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篇

　　論公民的職責

　　第六篇里論述了國法之貴，提到一個公民應盡的兩份職責。在本篇，我將對職責這個論題再進行詳細的說明，以補充第六篇。

　　身為一個國家的公民，他的職責應該有兩種：一種是作為政府之下單獨的人民，也就是處于“客人”的位置；另一種是全國公民保持一致團結，集結成名為“國家”的團體，立法施行，也就是做“主人”的立場。譬如說這里有一百個商人結成了商社，共同商談立下了社中法規並且實行，這樣看來，這一百個人都是商社的主人；既然法規已經定下來了，商社中的成員不論是誰都必須遵從，決不違反，從這方面來看，這一百個人也都是商社的客人。所以一個國家就好比是商社，公民就好像是社中的成員，每一個成員都要盡到主、客兩種責任。

　　第一，從客人的身份來看，公民要重視國法，絕不能忘記人類平等的宗旨。我們既不希望他人來侵害我們的權益，也不應該去侵害他人的權益；既勿忘“吾之所樂，亦彼之所樂”，也不能為了自己的樂趣而剝奪他人的快樂；既不能為了自己富裕而盜竊他人的物品，也不能誹謗、謀殺他人。而是應該嚴格遵守法律，服從人人平等的大義。盡管目前我國政體定制的法律或有不完備之處，但這種權威畢竟是公民在契約中賦予政府的，是該出兵還是該與外國結盟，這由政府裁定，凡沒有參與政府執政者，對此是不能妄加評論的。

　　公民如果忘記了這個大原則，對政府頒布的政策不合己意就橫加非議，破壞條令，挑起爭端，甚至領銜暴徒，實行武力反抗，到了這種地步，國政就會連一天也無法保障了。

　　這就好比那個百人商社，成員中選出了十個人來做商社的領導，但對于那些領導制定的方略，其他九十個人都不買賬，大家各自心里打著各自的算盤，以至領導說要賣酒，其他人卻堅持要賣餅，這邊各持己見之時，那邊便有人開始賣牡丹餅了。

　　成員棄規則于不顧，到處都是無休止的爭論，這種情況下，商社的經營根本就維持不下去。商社一旦發展到解體的地步，其損失自然要由成員們自身承擔，實在是愚蠢至極。所以說即使國法有不完備之處，也沒有以此為口實去進行破壞的道理，如果事實證明國法中確實有不當的法令，也只能以平靜的心態，向國家政府提出修改法案的建議。如果政府暫時不能採納我們的意見，那也應該耐心地等待時機。

　　第二，以主人的身份來看，一個國家的公民都需要成立自己的政府，但不是全國所有公民都能夠執政。成立政府的目的就是將國政交給政府處理，讓他們代替公民處理事務。可見公民是根本，也就是主人，而政府是主人的代理，同時也是支配者。

　　比如那個百人商社里選出十人做領導者，剩下的九十人就是公民，這九十人雖然在商社中沒有要操作的事情，但因為把自己的事交給那十個代理人，所以也可以說是商社的主人。而那十個領導者雖然在處理商社事務，但這也是受到了委托，依據其他九十人的意志做事。這不是私人事務，而是商社的公務。現在社會上人們習慣將和政府相關的事務都說是公務，究其由，是因為政府的事務不是私人的事情，而是有著作為公民的代理來管理國家事務這一層意義。

　　綜上所述，所謂政府，就是接受公民的委托，遵守契約，對待公民不分貴賤，一律平等地行使權力，並做到法律嚴明，毫無偏袒。如果百姓家里有盜賊入侵，政府沒有制裁的能力，那可視為盜賊的同黨；如果政府不能體現出國法的意義，使公民有所損失傷亡，則不論損失多少，時間早晚，都要做出賠償。

