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篇

　　論學者的職責　

　　最近私下聽到有識之士的各種議論。有的問：“今後日本的興衰很難靠人的智慧來判斷，不知道是否會喪失獨立的危險？但縱觀目前的態勢，假使日本能夠逐漸進步，就一定能成為繁榮的文明之邦嗎？”也有人表示懷疑：“日本將來能否保持現在的獨立，不再經過二三十年，是很難作出判斷的。”還有人聽信蔑視本國的外國人的蠱惑：“日本能否獨立還很危險呢。”　

　　我們本來就不可能一聽到傳聞就信以為真，並對自己失去信心。之所以有這些議論，原因是對國家能否保持獨立產生了疑問，如果沒有這樣的疑問，就不會有這些議論了。如果我們現在試著去英國，問問他們“不列顛能否保持獨立啊”？英國人一定會笑而不答，他們不回答是因為他們對這個問題從未懷疑。然而我們日本現在雖然看似比過去有進步，但仍然不能讓大家對國家的前途毫無疑慮，身為日本人，不能不為此感到寒心。　

　　如今我輩作為日本的公民，就應該明確自己的職責，並且恪守自己的本分。原本“政”的含義就是政府的責任，但與政府無關的民間事務也很龐雜，所以治理國家理應成為政府與民眾共同的事。民眾完成民眾應盡的義務，政府也完成政府的職能，二者互相幫助，才能使國家真正獨立。　

　　要維護任何事物，都必須使其保持實力的平衡。譬如人類為了保持身體健康，就必須進食，空氣、陽光也缺一不可，一旦受到冷熱痛癢之類的外部刺激，就應該針對體內問題進行適應性活動，來調和身體。如果我們去掉身體外部的刺激，單單依靠體內的機能運動，恐怕人體的健康連一天也保持不了。　

　　國家的事也一樣：執政是為了治理整個國家，要協調各方的政治實力來保持國家獨立。內部需要政府的實力，外部需要人民的實力，只有內外相得益彰，才能使實力達到平衡。所以說，政府是內部的機能，而民眾是外部的刺激。如果我們現在舍去外部的刺激，只靠政府的職能來維持，那麼國家的獨立恐怕連一天也無法保持。如果你明白人體的機能運作，將此原則運用于國家經濟建設上，那麼你就不會對國家抱有疑慮了。　

　　縱觀我國目前的形勢，將不及外國之處列舉出來，大抵在學術、商業和法律三個方面。世界的文明全與這三者息息相關，沒有這三者，國家也不可能獨立，這是不必等有識之人解釋就很清楚的事實。但迄今為止，我國這三項仍不完善。　

　　從維新開始，政府不是沒有花費人力與物力，也不是人才表現笨拙，但執行起來總是不盡人意，這正是因為民眾尚處在無知文盲的水平線。政府也深知這種情況，所以才鼓勵大家多多學習文化、法律以及經商之道。政府官員或是對民眾循循善誘，或是親自做榜樣示范，真可謂殫精竭慮，但時至今日，仍然沒有太大的實效。政府仍然是那個專政的政府，人民仍然是那樣沒有骨氣的愚民。即使有那麼一點兒進步，和為了推動這項事業所花費的人力財力成本比起來，這點進步是微不足道的。所以說要推進國家的文明進步，決不是只靠政府的實力就能實現的。　

　　或許有人會說，政府暫時駕馭這些愚民只是一種權宜，等他們的智慧和德行有所提升後，自然就會踏入文明領域了。這樣的言論說說也無礙，但要真的這麼去做就不行。試想，我們全國人民千百年來一直受專制統治，民眾心中有什麼話都不能得到直接表達，反而是欺詐盜竊、逃避罪責這樣的狡猾姦計成為了生存必需的工具，大家都習慣了這種不誠實的日常生活，既沒有人會感到羞恥，也不會有人引以為怪，自身的廉恥心都已經拋棄了，誰會為國家操心？　

　　政府很想糾正這種劣習，但卻只是越來越虛張聲勢，不是恫嚇就是叱責，想靠強迫來使民眾回歸誠實，民眾反而更加不信任政府，這與抱薪救火沒什麼兩樣。結果是上下隔絕，“各顧各”在社會上大行其道。這種風氣在短時間內是很難杜絕掉的。當今政府看起來雖然和過去有了很大改觀，但專橫、壓制民眾的風氣卻仍然存在。民眾表面上好像擁有了自己的權利，但卑屈、懷疑的情緒卻和過去一樣。這種風氣無形無體，也無法用某個人做的某件事來概括。因為它就在社會現實中，而且擁有很強大的力量。　

