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類
經濟類
法律類
文化類
文學類
歷史類
軍事類
其他類
13 官場鬥3：曾左不睦，左李交惡，
兩條路線鬥爭詳述
奕山和李鴻章賣國大比拼
1790年的一天，一位對中國罪孽深重的人出生了，他的名字叫奕山。在整個清朝，經常簽訂不平等條約、喪權辱國，對國土淪喪負有第一責任的大臣有兩位：前期是奕山，後期則是李鴻章。李鴻章賣國過程是：談判，將結果告知皇帝，皇帝批準後簽字畫押。雖然李鴻章並非賣國的最後決定者，但在最高決定者作出決定前，將後果進行誇大，對于決定者的決定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從這個角度看，說李鴻章賣國也並不冤枉他。而奕山的賣國歷程則是：先自行談判並決定結果，之後告訴皇帝由皇帝決定。奕山（徹底賣出）賣了中國領土60多萬平方公里。
1841年，剛剛回京不到一年的前伊犁將軍奕山被派往廣東接替琦善負責對英作戰。令人沒有想到的是，奕山竟然指責廣東老百姓說“粵民皆漢姦、粵兵皆賊黨”、“防民甚于防寇”，開始對林則徐組建的團練進行徵伐。5月21日廣州城外炮臺被英軍佔領，大批軍卒逃回廣州城，南海和湖南的鄉勇因為爭搶糧食發生內訌導致防務空虛。
26日奕山舉旗投降和義律簽訂了《廣州和約》。為此，道光皇帝勃然大怒。在1843年1月將其圈禁在宗人府，1844年9月他被放回新疆和田，其後官復原職。 1851年7月，俄羅斯全權代表科瓦列夫斯基與奕山在伊犁談判，奕山幾乎完全接受了俄方對《恰克圖貿易舊章》的修改，最終，雙方在8月6日簽訂了《伊犁塔爾巴哈臺通商章程》。自此，中國陸路大門被徹底打開。
海疆不安的同時，陸疆也不安起來。更為可憐的是， 1855年12月他又被任命為黑龍江將軍。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借助中國太平天國運動內亂、英法侵略的時機，沙俄以武力相威脅，逼迫奕山自作主張在1858年5月簽訂《璦琿條約》，將黑龍江以北六十多萬平方公里土地全部劃歸俄羅斯。
奕山的命運顯然沒有李鴻章好，奕山簽訂條約後被憤怒的鹹豐皇帝撤職調回北京。但他比李鴻章幸運的是，他死得早沒有趕上更多的賣國機會，這使得他的“知名度”要低于李鴻章。
清廷對于領土似乎並不在乎，每次都是那麼得大方。究其原因，康熙皇帝為了息事寧人、處理更大更重要的事情，主動示弱與沙俄簽訂了《尼布楚條約》。然而，這種以“土地換和平”的戰略能否有效要看當時的國力。如果強勢一方採用這種策略則能夠起到很好的效果。
因為今天俄國很強大，許多人偶然間翻閱史書，突然看到清廷稱沙俄是域外小國後，便痛心疾首地斥責當時中國的閉關鎖國政策。然而，沙俄也同樣對于當時的中國充滿了誤解。例如1670年（康熙九年）在沙皇的密詔中就說：“陛下必將愛護中國皇帝于其皇恩浩蕩之中，並保護使之免于敵人之侵害，彼中國皇帝可獨得歸依大君主陛下，處于俄皇陛下最高統治之下，永久不渝，並向大君主納入貢賦。”
經過雙方的武力對抗，沙俄終于了解了中國的實力，在各說各話的過程中俄方略佔下風。沙皇稱自己為“本國大皇帝陛下”，稱中國皇帝為“中國皇帝陛下”。中國也常擺出老大哥的樣子，諸如“天朝”、“聖主”，貶稱沙皇為“國王”。
