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有這麼一句話叫：“上天既不造人上人，也不造人下人。”意思是說，人類本是彼此平等、沒有貴賤上下之分的。作為萬物之靈，人類應該各盡自我身心之所能，自食其力、互不妨礙地獲取天地間的資源，好讓自己在安定的社會環境中生活得衣食無虞、自由自在。這就是上天創造我們的宗旨。　

　　然而現在看來，泱泱人類，各種矛盾業已叢生：有賢達與愚者的矛盾，有富豪與貧戶的矛盾，還有貴人與下人的矛盾，而且這些矛盾正變得越來越明晰。《實語教》 里說：“人不學習就不會有智，沒有智就是愚。”所以賢達的人和愚人的區別就是勤學和不學造成的。　

　　人世間既有技術性的工作，也有簡單的工作。從事技術工作的人通常被理解為有身份的人；從事簡單工作的人則被理解為身份卑微的人。耗費心力的技術工作難度大，而只要靠力氣的工作是簡單的。所以醫生、學者、政府官員、做大買賣的商人以及雇有很多家仆的富農，通常被看做是身份高貴的人。　

　　身份地位越高，家庭越富裕，地位卑微的人就越是遙不可及。二者差距被拉大，追根究底還是因為學問起了作用，而不是天命所注定。正如古人所言：“上蒼不會給你富貴，要想富貴，得靠你自己的勤勞去獲得。”亦如開篇所述：人在出生時本沒有貴賤貧富之分，只有勤于學習、知書達理，才能出貴人、出富人。相比之下，那些不學無術的懶漢，就只能淪為卑微的人了。　

　　我們講的學問，並不只是能認識難字、解讀古文、吟歌、賦詩作曲這些脫離實際的課本知識，這些課本知識雖然也能愉悅人心、陶冶情操，但並不像古代儒學家、日本國學大師們所推崇的那麼管用。　

　　在古代漢學家中，鮮見有能夠精于管理理財的，縱使是日本本土的那些善于吟歌的精明商人或農民，當他們看到自己的孩子全心讀死書，卻沒有實際的應用能力，便會擔心自己苦心經營的家業會因此敗落。這種心情是不難理解的。因為他們也知道，這些遠離了現實生活的書本知識，畢竟是不能證明其實用價值的。從這里我們不難看出，把不具有實用價值的學問放在次要的位置上，全面推進日常生活會接觸到的實用學問的課程的必要性。　

　　譬如學習伊呂波 的四十七文字，寫信的用語、記賬方法、算盤技術、天秤使用心得等，同時還要兼顧學習和掌握其他學科普及常識；　

　　譬如地理學中不止是日本國內，包括世界各國的風土人情都應該學習；　

　　譬如物理學是學習天地萬物的性質，了解其中的運動原理；　

　　譬如歷史是詳細地記述各個國家古今的典籍；　

　　譬如經濟學知識是要從最小的家庭延伸到整個天下經濟狀況的學問；　

　　譬如修身學是要提高自身修為，講求合乎自然的處世、社交之道。　

　　要學習這麼多的學問，已經有大量的西洋著作可以借鑒，這些書籍幾乎都以日本文字加以標注，學習起來很方便。當然，那些有洋文基礎的青年才俊也可以參照洋文原版交叉閱讀，這樣可以提高洋文水平。總之，對各科目都腳踏實地地學習，遵從事物的原則，對知識精益求精，才能成為當今國家的有用之材。　

　　這是人類社會普遍的實用學問，如果所有的人都不分貴賤上下，一致重視學習，並都有了自己的體會的話，士、農、工、商者皆能各盡其能，恪守其職，則所有的機構都按著自己的本分，個人可以獨立，家業可以獨立，國家也就獨立了。　

　　守本分是做學問的基石。人類最初沒有本分之說，除了生為男人就是男人，生為女人就是女人，其他一切都是自由自在的，但正因為大家都只想自由而不知守本分，所以就容易出現恣意妄為、放蕩不羈的人。　

　　所謂安分守己，是順應自然的道理，遵從人之情理，在不妨礙他人自由的前提下發揮自己的自由。自由與放蕩的區別就在于是否對他人構成妨害。譬如花自己的錢沉湎于酒色，形骸放浪，粗淺地看是自由自在的，其實不然，一個人的墮落卻成為公眾的榜樣，造成擾亂社會風俗、妨害教化的結果，正說明這種個人花費實在是罪不可赦。　

　　自由獨立的根本意義決不僅限于個人，也關係到國家。我們日本乃亞洲遠東的一介島國，自古就不與外國結交，只是在自己的國家里自產自給，也從未覺得有什麼不滿足。嘉永年間來了美國人後，日本才開始與外國有了交易，並且一直發展到現在。　

　　日本開放港口後，國內產生了各種各樣的議論，有人認為與外國來往非常麻煩，並且宣揚鎖國攘夷，這種觀點就像成語中說的“井底之蛙”一樣，十分狹隘。　

　　日本和西洋諸國都在同樣的天地之間，接受同樣的陽光照射，眺望著同樣的月亮，享受共同的海水和空氣，如果各國人民能夠彼此和睦相處，將雙方多余的物品進行交換，互相幫助，互相學習，就不會產生羞恥感和妄自尊大的感覺，並且以互利互惠、謀求幸福、遵從天理人道為基礎來交結相處。　

　　只要是真理，對非洲的黑人也心存敬畏；只要是道義，對英美的軍艦也不必懼怕。如果國家受到侮辱，全日本的人民都應該舍命抵抗，這樣才不至于失去國家威信，才能爭取到一國的自由獨立。　