　　譬如由于官員的失誤，導致公民或外國人受傷害，需要支付三萬元賠償金，但政府原本是沒有錢的，那麼出錢賠償的其實是公民自身。這三萬元就是從全日本三千萬人口當中每人抽出十文錢來的。如果官員犯的錯是這次的十倍，那公民出的錢就是一百文，一個家庭里如果有五個人，就要出五百文。鄉村的農戶若是有五百文的話，可以合家團圓置辦一桌宴席，全家愉快地歡樂一宿，但僅僅因為官員的失誤，全日本的無辜百姓都要失去這種歡樂，這是不是很可悲呀？站在公民的立場看，好像是出了一筆沒用的錢，但無論如何公民原本就是國家的基礎，也是國家的主人翁，既然契約定好了把國家事務交給政府，那麼主人就應該主動承擔損失，而不能因為損失了金錢而苛責失誤的官員。但人們同時也應該多加注意，如果看到政府的政策措施有不合適之處，就應該毫不保留地提出勸告。

　　既然說公民是國家的主人，那麼為了保衛國家而產生的費用同樣也就應該由公民承擔，公民對此不能有所不滿。保衛國家就不能不給官員發薪酬，還要承擔起海、陸軍隊的軍費，以及法庭、地方官員的經費，這些算起來數目似乎很大，如果攤派到每個人身上呢？

　　根據日本全國平均人口推算，現在每個公民每年只需交納一元到兩元，就能得到政府的保護，晚上不用擔心強盜來犯，獨自旅行也不怕土匪搶劫，能過上這樣平安的日子，不是很好嗎？

　　人世間便宜的買賣有很多，但政府的保護該算得上最便宜的了。反觀現實中一些人，有的把大筆錢財花費在建築物的裝飾上，有的為了追求華服美食拼盡全力，還有的寧可為了酒色而傾家蕩產，這些奢侈開銷與應該上繳的稅金的數目，真是無法相提並論。所以我要提醒諸位，不該花的錢就一分也不花，理應交出的稅金就應該自覺地去上交。何況這錢還是能夠給自己買到平安的呢。

　　照如上的論點，公民和政府若能各盡其職，互相協助，風雨同舟，那就沒什麼可說的了。可是也有一些政府超出了本分，對公民實行暴政，在這種情形下，公民會作出的反應無非三種：屈服于政府，以暴力與政府對抗，為了維護真理舍生取義。

　　其一，屈從于政府的暴政無疑是錯誤的。人都應該以遵從天道為本分，但遵從政府人為的惡法，那就是違背了人的天道，而且還會給後世子孫留下壞的影響，以至世世代代都去模倣這種不正之風。

　　古代的日本就以“愚民之上有暴政”著稱。政府四處逞威，人民唯恐躲政府而不及，對政府出現的不合理措施，即使明辨是非者，也不敢說出來，擔心自己冒犯了官吏，日後遭到報復，所以該說的話也就沒人說了， 政府官吏也就更加肆無忌憚了，公民的被迫服從也就成了習慣了，這種習慣久而久之形成了民風，以至如今公民依然陷于卑屈的狀態中。可見，公民屈服于暴政，會給後世留下諸多後遺症。

　　其二，以暴力對抗暴力，顯然不是一個人的力量所能及的，因而也就必然會糾結黨徒，引發內亂。這決不是上策。發動內亂，與政府為敵，就會置是非曲直于不顧，只靠力量的強弱來比較。縱觀古今歷史中所有的內亂，公民的小股力量比政府的要弱小，但一旦發動政變，卻能將國家過去所組成的政治機構顛覆。試想，無論過去的統治者多麼不好，也一定會有糾偏的良方，否則統治者也不可能支撐過這些年月，若是盲目地推翻一個政府，必然是以暴制暴，以愚代愚，這樣又能有什麼好結果呢？

　　當然，內亂的起因，多半是因為公民不滿意政府不合情理的制度而發起的，但這世上恐怕沒有比內亂更不合情理的事了。這不但會破壞世交好友，還會有更多窮兇極惡的事情發生，譬如會使得親子父兄（因為政見不同）互相殘殺，（不法之徒趁機）燒殺搶掠……

　　在這種恐怖環境下，人的心理會變得很殘忍，難免會做出與禽獸無異的舉動，如何奢求他們能夠施行舊統治者都無法施行的寬大仁義之法、恢復天下人情、引導良善呢？這顯然是根本不可能實現的事。

