憑什麼華爾街雄踞全球金融制高點？

　　混沌初開，“金融”露真容

　　華爾街坐落在紐約市曼哈頓區南部從百老匯（Broadway）與東河（East River）之間，是英文名“Wall Street”的音譯，本意為“牆街”。全長不過500米，寬約11米，街道狹窄短小，僅佔7個街段。最西邊是三一教堂（Trinity Church）和一片墓地，美國第一任財政部長、金融業的奠基人漢密爾頓就長眠于此。

　　1625年，來自荷蘭的早期殖民者，在北美東北岸哈德遜河口現在的紐約曼哈頓建立了一片領地，取名“新阿姆斯特丹（New Amsterdam）”。

　　新阿姆斯特丹是世界上最大的也是最優良的天然海港之一，這時成了荷蘭人在北美對外貿易的前站，它的繁榮使得在新英格蘭的英國殖民者垂涎三尺。

　　新阿姆斯特丹市長彼得?史蒂文森，擔心新英格蘭的英國殖民者會從陸路進攻，決定建立一道700多米長的木柵欄防禦牆。1664年，英國人並沒有像彼得擔心的那樣從北部的陸地發起進攻，相反，一支英國艦隊從南邊駛向這個港口，將全城置于炮火壓力之下。荷蘭人被迫投降。新阿姆斯特丹被重新命名為新約克（New York，簡稱紐約）郡，以獻給當時的英王查理二世的弟弟和繼承人約克公爵（Duke of York）。

　　1685年人們沿著原始柵欄鋪設了一條道路，自然而然被命名為“牆街”，也就是今天的華爾街。1699年英國當局拆除了那道無用的木柵欄防禦牆。

　　小小“牆街”得益于荷蘭人濃重的商業傳統，以及種種歷史、人文、地理條件和機遇因素，最終發展成了世界上最著名的通衢之一。

　　歐洲宗教革命後，荷蘭是最早的新教國家，也是最早發展資本主義的國家。荷蘭人是現代商品經濟制度的開拓者，也是現代金融業的先驅者。

　　金融，顧名思義，就是資金融通，是人們基于獲利願望，在信用與風險並存中展開的貨幣流動。金融的內容可概括為貨幣的發行與回籠，存款的吸收與付出，貸款的發放與回收，金銀、外匯買賣，有價證券的發行與轉讓，保險，信托，國內、國際的貨幣結算等。

　　資金，這個曾一度被稱為“罪惡之源”的東西，實際上和勞動力、資源、技術一樣，是國民經濟中所不可或缺的要素。沒有工人、原材料和工廠就不可能出產品，而工廠、原材料、工人的薪水，以及一個成功企業所必需的種種先決條件，都要有資金才能辦到。

　　從事金融活動的機構主要有證券（股票、債券、期貨、金銀、外匯等）交易所（公司）、商業銀行、投資銀行、信托公司、保險公司、財務公司、信用合作社和金融租賃公司等，以及金融分析、會計事務和產品評級等配套服務機構。其中以證券交易和銀行業者（尤指投資銀行——投資人和投資對象的中介機構）為核心，起著主導性作用。

　　歷史學家們都相信，荷蘭市民發明了世界上第一支股票，建立了第一家現代股份制有限責任公司、股票交易所、現代銀行以及配套的信用、保險機構，並將這些金融產物有機地統一成為一個相互貫通的金融和商業體係，由此帶來了爆炸式的財富增長，使這個小國迅速崛起成為歐洲強國之一。

　　荷蘭人在人類早期的金融活動中發明了最早的股市投機技術，這些技術在以後的歷史中被投機者們反復應用，樂此不疲。例如賣空（Short-selling，指賣出自己並不擁有的股票，意圖在股價下跌後購回以賺取差價）、賣空襲擊（Bear Raid，指內部人合謀賣空股票，直到其他股票擁有者因恐慌拋出自己的股票，導致股價下跌，內部人得以低價購回股票以平倉獲利）、“對敲”或“辛迪加”（Syndicate，指一群同謀者在他們之間對倒股票來操縱股價）、壟斷式“逼空”（Corner，也稱殺空或坐莊某一只股票，或囤積某一種商品，指個人或集團秘密買斷某種股票或商品的全部流通供應量，迫使需要購買這種股票或商品的其他買家不得不在其操縱的價位上買進）等。