康熙年間，中國將沙皇視做朝貢國，例如《尼布楚條約》的原稱就是《俄國黑龍江合約六條》，清廷只是將沙俄視做與黑龍江並稱的行政體係。沙俄使臣見皇帝時，行三拜九叩之禮。康熙之後，乾隆年間沙俄再次與中國發生衝突，但因在歐亞與英法土等國競爭激烈，沙俄往往隱身在後並希望中國不斷的分裂。沙俄積極支持準噶爾對抗清廷統一步伐，直到乾隆二十四年（1759）左右，清廷才徹底解決了準噶爾問題，再次將新疆統一納入了政區圖。
1792年（乾隆五十七年），中國和沙俄簽訂了《恰克圖市約》，兩國開展互市貿易，但雙方合作並不順利，在恰克圖貿易上紛爭不斷，清廷也以經濟戰爭為手段“三開三閉”。總體上說，康雍乾三朝沙俄在中俄紛爭中處于下風。
然而，隨著沙俄國力的增強，清廷勢力的減弱，沙俄開始強硬起來，先是糾纏禮節問題。嘉慶十年（1805年）9月，沙俄派出242人的龐大代表團，其中包括果洛夫寧伯爵這位權臣（相當于沙俄總理兼宮廷總管）。代表團先是被要求將人員降低到百人以下；後被要求在庫倫向北京方面行三拜九叩之禮。果洛夫寧則嚴詞拒絕，要求除了覲見皇帝外一切場合皆不施行此禮。此後雙方為此展開爭論，次年2月使團被清方驅趕回國。
隨著嘉慶皇帝對藩封體制、互市體制的嚴格要求，中俄互市限于衰落之中。在這一期間，沙俄的主要目光放到了歐洲、中亞戰場。 直到第一次鴉片戰爭之後，見到清廷如此不堪一擊，沙俄殘吞中國之心立刻昭然若揭。到了道光年間，沙俄也開始同英國一樣逐步侵華。
因為有康熙割地求和的先例，晚清的皇帝們似乎“援引先例”，一味滿足沙俄的野心。然而，以土地換和平的戰略，如果是弱者採用，其結果只會刺激對手進一步吞並的野心。19世紀40年代英國打開了中國東南海上大門，19世紀50年代沙俄開始入侵中國。就在左宗棠收復伊犁之前，中俄間簽署的不平等條約包括：
《中俄伊犁塔爾巴哈臺通商章程》，1851年9月1日簽訂。沙俄獲得了在伊犁、巴哈臺（塔城）兩地設領，貿易免稅，領事裁判權和設置貿易亭（實為租界）等特權，打開了中國的西北大門。奕山主持簽訂。
《中俄璦琿條約》，1858年7月8日簽訂。沙俄獲得外東北約60萬平方公里的領土。奕山主持簽訂。
《中俄天津條約》，1858年7月23日簽訂。沙俄取得了在沿海通商權利、與英法美等國共享最惠國待遇。桂良主持簽訂。
《中俄北京條約》，1860年12月25日簽訂。割讓了烏蘇里江以東（包括庫頁島）約40萬平方公里的領土。奕鱏主持。
《中俄勘分西北界約計》，1864年11月5日簽訂。侵佔西北44萬多平方公里。奕鱏主持。
《中俄改訂條約與改訂陸路通商章程》（《伊犁條約》、《聖彼得堡條約》），1881年3月20日簽訂。割讓七萬多平方公里領土。曾紀澤主持。
對于以土地換和平的戰略，左宗棠非常反對，他的一貫態度就是給侵略者土地就是給狗喂骨頭，啃食完了還會再來。因此，左宗棠一直主張武力反抗。從左宗棠擬定的對俄戰略看，他對敵我優劣認識清楚，在其引領下中俄之戰中方勝算較大。
左宗棠對俄戰略
1880年春，左宗棠把大營由肅州遷往哈密，同時，在古城、巴里坤、木壘河、安西等地增防。沙俄看到軍事威脅沒有起作用，反而令中國更加戒備，特別是左宗棠的十數萬大軍大有與沙俄一決雌雄的態勢。而沙俄自身也困難重重，因此，沙俄方面對中俄之戰有些膽怯。
現在我們就列一下俄方的主要劣勢。
第一，沙俄布防耗費了大量軍費。
第二，與土耳其戰爭造成國內反戰浪潮高漲。15億盧布的戰爭軍費使得沙俄經濟產生嚴重困難，軍事後勤供給狀況非常糟糕。
第三，反對沙俄統治的國內革命運動高漲，就連沙皇本人也數次遭遇刺殺。如果貿然與中國發生長期戰爭（而且左宗棠已經擺出長期作戰的樣子），國內民眾對于沙皇的反抗必將更加激烈。
第四，沙俄吞並的大部分領土（主要是中亞地區）尚處于整合階段，內部民眾反抗之心正似待燃的柴薪，只要沙俄內部有一點疲弱，反抗的火花就會燃起，頓成熊熊烈焰。
