。左宗棠是林則徐、魏源一派；李鴻章則是穆彰阿、曾國藩一派。對于兩派對比我們後文會有詳細介紹，現在我們就詳細討論一下左宗棠和李鴻章之間的矛盾由來。

　　起于如何帶兵，嚴重于爭功：只知做官與只知做事

　　曾國藩對李鴻章有個評論：李少荃（鴻章）拼命做官，俞蔭甫（俞樾）拼命著書。

　　由于吏治腐敗等多方面原因，晚清軍餉一直非常緊張。中英鴉片戰爭期間，中方軍隊就因為缺少軍餉出現不少問題（例如左宗棠帳下的將軍就因為此事被兵士殺死）。這種情況又因為對外賠款雪上加霜，所以鎮壓太平軍過程中這個短板顯現得非常明顯。

　　當兵給餉吃飯是天經地義的事情，軍士們拋家舍業，把腦袋拴在褲腰帶上，沒有軍餉怎麼辦？不說被評為兵匪的綠營兵，就是曾國藩領導的湘軍也是軍紀渙散。在諸多諸侯中，左宗棠的楚軍軍紀最好，而淮軍軍紀最差。

　　二人的出身以及表率作用在其間有著很大的作用。左宗棠的楚軍軍紀較好，其原因之一就在于：左宗棠能夠以身作則，自己帶頭受苦。統帥都這樣，其他人能怎麼樣？左宗棠比較廉潔，因此對于廉潔的要求也就比較高。所以，左派將領清廉者相對較多。

　　因為軍餉左李二人也經常發生爭論，例如左宗棠就曾針對軍紀和軍餉問題，向曾國藩抱怨過：“李鴻章的六弟李昭慶在西塘（浙江省嘉善縣）打仗，結果放火搶劫百姓，而李卻推給了知縣湯成烈。”“李鴻章的軍餉一個月都不欠，而我軍的軍餉卻欠了一年多。”

　　因為這個問題左宗棠對李鴻章的意見比較大，但這些都僅僅是表面的。那個時期貪污、軍紀渙散很常見。二人最大的衝突就在于爭功。在鎮壓太平軍時，左宗棠和李鴻章因為互相爭功矛盾加深。當晚清政府要求李鴻章去幫助圍困南京兩年之久的曾國荃後，李鴻章為了避免和曾國荃的衝突，為了搪塞同時也為了爭功，李鴻章揮師浙東。

　　浙江巡撫左宗棠沒有收復浙東，反而是江蘇巡撫李鴻章收復了浙東，這無論怎麼說，于臉面是說不過去的，更重要的是還有軍餉牽涉其中。淮軍佔領浙東之後，便給淮軍弄了不少好處。由此，左宗棠非常氣憤。

　　因為曾國藩的歷史地位特殊，造成左宗棠無論如何難以與曾氏爭功。為此，李鴻章便成為主要爭功對象。“爭功”其實並不是貶義詞，又有誰不願意自己的業績更好呢？在此過程中自然會出現各類問題。為此，很顯然左宗棠與李鴻章之間的競爭非常強烈。

　　日後李鴻章淮軍一部劉銘傳部也進入西北，從而，成為李鴻章插手西北事務的楔子。然而，最終劉銘傳撂挑子不幹了。盡管有著淮軍軍紀差、不服除了李鴻章外一切人調遣的頑疾（曾國藩之所以鎮壓捻軍失敗，也有劉銘傳等人只聽李鴻章命令、事事先稟報李鴻章等原因在內）等諸多原因（其間也不排除左宗棠對劉的打壓），李左爭功的因素也在其中。

　　左李矛盾質的飛躍：單一海防論與海陸並重論

　　李鴻章評價與左宗棠的關係是“周旋三十年”（三十年無非是一個虛數，不能當真）。左宗棠在駱秉章處做幕賓時，李鴻章也在曾國藩處做幕賓。只不過，那時的李鴻章是籍籍無名的幕賓，而左宗棠已是幕賓之首，又是長輩。李鴻章與左宗棠相見之時，我們可以想象以李鴻章的品性其言辭是何樣。然而，時過境遷，二人都成為巡撫之後，李鴻章憑借上海的有利地位，迅速將淮軍增加到七萬之眾，而左宗棠的楚軍不過兩萬多人。而這時，李鴻章的口氣就已經變了。

　　對于自己為何去攻打浙東，並以浙東各級官吏的上司名義任免官職、收稅，並截留海關給浙江的軍費等行為，他的解釋是：要想保護江蘇、上海，必須要攻打常州、嘉興等地，並對孫銘鏘說“殊非常情”，很顯然，他是在譏諷左宗棠不仁，沒有平常人都有的心胸。

　　這時，二人的矛盾尚未盡人皆知。等到了剿殺捻軍、劉銘傳進駐陜西（1870年4月）之後，二人的矛盾愈發深厚，直到李鴻章提出七項建議後便與左宗棠發生了直接且劇烈的衝突。許多歷史學家將其稱為：海防與塞防的爭論。其實，正確的叫法不如叫單一海防與海陸並重的爭論。

　　既然，左宗棠從來沒有反對過加強海防，並在福州建立了船廠、籌建了海軍方面的學堂，那麼，怎麼能夠說左宗棠是塞防論的代表呢？海防與塞防是相對的，和李鴻章對陣的應該是只強調加強塞防的那些督撫們，而不是持海防塞防並重的左宗棠。

　　左宗棠的並重論的主旨是要根據實際情況，將海防與塞防進行排定。在新疆被分裂出去已經成為現實的狀況下，為了保證北部、西部邊關的穩定，海防必須退後。也就是說，即使西徵真的耽誤了海防那也沒辦法。即使是今天，誰為了加強海疆而自願放棄陸疆，我想全國人民也同樣沒有幾個人會答應。

　　海防與塞防的爭論背後，其實並沒有以前觀點所說的“湘淮兩集團”、“愛國者與漢姦”等爭論。因為，左宗棠和李鴻章作為中國官員，雖然一個清廉一個貪污，但他們希望國家強盛的心是一樣的。二人之所以產生這麼大的衝突，其背後還有著更重要的不同—兩條路線的鬥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