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篇

　　論國法之貴

　　政府就是代表公民的利益，按照公民的意願行事的機構。這個機構的核心任務就是嚴懲罪犯，保護無罪者。從公民意願的角度看，只要能達到這個目的，國家就便于治理了。

　　過去人們的認識僅限于罪人就是惡人，無罪就是好人的層面。現在如果壞人陷害好人，好人就要保護自己；如果壞人想殺我們的父母妻兒，我們就要將其捉住並殺了他；如果有人想偷我們的財產，我們就要捉住以後鞭笞他。諸如此類，沒什麼不合理的，但一個人的力量要對抗勢力強大的壞人，或是想防止他們，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即使能夠達到這個目的，也需要很大的成本，而且效果也未必很好。所以就要像前面說的那樣，需要有一個具有約束力的國民政府，來完成保護好人的職責。

　　官員的薪酬自不必說，政府的各項支出都由人民提供，這是一種契約：既然政府獲得了代表公民的權力，那麼政府所做的事就是公民的事，公民也必須遵守政府的法律。所以這個契約是政府與公民之間的契約。

　　公民服從政府不是服從政府所制定的法律，而是服從自己所制定的法律；違反法律也不是違反政府制定的法律，而是違反自己定下的法律；違法後受到懲罰也不是被政府懲罰，而是被自己定下的法律懲罰。說得再形象點，那就好比是一個人要盡兩個人的職責：第一個職責是建立能夠代表自己的政府，懲戒壞人保護好人；第二個職責是謹遵與政府的契約，服從法律，並接受法律的保護。

　　綜上所述，既然公民與政府已經約定：將實行政令的權力交給政府，那就意味著公民哪怕只是一丁點兒也不能違背法律的任何條款。譬如逮捕殺人者，執行死刑，這屬于政府的權力范疇，追捕或監禁盜賊屬于政府的權力范疇，受理公事訴訟屬于政府的權力范疇，管理打架鬥毆屬于政府的權力范疇，這些權力范疇公民一點也不應該幹涉。如果違反這些原則，私下殺死罪人，或是私自抓捕盜賊鞭笞他們，這類私設公堂的行為本身就是觸犯法律，這種罪行決不可輕饒。對于這一點，那些文明國度的法律都制定得非常嚴厲，這也正是“威而不猛”的道理。反觀我們日本政府，看起來好像很有權威，但民眾只是因為政府顯得高貴而敬畏，並不知道法律之重要。

　　現將私裁的弊端和國法之貴記述如下：

　　假如有強盜侵入我們家中，威嚇家人，搶走金銀，這時家長的責任就是把這件事的始末訴諸政府，等待政府的處理。如果事情十萬火急，沒有報告的時間，就在你猶豫的時刻，強盜已經闖進來，並搶了錢財準備逃跑，在這樣的情況下，如果主人上前阻止，就有可能危及自己的生命，最好的辦法是家人聯合起來，一方面要保護自己，另一方面要採取措施抓捕強盜，並擇機報告政府。在抓捕強盜的時候，主人可能會用棍棒利刃打傷強盜的身體、打斷腿部，危急之時甚至會槍擊強盜，這只是主人為了保護自身生命，維護個人財產“被迫”採取的防衛手段，決不是為了私自追究或懲罰強盜的罪行。

　　只有政府才有懲罰罪犯的權力，任何個人都沒有這份權力。如果個人已將強盜束手就擒，就不能私下殺死或毆打他們，連一根手指都不應該傷害他們，只能報告給政府，等待政府裁判。如果主人在盛怒之下毆打或殺死已經束手就擒的強盜，那就和毆打殺死無罪之人同罪。

　　譬如某國依照該國法律，對偷了十元錢的盜賊笞刑一百下，對踢了盜賊面部的主人也笞刑一百下。案由是：有一戶人家遇了盜賊，盜賊偷了十元錢逃跑時被主人抓住並綁了起來，此後主人又生氣地踢了盜賊的臉。根據國家法律，盜賊固然要被施以笞刑一百下，主人因以平民身份對盜賊動了私刑，所以他也應該受笞刑一百下。這是國法的尊嚴，民眾不應冒犯。

　　由此可見，報私仇 是不可取的。殺死我們親人的罪犯也是國家中殺死他人的公眾罪犯，只有政府有逮捕罪犯並用刑的職權，平民無權幹預政府的職權，更沒有由被害人之子代替政府來對公眾的罪人私下用刑的道理。私刑行為不僅是對社會的妨害，也是搞錯了公民的職責，違背了自己與政府的契約。即使政府對罪犯處置不當，甚至有偏袒傾向，平民也只能以不公正為由，對政府提起控訴。總之，不管發生了什麼事，都不應該自己對罪犯動用私刑，即使弒親仇人就在眼前，也沒有私自殺死他的道理。