　　試著舉例說明：現在為官的人物不少，就他們的言行舉止看，絕大多數都是心胸寬廣、豁達大度的士君子，我們不僅對他們無可指摘，還會對他們敬佩有加；但從另一方面看，平民也並非全部都是無能之輩，也有少數守信、誠實的良民。士君子在執行政府的政令時，常常不能讓我們滿意，而誠實的良民在與政府接觸時，要麼卑躬屈膝，要麼狡詐、虛偽地欺瞞官員，而且絲毫不知羞恥。這種士君子與良民的關係就陷入了一種怪圈，就像是一身兩頭的人一樣，在私下里雖然充滿智慧，但一旦為官就變得很愚蠢。真可謂“分散則明，聚集則暗”。　

　　政府機構是諸多智者聚集的地方，卻會做出不應該有的愚蠢行為，豈不怪哉？究其根本因，在于前述那種風氣造成的影響，使民眾無法施展自己的才能。維新以來，政府想要發展學術、法律、商業卻沒有效果，也是上述原因造成的。政府如果現在暫時控制民眾，指望他們的智慧德行會有所提升，那不是使用政府威嚴強迫民眾文明起來，就是用騙術使民眾改邪歸正。如果政府強迫大家，民眾必定會以欺騙應對；如果政府欺騙民眾，民眾就會表面上做出順從的樣子。所以說要推進社會文明，絕不能只靠政府的力量。　

　　綜合起來講，要推進日本的文明進程，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把那些不良的民風頑疾予以徹底清除，而要清除民風頑疾，光靠政府的命令、個別人說教是很難的，必須有進步人士先放下自己的事務，站出來做民眾的榜樣。可惜現在尋求能夠成為榜樣的人，農民中沒有，商人中沒有，日本學家與漢學家中也沒有，能擔起此重任的只有洋學家了。其實完全靠他們來做榜樣是不應該的。　

　　現在外來榜樣的人群已經膨脹了：有的進行西洋文字講學，有的讀解譯著，看似已經拼盡全力了，但有些學者只會讀洋文卻不明其義，有的雖然理解其義，卻沒有付諸實踐的經驗……對于這種現狀，我們的疑慮也不少。我們懷疑，這些學者士君子只知道做官而不知道創辦事業，只在意找到政府中的上位之策，卻不知道政府之下的生活管理之道。畢竟，他們無法避免地染有漢學家的一些惡習，只是給漢學披上一層西洋的外衣罷了。　

　　看看現實吧，現在的洋學家們都紛紛踏上仕途，但願意創辦自己事業的人則屈指可數。這不僅是因為走仕途便于貪利，還因為從小所接受的早期教育都是以政府為核心的，思維定勢被框在只有為政府做事才是正確的。在這種愚見作用下，他們只想平步青雲，就連社會上很有名望的一些大家先生們，也無法擺脫這種思維定勢。這種思維定勢看似很卑微，但也不足以讓我們去追根究底。因為他們並不是惡意行事，只是受到社會風氣影響而不自知罷了。就連有名有望的士君子們都尚且如此，天下普通人豈有不紛紛效倣之理？　

　　眼下，青年學生只讀幾本書就想做官；想經商的人只有幾百元的資產就假借官員名聲來做生意；開辦學校或傳教，都要官方批準；畜牧、養蠶，無不需要官方的批準……恐怕民間事業里，十之八九都和官府有關。這樣下去只會讓社會風氣越來越糜爛。羨慕官員、依賴官員、害怕官員、奉承官員，絲毫顯示不出對獨立的熱忱，讓人不忍視其醜態。譬如說現在的報紙以及各種上書、進諫之類就是處在這種狀況中。盡管出版限令不是那麼嚴格，但報紙對政府忌諱的內容不但絕口不提，而且如果有官員哪怕做了一丁點的好事，都會言過其實地加以吹捧，就像娼妓對嫖客獻媚一樣。　

　　再看看各種上書、進諫的內容，多數也是很矯情的：就像尊崇鬼神一樣把政府捧得高高在上，自己則像罪人一樣自輕自賤，使用簡直不像是同在一個社會的虛文，不以為恥，反以為榮。讀完這類文章，只會將他們納入狂人看待。　

　　但現在出版的報紙也好，上書、進諫也好，大都是出自現在的洋學家之手筆。在我看來，他們未必就是娼妓，也未必就是狂人，他們之所以會虛偽到如此境地，原因是現在社會上民權的實例尚未形成，人民只有受屈或附和于腐敗的社會風氣，所以也不可能顯現出公民本色。由此可見，現在的日本只有政府的存在，沒有人民。所以說，要擯棄腐敗的社會風氣，推動國家的文明進程，絕不能只依靠現在的洋學家們。　