第五，因1879年嚴寒，沙俄的糧食作物普遍受災，導致1880年糧食奇缺，那時的沙俄還處于饑荒之中。
在這種情況下，沙俄也不希望與中國發生大規模衝突。沙俄方的談判代表若米尼便在給外交大臣吉爾斯的信中說出了沙俄的真正用意：“我們只進行一種表面上的示威，因為我們最大的願望是不執行它。”
左宗棠領西徵軍對抗沙俄時，對中俄之間的實力對比有深刻的認識。他的軍事戰略是：集全國實力對抗之。在《酌帶親軍馬步赴張家口駐扎聽調片》（見附錄）中，左宗棠說出了自己的總體戰略：鄰里相交和睦為先，而和平的由來則要通過軍事。面臨強敵，必須熟悉彼此強弱，否則無論戰和都會貽害無窮。目前，沙俄內部動亂正起，我國雖然在武器方面落後，但只要戰略得當同樣可以成功。沙俄侵略地方很多，佔用兵力頗多。因此，對我作戰其可以抽調的兵力不足。
對于俄國海軍情況，左宗棠又說：23艘敵艦，大者可裝千人，小者不過數百，至多兩萬多人。相反我國，成建制的兵額雖然不足，但勇猛的民團武裝卻非常多。自太平、捻軍、陜甘等事件後，中國可用兵力甚多。
對于武器，新疆尚夠，可以支援京師。中俄交戰貴在保衛首都，因此我已經派兵兩千余進駐張家口（左氏總共抽調了五千精兵前往張家口）。如今，全國各地都在向東北調兵，新疆的兵力已經足夠。
1881年2月16日左宗棠又向清廷建議：
在天津、保定建立軍械所，將各地槍炮存留在此，以備與沙俄對抗之用。因與沙俄對抗，沙俄要求各國停止對華武器銷售。如今，甘肅、新疆的軍需目前還夠用，所以，運往甘肅、新疆的武器立刻送到直隸（總督為李鴻章，駐守于天津，用于北上援助張家口，東防海上）。同時嚴令全國各地如湖北等地的槍炮由上海海運到天津。西徵糧臺的槍械運往保定，先前派往臺灣的各路人馬前往保定，聽候調遣。
然而，就在左宗棠信心滿滿之時，他卻被調回京。之所以出現這樣的狀況，原因在于清廷與妥協派取得了共識。清廷懼怕北部蒙古、東部渤海戰敗且軍費繁多，又怕遷都讓自己不能繼續享樂，為此，很快就聽從了英法德美和妥協派的意見。
對此，左宗棠表示了憤慨：
就算主戰用以自強的理念太急了，但主和也不可以自取其辱。這就好像是下圍棋，就算是敗局也並非沒有勝算。怕就怕心懷恐懼舉棋不定。唉！自從海上用兵以來，我們先前的失敗就是因為有些人不知道洋務的真諦，不能知己知彼，只圖僥幸勝利（批評兩次鴉片戰爭）。如今的問題則是，我們的失敗是壞在那些自以為懂洋務的人身上，這些人胸無大局，長久下去茍且圖存，將會越來越壞，哎，不知道這樣下去何時是個頭！
盡管左宗棠表示反對，但最終由于英法德美等國的外交影響，李鴻章等人的鼓噪，清廷認為此時停戰可以避免與沙俄發生衝突，同時又可以爭取到最大的利益，將左宗棠招回已成定局。左宗棠無奈，只好接受了軍機大臣的名銜回朝廷去做“顧問”了。在此情況下，左宗棠選擇了能夠繼承自己衣缽的劉錦棠作為接班人。
9月26日劉錦棠被任命為署理欽差大臣，督辦新疆軍務。11月8日，劉錦棠抵達哈密與左宗棠密商六天。他們從中俄雙方的武器、資金、兵力、各自國際關係等方面進行了分析，認定中俄一戰可以打。即使左宗棠離開，劉錦棠也絕不會放棄武力解決伊犁的選擇，並積極備戰。如此，左宗棠才在11月14日離開了哈密前往北京。其後，劉錦棠將布防進行了調整。
北路由金順駐防，南路西四城調新疆幫辦軍務張曜負責，東四城由老部下余虎恩、譚上連、譚拔萃分別負責，劉錦棠則率親兵親自居哈密指揮。
左宗棠離開新疆回北京的消息自然被沙俄方面知道，可沙俄並不知道清廷最高統治者的意圖。因此，接連數次詢問曾紀澤左宗棠何為，並認定清廷是為了準備打仗而招左宗棠進京的。由此，沙俄的態度大變，幾次催促曾紀澤簽署新的條約。