　　但要是像支那人那樣，覺得天下再沒有其他國家，看到外國人就叫他們“蠻子”，把他們當做是四足畜生一樣作踐嫌棄，也不掂量自己的國力，就要驅逐外國人，反而被這些“蠻夷”逼到了窘迫的地步，實在是不知一國應有的本分，這是因為沒有理解人天生的自由，才會陷入放蕩墮落之中。　

　　反觀我們日本，自從王制維新以來，政治風格有了很大的改變，對外以國際上的公法為基準與別國交往，對內展現人民獨立自由的宗旨，允許公民取姓、騎馬，這真是開天辟地以來的一樁大美事，同時也為士、農、工、商們的同等地位奠定了基礎。　

　　今後日本國的公民，終于可以擺脫過去從出生起就有的位階之分，只以人的才德來獲得相應的地位。譬如對政府的官吏不能怠慢是理所當然的事，但那並不是因為這個人的身份高貴，而是因為他有才能而供職于政府，是為了國民貫徹可貴的國法才高貴起來，不再有尊貴的人一說，只有尊貴的國法。　

　　舊幕府時代，只不過是帶著將軍的茶壺就能在東海道趾高氣揚地通行無阻 ，這是眾所周知的事情。除此之外，禦用的鷹比人還要高貴；禦用的馬行走在路上時，路人必須回避。總之，只要被冠上“禦用”二字，哪怕是石頭瓦片，恐怕也能變得高貴起來。　

　　千百年來世人都一邊厭惡這種風氣，卻又對此風氣無可奈何，結果就在上下之間互相形成了國家惡俗。但這畢竟不是國法的可貴，也不是物品本身昂貴，只不過是在民眾面前展現政府的威風，使人畏懼罷了。這是妨害了人民自由的卑鄙行徑，但其實只是虛假的威風。　

　　好在今日，日本國內已經杜絕了這種虛偽、惡俗的制度，人們也能安下心來了。即使有人對政府忿忿不平，也不會把這種不平隱藏起來，在暗地里抱怨，而是以尋求真理的方法，平靜地將自己的訴求提出來，交給大家光明正大地討論。　

　　只要是為了合乎天理和人意，哪怕是拋棄生命，也應該去爭取。這就是一國人民的本分。　

　　就和前面說的一樣，不論個人也好，國家也好，都應該是遵循天理、自由而不受束縛的。但如果一個國家的自由遇到了威脅，那麼即使要與世界為敵也不足為懼；如果個人的自由受到了損害，那麼即使對方是政府官員也不必忌憚。況且現在四民平等的基礎已經建立起來了，人人都可以安心，只要遵從天理，就可以大膽行事，只是人還是有各自身份的，所以每個人也要擁有與自己身份相匹配的才德。要具備才德，就不能不學萬物之理；要知曉萬物之理，就不能不從基礎學起。這正是做學問成為當務之急的原因所在。　

　　從最近的情況看來，農、工、商三民的地位比起以前已經提高了很多，終于可以和士族並駕齊驅。現今只要是這三民中有人才，政府也為他們的晉升開辟了道路，所以他們也應該顧及到自己現在身份的重要性，不應該有卑劣的行為。　

　　這世界上恐怕再沒有比無知文盲更加可憐又可惡的人了吧。無知到極點就會不知羞恥，明明是因為自己的無知而貧窮，陷入饑寒交迫之中，卻不知自己的罪過，只知道怨恨身邊的富裕之人，更有甚者，糾結黨徒，發起暴動，制造混亂。既然不知羞恥，當然也就無所謂畏法了。　

　　有些人一邊依靠國家的法律來保護自己，安穩度世，可是一邊又為了一己私欲而破壞法律，這不是自相矛盾嗎？還有一些原本還算與自己的身份相稱的人，只知道要拼命攢錢，卻不知教育子孫，那些沒有受過良好教育的子孫變成蠢物也就不足為奇，他們長大後終至懶惰放浪，將祖先家產揮霍而空的人實在不算少數。　

　　教導這些愚民，在講道理這樣便利的方法也行不通時，就只有使用威嚇的方法了。西方有一句諺語叫“愚民之上有苛政”，說的就是這個道理。這並非政府殘暴，而是愚民自己給自己招來禍患。愚民之上既然只有暴政，那麼按道理良民之上就應該有好的政府才對。所以現在我們日本既有這樣的人民，也有這樣的政府。　

　　將來，如果人民的德行比現在還要差，而且沉溺于不學無術，那麼政府的法律也會比現在的更加嚴苛；如果人民都志在學問，追求萬物之理，文明之風吹遍大地，那麼政府的法律就會比現在還要寬仁大度。法律的嚴苛寬厚，是根據人民有無品德來決定的。　

　　誰都不會喜歡苛政而厭惡良政，誰都會希望自己的國家富強起來，誰都不甘于被外國欺辱，這就是人之常情啊。從來就沒有報國之心的人，注定也不會為國家牽腸挂肚。但人生的主要目的，就是要以天理人情為基礎，端正自己的品行，不斷深造，擴大自己的知識面，使自己的智慧與身份相稱。只有這樣，政府才便于推行政策，而人民也不會承受被幹預之苦，彼此各有所得，共同維護全國的太平。今日我們勸學的目的也在于此。　

　　後記　

　　這次我的故鄉中津開設學校，為了給昔日同鄉友人閱讀而撰寫出《學問的宗旨》，並裝訂成冊，有人讀完這本書說：“比起只在同鄉友人中傳閱，這個冊子更應該給天下人看才更加有益。”受其鼓勵，便交付慶應義塾進行活字版印刷，謹供有志之士一覽。　

　　明治四年末 十二月 福澤諭吉 記 小幡篤次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