　　如果以上的論述是正確的，那麼推動我國文明和獨立自主，就不能只靠政府，那些洋學家也靠不住。我們應該擔負起責任，不僅要做愚民的表率，同時還要為那些洋學家們做先驅，給他們指明方向。想想現在我們當中一些人的身份，雖然學識尚淺，但志在洋學已久，又處于國家的中上地位，近年社會改革我們不是唱主角的，但事實上我們已經給予了一定的幫助，即使我們的實力很薄弱，但民眾看到我們為改革歡欣鼓舞，一定也會把我們當成改革家。既然被冠予改革家之名，又處在社會的中上層地位，民眾就會效倣我們的行為。所以，我們也一定要當好民眾的帶頭榜樣。　

　　凡事要取得成功，不能光靠命令與說教，與其命令他人，莫如真誠地做出表率。下達指令，這是政府的權力；負責說教與做出表率，就要落實到具體的個人頭上了。從個人的角度出發，或者講學，或者從商，或者討論法律，或者著書立說，或者從事新聞出版，只要沒有超越公民的本分，就不必有顧慮。我們奉公守法，如果政府不守其政令，我們也要據理力爭，不要盲目服從，這看似是對政府的棒喝，但為革除舊風氣、恢復民權已成當今要事，我們值得這麼去做。　

　　當然，每個人的社會角色不同，分工種類也很多，從事各種行業的人也各有所長。並不是要求所有的學者都來專注同一件事情。我們的目的只是向民眾示范行事的技能，告訴大家興辦個人事業的方向和意義罷了。　

　　說教一百次莫如做一次表率（包括揭示一個事實），現在我們所要揭示的事實就是“人民的事業不能只靠政府。學者也可以有學者的事業，商人也可以有商人的事業。政府成為日本的政府，人民成為日本的人民。所以民眾不必因為害怕政府而不敢靠近政府，也不應該有所疑慮，而應該敢于親近政府”。如果我們的宗旨為民眾所理解，那麼民眾一定會慢慢地明白前進的方向，上下之間的舊風氣也會漸漸消失，“日本國民”的名字才會得到新生。新生的國民不再是政府的玩物，而成為刺激政府進步的有生力量。這樣的話，學術、商業以及法律等均能各有歸宿，從此國民與政府的實力互相平衡，就能夠維持全國的獨立。　

　　概括起來講，本篇講述了現在學者幫助國家獨立的兩種辦法：一種是進入政府為官行政；另一種是在行政官以外創立自己的事業。本文重點講的是後者。仔細討論世間萬物便可得知：沒有利就必然有害；沒有得就必然有所失。所謂的利害得失“五五開”並不存在。說到底，我們並不是為了自己有所成就才來宣揚個人創立事業，我們只是以平生的所見所聞為證加以論述罷了。當然，如果社會上有誰拿出證據，質疑個人創立事業的，我們也樂于接受。反正這也不應該對個人創辦事業造成危害。　

　　本章附錄　

　　茲將有關本篇的幾個問答，特記于篇末。　

　　第一個問題，發展個人事業是不是不如依靠政府更便利？　

　　回答：要推進文明發展不能只依靠政府，這個論點已在文中闡明。政府推動事業已經過了數年實踐，但成效甚微。盡管個人創辦事業的結果也還是很難達到預期，但只要在道理上還有希望，那就不妨一試。現在甚至連嘗試都還沒開始，就已經有人抱有疑慮，這就算不上是個有勇氣的人了。　

　　第二個問題，政府向來缺乏人才，如果有用的人物離開政府，豈不妨礙了政府公務？　

　　回答：絕不會這樣，現在政府的根本問題恰恰是人滿為患。如果能化繁為簡，減少冗員，整理事務，把過剩的人員請去為社會作貢獻，此乃一舉兩得。況且政府事務繁多，把有用的人浪費在無用的事情上，那才是拙劣的想法。再說了，離開政府的人又不是去了外國，只要在日本，就會對日本有所貢獻，所以不足為患。　

　　第三個問題，民眾撇開政府而創立事業，如果他們聚集起來的話，就好像是自成一體，不是會使現在的政府失去權利嗎？　

　　回答：這絕對是小人之見。不論是興辦個人事業，還是政府官員，都是日本人，只不過是角色不同，地位不同，社會分工不同而已。只要是互相幫助，相得益彰，為人民謀利，就有可能成為益友，不可能成為敵人。如果其中有人犯法，自然會受到懲戒，沒什麼好擔心的。　

　　第四個問題，雖然也有人想要經營個人事業，但會不會離開仕途以後就沒有別的謀生之計了？　

　　回答：這不應該是出自士君子之口的問題，既然自詡為學者，又憂患天下，豈會是不學無術之人？只要有特長就不難糊口，作為官員處理公務和非官員經營自己的事業，其難易沒道理會有所不同。如果認為當官的事務不但簡單，其利也比創辦個人事業要多，就說明這利已經超過了勞動所應得的，貪圖這種利益實在不可能是真正的士君子所為。至于無才無能，只是因為僥幸才當上了官的人，貪圖高額奉祿，以便奢侈浪費，還要把天下大事當做笑談，這種人根本就不是我們的同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