然而，三個月後，沙俄的態度再次轉變，因為他們聽說了左宗棠到京後的職務安排。與此同時，西方列強的“老朋友”李鴻章上書大罵左宗棠是“姦佞之臣，空言誤國”。李鴻章的配合真是恰到好處，沙俄的態度再次強硬起來。喪失了最佳時機之後，曾紀澤無奈與沙俄簽署了新的條約。
左宗棠聲望全盛期
1881年2月24日曾紀澤與沙俄簽訂了《改訂條約》（《伊犁條約》），沙俄交還了特克斯河谷約兩萬多平方公里的領土和通往南疆的穆素爾山口；放棄了俄國貨物由嘉峪關運進關內的要求。作為報答，中方割讓了霍爾果斯河以西的1萬多平方公里的土地，而且賠款額由500萬盧布增加到了900萬盧布（約合509萬兩白銀）。
即使如此，左宗棠在西北的作為也使他的政治聲望獲得極大提高。不但在國內，在國際上左氏也獲得了極高評價。歐洲列強認為他是中國最能打仗的將領，名副其實的“第一帥”。
匈牙利人賽切尼伯爵來到中國後，前往拜見左宗棠，他在日記中說：“今天是我最高興的日子，因為我有幸能親眼目睹聲名遠播歐洲的中國最高的官員。他不僅是人人敬仰的國家領導人，勇敢而幸運的軍事統帥，他還是一個令人尊敬的、親切對待外國人的中國高官。”
而馬士、宓亨利寫作的《遠東國際關係史》中也說：“他連戰皆捷，長驅直入陜西、甘肅，跨新疆北部，南至喀什噶爾和莎車，靠著刀劍和外國的攻城炮，恢復了安寧和帝國的統治。”
有英國人評價說：“中國還迫使俄國做出了它從未做過的事，把已經吞下去的領土又吐出來了。”
西方媒體對左宗棠在西北的用兵評價為：“平時歐洲輕料中國，謂中國人不能用兵，今觀中國之恢復西部，足令吾歐人一醒也。”
左宗棠對中俄一戰進行了周密的部署。其實早在第一次鴉片戰爭中，左氏就希望投身于林則徐帳下。第二次鴉片戰爭時，他更是要求自己親自領兵對抗。結果兩次都沒有如願。40年後，左宗棠作為一方諸侯，非常希望能實現40年前的願望與侵略軍一戰。然而，做出了這麼多的努力，換來的仍然是割地求和。
曾李路線與林左路線
曾紀澤在談判中雖然為中國奪回了許多權利，但如果沒有左宗棠的武力支持，這是根本無法達到的。但他割讓領土的心思卻並不為左宗棠讚同，在他設定的底線中賠錢是可以。錢賠了還可以賺，但領土丟了則很難被收回，特別是在對手很強大的情況下。
人們常說的中興三傑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雖然同屬改革派，但兩派在“師夷長技”上的相同，並不能掩蓋“以制夷”的分歧。左宗棠並非一個“唯戰是圖”者。在左宗棠眼中，是戰是和不僅僅靠武器，更在于民族精神、民間協助以及當時的敵我雙方國內外情況。能否勝利是綜合因素，而非僅僅一方面的因素。綜合說來，能否戰勝要看以下因素。
軍事實力、經濟實力、民族自信心、統帥智力、國內情況、對手情況偵查等，每個因素下面又有不少小的因素。例如軍事實力包括武器、軍力部署、軍人素質、補給、戰略等。而中興三傑的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三人在對外戰爭能否取勝則有著本質不同的立場。例如曾國藩和李鴻章都是“唯武器論者”；而左宗棠則對于民族精神、民間武裝、補給等極為重視，同時，對于對對手的偵查情況也非常看重。
例如，在對手到底是什麼樣的人這一點上，曾國藩就和左宗棠差得不是一星半點兒。例如，對待第一次鴉片戰爭戰敗後簽訂的《中英江寧條約》，二人就有截然相反的看法。曾國藩稱其為“萬年和約”，他說：“但使夷人從此永不犯邊，四海宴然安堵，則以大事小，樂天之道，孰不以為上策哉。”