　　17世紀初，荷蘭的商業貿易已經發展到了頂峰，投機活動也到了癲狂的地步，終于引發了一場人類史上首次有記載的金融泡沫事件——“鬱金香狂熱”。

　　鬱金香（Tulip）的原產地可能是中國青藏高原，通過絲綢之路帶到了土耳其。16世紀中期，西歐從土耳其引進了鬱金香，經品種改良優選，荷蘭人對這種艷麗的花卉產生了時尚狂熱。17世紀初期，荷蘭富人們競相在花園里展示鬱金香品種，某些珍品賣到了不同尋常的高價，催生了一種病態的傾慕與熱情。鬱金香價位節節上升，往往今天買進，明天就可賺一筆，屢試不爽，引發了羊群效應式的搶購風潮，鬱金香買賣甚至進入了股市交易。許多人把家里面所有的財物如家畜、生財用的工具都拿去變賣換錢，加入這場泡沫投機（這種以為總是有人會願意出價更高的想法，後來被稱為投資的“博傻理論”）。

　　進入1637年，所有品種的鬱金香價格全線上升，漲到了聳人聽聞的水平，與上一年相比，總漲幅高達5900%。是年2月，一株名為“永遠的奧古斯都”的鬱金香售價高達6700荷蘭盾，這筆錢足以買下阿姆斯特丹運河邊的一幢豪宅，而當時荷蘭人的平均年收入僅有150荷蘭盾。

　　金融投機並不創造財富，而只是轉移財富。一旦價格虛高遠離實際，總有人會清醒過來，急于大量拋售回吐獲利，引發信心動搖，其他人就會蜂擁跟從。1637年2月4日，鬱金香市場突然崩潰，賣出的狂熱與此前購買的狂熱不相上下。一夜之間價格一瀉千里，登時千百萬人傾家蕩產。受害者當中既有博學多才的知識分子，也有大字不識一個的文盲，其實貪婪是沒有任何階層界限的。1637年4月，荷蘭政府決定禁止投機式的鬱金香交易，終止所有合同，從而徹底終結了這場歷史上空前的金融泡沫遊戲。其打擊之大，之後3年內荷蘭經濟陷于癱瘓。

　　盡管這是有史以來首次金融泡沫事件，但包含了幾乎以後所有金融泡沫危機的共性主要特徵。

　　事件之後荷蘭人一度厭惡鬱金香，但是，回歸百花園的美麗高雅的鬱金香仍然被遴選為荷蘭國國花。

　　荷蘭人在北美洲哈德遜河口建立了新阿姆斯特丹這塊小小的殖民地，從一開始，就有別于當時在北美洲東海岸建立起來的其他殖民地。荷蘭人作為商貿和金融事業的先驅者，也是最早的金融投機衝浪客，無愧為日後華爾街的靈魂塑造者。作為對照，當時來到新英格蘭的清教徒（Puritan），首先想做的則是在山丘上修築一座輝煌的城市，一個虔誠和美德堪以垂范的首善之區。

　　荷蘭人在新阿姆斯特丹建立起的商業領地，有著一心經商與包容共處的世界都市特質。17世紀40年代，一位法國牧師來到這里，發現街上的人說18種以上語言，他們都是來賺錢的。面粉、奴隸、木材和無數其他商品，都在曼哈頓進行交易。這里的商人，已經在北歐、地中海、西印度甚至印度洋等大范圍市場尋找買低賣高的機會。

　　今天的紐約，除了一些荷蘭語地名，比如說布魯克林（Brooklyn），一些荷蘭語單詞，如小甜餅（Cookie），以及一些荷蘭語人名，如羅斯福（Roosevelt）等以外，荷蘭人在哈德遜河畔40年的歷史似乎沒有留下多少痕跡。但是，那個吵吵嚷嚷、熙來攘往做生意的新阿姆斯特丹的影子無處不在，正如在每個人身上可以依稀看到他的孩提時代。他們無邊界的商業精神在此流傳不息，並且發揚光大，達到了極致。