　　其三，為維護真理而舍生取義——就是不懷疑天理，即使居于暴政之下也不為嚴苛法律所窘迫，忍耐痛苦矢志不渝，既不拿兵器也不動武，只用真理來說服政府。

　　以上三條，唯有第三條才是上上之策。只要以真理說服政府，便絲毫不會妨害當時政府的善政良法。即使真理不被採納，但只要理之所存，把意思表達清晰，就自然能使人心悅誠服。今年行不通，興許明年行得通，明年行不通還有後年。靠暴力來討伐政府是得不償失的，只有堅持以真理說服，才能去弊取利，而且不會生出惡性事端。

　　只要是為了矯正政府的不正之風，只要政府都能正常糾偏，那麼目的就達到了。如果是以暴力的方式與政府對抗，那麼政府不但不會去反省，反而會以暴政鎮壓，局勢就會惡化。真理是誰都想弘揚的，哪怕是出了再多差錯的政府，其官員也是我們同一國家的人，看到為了真理而（文明地）舍身不顧的公民，勢必會與你產生同感，繼而對自己的過錯感到悔恨與內疚，糾偏改錯就不難了。

　　因為憂患而身心痛苦，甚至失去性命，這在西語中稱為“martyrdom” 。（有人認為，舍身者）雖然失去的是一人的生命，但比生靈涂炭、浪費財產的內亂之爭要好。過去日本戰死者很多，切腹死者也很多，這些人都被評價為忠臣義士。但要追溯他們舍身的原因，不外乎政權相爭，抑或是為主人復仇而拋棄生命。這看似美好，但對社會沒有任何實際用處。他們認為只要是為了主人，區區一條性命沒什麼不可拋棄的，其實這正是不文明的社會才經常發生的事。從現代文明的大義來看，他們卻不知道自己死得毫無價值。

　　文明就是要提升人的智慧德行，使每個人都可以自由支配自己，互相交往而無傷，為社會的安寧與繁榮行使各自的權利。暴動也好，復仇也好，如果是為了實現文明的目的，暴動消滅了敵人，復仇保全了主人的顏面，就能推進世間文明；發展商業，興起工業，甚至能給社會帶來安寧與繁榮的話，那戰死和復仇都好像是好事。但從已經發生的事來看，他們決不是以文明的目的而起，即使是那些真正的忠臣義士，他們心里也一定不會持這樣的觀點，只不過是拘泥于因果希望報答主人罷了。可是這種所謂的“忠臣義士”，就是今天也還不少。

　　有一個叫權助的仆人，奉主人之命出門辦事，卻丟了一兩主人的金子,因無力償還，自己覺得應該向主人謝罪，于是在樹枝上自縊而死。這類的例子屢見不鮮。不難想象這個義士仆人決定自殺時的心情，當時那種悲慘的情景，不免讓人唏噓，真可謂“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權助是為了盡君臣之分而一死了之的，他也許想到自己這功名應該在天地間永久流傳了，無奈當今世人都很薄情，大家都蔑視權助，沒有人為他立碑作傳，更沒有人修建宮殿來紀念憑吊他。但卻有人在說：“權助為了一兩金子就死了，這事情也太小了吧。”

　　其實事情的輕重並不是以金錢多少、人數多少來定義的，而是以對文明益或損的輕重來定義的。但凡那些所謂的忠臣義士，就算戰死一萬，和權助為了一兩金子上吊自殺一樣，他們的死對文明毫無益處，也分不清孰輕孰重，義士和權助都算不上死得其所，也稱不上是“殉道”。在我看來，以捍衛人民權益為真理，不顧個人安危地向政府進諫，甚至不惜舍棄自己生命的人，才真正無愧于世人。此類人最典型的莫過于佐倉宗五郎 了。遺憾的是，宗五郎的事跡只是在民間流傳，卻未能被載入正史，來日若是有人能記述他的功德，定要大加表揚，以供世人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