左宗棠卻反而認為：“和戎自惜非長算，為爾豺狼不可馴。”
很顯然，左宗棠一眼看出了19世紀歐洲列強的本質：得寸進尺之後完全吞並。
對于豺狼最有效的武器就是：準備好獵槍和柴刀。
正因為曾國藩和李鴻章“對內強硬，對外軟弱”的路線，與左宗棠的“對內剛柔並濟，對外張弛有道”的路線產生紛爭，由此，李鴻章和左宗棠成了一對冤家，最終到了不置對方于死地誓不罷休的地步。在權勢上，李鴻章的權勢要比左宗棠大得多，其原因除了李鴻章會做官以外，平心而論，在西北之戰前，李鴻章的戰功在左宗棠之上也是不爭的事實；又因為左氏手下武將學歷較低，所以在地方權力分配時就處于下風；再加上左宗棠與曾國藩的矛盾，更使得一些朝中重臣不自覺地歸屬到了李鴻章這一邊。
那麼，曾國藩和左宗棠的矛盾到底是什麼呢？有些人認為這是曾左使的計策，是為了防止清廷因為“權力制衡”而卸磨殺驢。這種說法，本人並不堅決反對，但根本上二人即使沒有這一方面的考慮，衝突也在所難免。
晚清三傑與路線爭端
曾國藩被人稱為“古今第一完人”，左宗棠和這樣的人發生衝突，在許多“知識分子情結”比較嚴重的人眼中，曾國藩作為一名大學生，左宗棠作為一名高中生，他們的品德高下立判。然而事情並不這麼簡單。由于左宗棠出身貧寒，又是軍人出身，因此，他評定一個人是好是壞的主要標準之一就是言行是否合一。然而，曾國藩雖然對于宋明理學的研究很深，但並沒有嚴格按照理學要求執行。
曾國藩長期在官場養成了謹小慎微的性格；左宗棠長期領兵在外，軍人豪爽的性格明顯。久而久之，衝突在所難免。在思想上，二人又分歧嚴重。曾國藩忠君報國，左宗棠則以國家為重。由此，二人的洋務運動路線開始分離。
曾國藩與李鴻章在政治上是一條線路，又因為他們都熟悉人情世故，所以，他們在為官做人上要比左強。從某種意義上說，曾國藩和李鴻章是舊體制的既得利益者，因此，即使有改革之心，也是在改革與自我利益之間的緩和改革。反觀左宗棠這種純粹的草根就不然了，他對于官場的潛規則並不了解，更不想了解，常年帶兵打仗使他的軍人性格要高于政客性格。
軍人性格就是說一不二、雷厲風行、即使對命令心有不服也會嚴格執行。政客性格則是處處要以利益為重、做事瞻前顧後，特別要獲得領導的授意及首肯，對不符合內心的命令往往陽奉陰違。所以，曾國藩、李鴻章和左宗棠的衝突是早晚要暴發的。
將曾李說成是賣國賊的話，在今天的輿論環境里是要接受極大壓力的。去除上綱上線後的真實評論來看，曾國藩要幸福于李鴻章，原因在于，以曾國藩的為人處世來說，假如他不死的話，晚清之後的各個不平等條約的簽約人很可能是曾李二人，而非李鴻章一人。
曾李二人相比較，李鴻章的民族自信心喪失得更加嚴重。由于較早地與西方接觸，李鴻章對于西方的強大有著較深刻認識。因此，他更害怕與西方侵略者作戰。所以，我對李鴻章的總體評價是：主觀賣國的意識應該是沒有的，但因為其民族自信心嚴重缺失，所造成的主客觀嚴重誤國則不容置疑。在晚清失敗的責任上說，他是除了慈禧、鹹豐、道光三個帝王級人物之外，第四個誤國之人。
因為喪失民族自信心，李鴻章固執地認定：中國根本無法與國外抗戰，誰主張對外抗爭就是誤國誤民。因此，在如何愛國上，左宗棠和李鴻章之間發生了尖銳的衝突。然而，在改革、民生上，二人的意見高度相合。例如李鴻章積極主張學習西方先進技術、積極主張修建水利設施。在某些時候，二人還互相幫忙。在左宗棠廢除馬尾學堂時，李鴻章就積極支持他。而左宗棠回到北京後也積極支持李鴻章修建水利設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