　　早在1666年，這種商業精神已在此地金融領域大顯身手。那是在英國人奪得紐約後的第二年，菲利普斯（Frederick Philipse）通過囤積貝殼串珠（北美印第安人用作貨幣和裝飾品），成功地策劃了北美洲歷史上第一場金融操縱案。

　　菲利普斯1626年出生于荷蘭，曾是木工學徒，1647年隨父遷居新阿姆斯特丹，參與過建造那道木柵欄防禦牆。他和一個有錢的寡婦結婚後，利用妻子的財力，和當地的印第安人、西印度群島人，以及荷蘭人交易各種商品。很快就有了卓越的表現。

　　印第安人的皮毛產品是當地殖民地經濟中的熱門商品。金銀被歐洲人視為至寶，但印第安人認為一錢不值，拒用金幣或銀幣，他們要求歐洲人使用“真正的錢”——貝殼串珠（用復雜方法將蚌殼中的小珠串制而成）。

　　1650年，6顆白色珠子值1個斯圖弗（Stuiver，荷蘭貨幣單位）。到1659年，因通貨膨脹，16顆白色珠子才值1個斯圖弗。這時候菲利普斯大量買進貝殼串珠，裝在桶里埋到地下囤積起來。幾周內他就控制了串珠市場，成功地抬高了價格。1666年時3顆白串珠就相當于1個斯圖弗。

　　菲利普斯控制貨幣供應，起到了相當于中央銀行的作用。而國際社會正式的中央銀行概念直到30年後才告形成（1694年建立英格蘭銀行，Bank of England）。當然，他因此獲得了可觀的利潤，成為紐約最富有的市民，從事貿易的范圍遠達東印度群島和馬達加斯加。

　　直到美國獨立戰爭前，貝殼串珠還被當成一種常用貨幣。後來發明了一種可以廉價倣制貝殼串珠的機器，徹底摧毀了貝殼串珠的價值。

　　此時紐約已經成為一個商業繁榮活躍的港口。華爾街東端靠近河岸處是商業區，這里定期進行的主要商業活動是奴隸交易。紐約州是第一個有大量奴隸的北方殖民地；曼哈頓是一個奴隸交易中心，奴隸從這里被運往南方的弗吉尼亞和卡羅來納。另外，谷物、皮毛、鯨魚油和煙草等北美產物，也由此源源出口，換取在殖民地不能生產的商品。

　　1699年，英國駐美總督貝雷蒙特爵士 （Lord Bellomont）將紐約稱為“美洲發展最快的城市”，但那時還沒有形成金融市場。英國政府禁止在殖民地設立銀行。這里既沒有銀行，也很難見到英格蘭銀行發行的紙幣或鑄幣。北美殖民地的貨幣供應實際上是個大雜燴，包括貝殼串珠，殖民政府發行的紙幣，其他國家的硬幣，以及一些臨時被用作貨幣的東西，例如煙草公司的收條（在殖民地南部地區廣泛使用）。最常見的鑄幣是西班牙的里爾銀幣（Spanish Real），經常被切成兩塊、四塊、八塊來找零錢。這就是為什麼紐約證券交易所一貫以一美元的1/8為最小單位來報價，直到2001年才改為十進制。

　　獨立戰爭期間，紐約被英軍佔領7年之久，人口減少了一多半。兩場大火席卷了紐約城，物質損失也極慘重，生產總值估計至少損失了一半（那時還沒有正式統計）。紐約作為主要港口和商業中心的地位幾乎被徹底毀掉。

　　美國人于1783年11月25日收復了紐約。戰後紐約以令人吃驚的速度迅速恢復。老居民重歸家園，寬松的商業社會氛圍吸引了很多新居民。1790年，首次全美范圍的人口普查顯示，紐約人口約達33000人，已經超過了當時首都費城的28552人，成為全美最大城市。

　　18世紀紐約移民中最著名的人物之一，開國元勳亞歷山大?漢密爾頓（Alexander Hamilton，1755－1804），對美國經濟建設、華爾街勃興以及紐約發展成為商業和金融中心，貢獻至巨、影響深遠。

　　漢密爾頓曾在紐約國王學院（現在的哥倫比亞大學）學習法律，獨立戰爭期間成為喬治?華盛頓的重要幕僚。華盛頓出任美國總統時，請漢密爾頓擔任財政部長，處理新聯邦政府緊迫的問題：混亂的財務狀況。