　　早在德川幕府時代，淺野 的家臣為了報仇，殺死了吉良上野介 ，民間都把家臣稱為赤穗義士 ，這真是大錯特錯！那個時期日本的政府是德川幕府，淺野內匠頭、吉良上野介和淺野家臣都是日本國的公民，照理就應該遵從政府法律，接受法律保護才對。只是因為一時錯誤，上野介對內匠頭做了無禮之事，內匠頭不但不向政府提出告訴，還乘怒想要私自殺死上野介，結果演變成雙方的爭鬥，而德川幕府判決內匠頭切腹自殺，卻免除了對上野介的懲罰。這就是不公正的判決。

　　淺野的家臣既然認為這種結果是不公正的，為何不向政府提出上訴呢？四十七個家臣聯合起來，每個人都根據國家法律向政府提出上訴，即使因為面對的是暴政政府而最初不被受理，或許還會逮捕個別家臣處以死刑，但如果死了一個，還有其他人前仆後繼地上訴，四十七個家臣全部都拼盡性命也要上訴的話，即使再腐敗的政府，也一定會向真理屈服，從而改正其錯誤的判決，對上野介也進行處刑。唯有這樣，才是真正意義上的義士。

　　可是過去的人並不知道這種道理。先是內匠頭，明明身為公民，卻毫不尊重自己的國法，私自殺死上野介，這就是混淆公民職責的越俎代庖行為。所幸的是，德川幕府最後將這些罪犯都處刑才算終結。如果政府原諒了這些人的罪行，那麼吉良家勢必要對赤穗家臣們進行報復，然後家臣一族又要找吉良家報仇，這樣冤冤相報何時了？不到其中一方被趕盡殺絕，這仇殺是永遠也不會終止的。古代無政無法的社會就是這樣的，我們從中可以看出私刑對國家造成的危害，所以不能不防微杜漸。

　　過去日本的百姓如果冒犯了武士，武士可以將其就地處斬而不犯法，糟糕的是，政府居然公開默許這種私裁。真是豈有此理！既然是國家的法律，就全部都應該由政府來施行，法制分散就會削弱政府的權力。例如封建時代的三百諸侯各自掌握了生殺大權，這麼一來，政府的力量就自然地被架空了。

　　私裁現象當中最嚴重的莫過于暗殺。縱觀古往今來的各類暗殺事件，或有因個人私怨而暗殺的，或有為謀財害命而暗殺的。對他人實施暗殺的人原本就有犯罪的打算，他也必然成為罪犯。除此之外還有一種暗殺：即不是為了私人目的，而是暗殺所謂可惡的政敵。天下大事，總有不同的政治見解，為了自己的意見而裁決他人有罪，侵犯政府職權暗殺政敵，並以暗殺成功為榮，聲稱被殺者是遭天誅，殺人者反為報國之士。請問天誅是什麼意思？難道說真需要替天行道者來進行誅殺嗎？如果是這樣的話，那就先要掂量一下自身的角色了。

　　生長在同一個國家，無論你和政府締結了什麼約定，都應該遵從“遵守法律，接受法律保護”這一原則，如果在人與人相處中看到了不平，覺得有人對國家政務產生了幹擾，就應該平靜地報告政府。那些把政府置之不顧，自己“替天行道”的人，不正是越俎代庖嗎？這類人雖然性格耿直，但卻不諳人世間起碼之理，雖然有憂國之心，卻不知憂國之意義啊！試觀天下古今，有什麼好事和幸福是靠暗殺促成的呢？

　　不知國法之貴，只是一味地害怕政府官員，在官員的面前裝出一副清白的樣子，其實已經犯了罪。更有甚者，犯了罪不僅不以為恥，還蓄意破壞法律，躲避刑罰，制造假象企圖得到別人的好評。在當前人們的日常談話中，常常有人把政府制定的“大法”說成是表面的東西，背著大法，私下計議，業已成為公開的秘密，這種人在談笑間絲毫沒有愧疚感，有的還和小官吏商量計議、秘密勾結，好像雙方都是追求便利的無罪者。他們嫌國家“大法”有些繁瑣，如果不是這樣繁瑣的話，人們私下里秘密勾結的事情也不會發生。這種現象對國家政治來講，恐怕是最大的弊端。如果蔑視國法的風氣在社會上盛行，民眾就會普遍產生不誠實的風氣，大家都不願意遵守本應遵守的法律，只會提升犯罪率。

　　譬如現在政府禁止在公共場所解手，可是很多人並不懂得這條法令之貴，只是害怕巡警，等晚上沒有巡警的時候，就會偷偷破壞法律，結果沒想到被巡警撲個正著，挨了處罰。然而挨罰的人雖然已經伏法，但並不是心里意識到了法律的重要性，而是自認倒霉罷了，實在讓人汗顏。不過這也從另一個側面反映了政府立法的繁瑣。

　　法律繁瑣不見得可以不去嚴格執行。如果民眾覺得政府制定的法律給生活帶來了不便，就應該直接提出來。既然認同並在法律下生活，我們就應該無條件地嚴格遵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