　　新生的美國政府必須向法國和荷蘭借款，並從這些國家購買武器。由于缺乏自身的資金後援，只得求助于硬性貸款，簽發借據強制徵用各種物資，並發行所謂“大陸法幣”。這種“不兌現紙幣”引發了嚴重的通貨膨脹，短短幾年內，國會不得不將以前發行的紙幣重新定值，降至原有面值的2.5%。“一個大陸法幣都不值”成了美國詞匯中的流行語。 

　　漢密爾頓試圖做好三件事情：第一，建立一個完善的聯邦稅收體係，保證國家有穩定的財政來源（在此前的聯邦體例下，聯邦政府沒有徵稅的權力，只能向各個州要錢）；第二，用美國政府信用作為擔保，以優厚的條件發行新的債券，去償還舊的國債（包括國內的和國外的），以及戰爭期間幾個州的債務；第三，按照英格蘭銀行模式建立中央銀行，替政府管理財政並監管國家的貨幣供應。

　　以另一著名開國元勳湯瑪斯?傑弗遜（Thomas Jefferson，1743－1826；第3任美國總統，任期1801－1809）為首的一批政治家，極力反對漢密爾頓運用金融手段發展經濟的主張，被稱為傑弗遜主義者。傑弗遜主義者認為那些以低價買進舊債券和其他票據的人是投機者，不能允許他們兌換新券來獲利，只有初始的債券擁有者才應該獲得贏利。但在實際操作中，這幾乎不可能做到。

　　漢密爾頓的償債法案最終在國會得以通過，但經過了一番激烈的討價還價。例如，為了讓傑弗遜主義者接受償還國債的方案，漢密爾頓不得不作出讓步，使紐約失去了成為新聯邦首都的機會。

　　漢密爾頓的計劃一旦實施，便對新生的美國的經濟產生了非凡而迅速的影響。然而漢密爾頓的政治對手從來沒有停止過敵意和反制。事實上，整個美國政治史基本上可以被看做是漢密爾頓主義者和傑弗遜主義者之間的一場曠日持久的鬥爭。

　　華爾街日後成了美國的金融中心，卻一直被傑弗遜主義追隨者認為是漢密爾頓“錯誤政策”的標志。 

　　在18世紀90年代，漢密爾頓的計劃促成了美國經濟的繁榮。1794年時，美國已經在歐洲市場獲得了最高的信用等級，它的債券能夠以10%的溢價出售。法蘭西的外交部長塔利讓（Talleyrand，曾流亡北美）解釋了這一現象。他說，這些新債券是“安全的，而且不會下跌。它們以非常穩健的方式在市場發行，而這個國家的經濟正以一日千里的速度在發展，沒有人會懷疑它的償付能力”。

　　漢密爾頓在1784年發起成立了紐約的第一家銀行——紐約銀行 （Bank of New York），並向公眾公開發行股票。這樣市面上流通的證券除了政府債券以外又增加了銀行股票。

　　此時紐約人口急劇增長，商業迅速發展。商人們對信貸、保險和其他金融服務的需求日漸增長。紐約的各種金融活動也大大活躍起來。

　　于是，一座城市、一條街道和它們注定的命運走到了一起。 

　　開啟風起雲涌的金融時代

　　華爾街上的聯邦廳曾是美國第一屆國會的所在地，首任總統華盛頓在此宣誓就職，如今大門前聳立著華盛頓銅像。不過華爾街作為政治中心只是短暫的一瞬，而作為金融中心卻輝煌奪目，經久不衰。

　　1776年，與美國建國同年，亞當?斯密出版《國富論》。

　　漢密爾頓為美國構建的貨幣金融體係有五大支柱：其一，統一的國債市場；其二，中央銀行主導的銀行體係；其三，統一的貨幣體係（當時實行金、銀復本位制）；其四，以關稅和消費稅為主體的稅收體係；其五，鼓勵制造業發展的金融和貿易政策。

　　他說：“一個國家的信用必須是一個完美的整體。各個部分之間必須有著最精巧的配合和協調，就像一棵枝繁葉茂的參天大樹一樣，一根樹枝受到傷害，整棵大樹就將衰敗、枯萎和腐爛。”

　　漢密爾頓的5大支柱恰像5根樹枝，完美配合和協調，共同支撐起美國金融體係的參天大樹，最終成長為主導全球經濟的美元霸權體係。

　　美國著名政治家韋伯斯特（Daniel Webster）如此評價漢密爾頓金融戰略的重要性：“漢密爾頓創建的金融體係，是美國繁榮富強的神奇密碼。他叩開了信用資源之門，財富洪流立刻洶涌澎湃。美國人民滿懷感恩之情，世界人民滿懷敬畏之心。丘比特拈花一笑，智慧之神翩然而至，那是我們鐘愛的希臘神話故事；然而，漢密爾頓創造的金融戰略比希臘神話還要美妙、突然和完美。他那不可思議的大腦靈機一動，整個美國金融體係就應運而生。”

　　漢密爾頓主導的經濟政策實施之後，整個國家和紐約地區的經濟蒸蒸日上，商人們對信貸、保險和各種金融服務的需求日漸增長。這時紐約的商業迅速發展，人口也急劇增長，各種金融活動大大活躍起來。按照漢密爾頓的計劃，美國建立起了一個信譽良好的、統一的貨幣供應體係，幣值不再像以前那樣變化無常。那些繼承了荷蘭先人投機技巧，熟悉金融市場風險的投機者和經紀人躍躍欲試。這些最大膽、機敏的紐約人願意也能夠為一個金融市場的發展提供其所需要的流動性，做好了金融開路，財源廣進的一切準備。

　　漢密爾頓發行的大規模債券直接導致了證券市場的活躍，而美國歷史上的第一只大盤藍籌股（紐約銀行）則啟動了這個國家第一輪股市投機狂熱。

　　18世紀末，交易員和投機者在華爾街街角的一棵梧桐樹下從事非正式的買賣。為了對付競爭，1792年5月17日，24名人士簽署了一份稱為《梧桐樹協議》的文件，規定他們只在彼此之間買賣證券，規定每個證券的出售，不能收取低于2.5㏑的傭金，並不得參與其他證券拍賣活動，將非正式的買賣轉化為正式的聯盟。這一組織就是紐約證券交易所的前身，這24名人士被視為是紐約證券交易所的原始會員。華爾街就從此開始起步。

　　1817年3月8日這個組織起草了一份章程，並取名為紐約證券交易委員會，第一個總部是華爾街40號一間月租200美元的辦公室。1863年改為今名紐約證券交易所（New York Stock Exchange, NYSE），現址坐落華爾街轉彎處南側一座被媒體喻為“金融神廟”的古希臘風格建築，門牌華爾街11號。

　　華爾街的金融活動，一開始就同醜聞難分難解。

　　紐約證券交易所創始人之一，聯邦政府財政部助理部長——威廉?杜爾（WilliamDuer，1747－1799）是這第一輪投機狂熱中的主要弄潮兒，他可以稱得上是美國股市的第一位著名的“莊家”，也是此後200多年美國股市操縱者們的鼻祖。

　　1791年，威廉?杜爾辭去財政部的職務，同紐約大富豪亞歷山大?麥科姆等人合作：用他們的金錢，加上威廉?杜爾的投機奇才，亦即借重他財政部的人際關係來大幹一場。

　　威廉?杜爾常常利用內幕信息交易，總能在第一時間贏得大筆錢財，人們因此而憤憤不平。

　　當時有傳聞說新成立的美國央行（設在費城的美國第一銀行）可能兼並紐約銀行。如果屬實，紐約銀行的股票肯定上漲（天知道這個傳聞是不是威廉?杜爾散發的）。威廉?杜爾決定秘密收購壟斷紐約銀行的股票。

　　就在威廉?杜爾做著投機發財夢的時候，漢密爾頓察知了這個投機陰謀，擔心整個國家商業信譽陷于險境，于是同紐約銀行合作，阻止杜爾及其同夥染指紐約銀行，並緊縮信貸，切斷了杜爾的現金流。這一對策，對于杜爾和借錢投機的人無疑是毀滅性的。絕望之中，杜爾試圖借更多的錢以償付欠款，不幸的是，即便他開出天價的利息，此時已經無處可以借到錢了。杜爾和其同夥無法兌現償付欠款的約定，都被拋進債務人監獄。 

　　緊跟杜爾投機的人們大多血本無歸。杜爾的瘋狂投機和迅速潰敗引發了美國歷史上第一次金融恐慌。漢密爾頓下令財政部購進大量聯邦證券對市場進行支持，他的果斷行動成功地阻止了金融恐慌的蔓延，確保了股市的危機沒有對美國的經濟造成長期的負面影響。

　　資本市場從誕生的第一天起，就充滿了爭議。來到證券市場的形形色色人物，良莠不齊、泥沙俱下。有普普通通的投資者，也有惡意操縱市場的莊家，還有像杜爾這樣的政府官員寡廉鮮恥地利用職權之便進行股市投機。漢密爾頓和此後數百年中的無數政府精英一樣，竭盡全力、絞盡腦汁，試圖尋找到一條“好人與惡棍的分界線”，來區分像杜爾這樣的無賴賭徒和受人尊敬的投資者，兩個多世紀以來，他們的努力所得到的充其量不過是一個喜憂參半的結果。

　　漢密爾頓揭發了他的政敵，傑弗遜的副總統阿倫?伯爾（Aaron Burr）的卑鄙行徑。伯爾大為惱怒，邀漢密爾頓決鬥。1804年7月11日，漢密爾頓在與伯爾的決鬥中身亡，被安葬在華爾街的三一教堂旁，與他一手建立起來的紐約銀行（華爾街1號）隔街相望。新版10美元紙幣正面印有亞歷山大?漢密爾頓的肖像。

　　在這個時期，有限責任制度——現在企業制度的基石得以奠定，美國各州通過了《普通公司法》，帶動了新一輪的經濟增長。從1792年到1817年，聯邦稅收在25年內增長了9倍。

　　接著，華爾街迎來了歷史上的第一次大牛市。

　　隨著美國西部開發大潮興起，交通運輸成為了最大的瓶頸。1825年，伊利運河（Erie Canal，連通哈德遜河與伊利湖，將五大湖與大西洋水域連接起來，全長584公里）歷時8年修建成功，于是美國西部豐富的物產可以通過五大湖和伊利運河沿水路源源不斷地運送到紐約，成本只有原先的1/20，時間為原先的1/3。這不僅促進了美國經濟繁榮，也支持紐約成為了美國最大的經濟中心；而修建運河所顯現出的巨大經濟效益，直接引發了人們對運河股票的狂熱追捧。

　　伊利運河開通後，當年就有13110艘船只穿行其間，繳納的稅收足以支付紐約州為修建運河所借的債務。

　　伊利運河的成功，給紐約市帶來的直接影響是：人口爆炸般增長，以及港口吞吐量激增。1820年紐約人口為123700，費城人口是112000；到1860年，這兩個數字就變成了1080330和565529。1800年美國外來商品只有9%通過紐約港進入美國，1860年時這個比例躍升到了62%。

　　美國經濟日益繁榮，在紐約經紀人的業務中得到了反映。伊利運河的修建引發了對運河概念證券的狂熱，西部的土地開發也成了美國經濟的亮點。華爾街挂牌交易的股票越來越多，證券的首次發行常常獲得超額認購。這些增加的交易量中不少來自于歐洲，因為歐洲的資本也想從迅速發展的美國經濟中分一杯羹。

　　市場對新證券的需求不斷增加，其中既有新公司發行的股票，也有州政府發行的債券。此時有關公司和證券的法律尚在襁褓之中，每一個經紀人，無論是經驗老到的騙子，還是初出茅廬的新手，都能很容易地將一些價值很令人懷疑的股票賣出。

　　華爾街的第一場牛市中，出現了另一個華爾街經紀人的原型。直到今天，此類人物就再也沒有離開過華爾街。他的名字叫雅可布?李特爾（Jacob Little），造船匠的兒子，1817年來到華爾街，1822年在一個地下室建立了自己的經紀公司，1825年他終于成了紐約股票交易所的會員。

　　李特爾和上一代的威廉?杜爾很不相同。杜爾的特長是獲取政府內幕消息（或者更精確地說，是讓別人覺得他能夠獲得政府的內幕消息），而且，杜爾在需要背叛他的合夥人時會毫不猶豫，他會利用合夥人的錢為自己牟利。按照今天的標準來看，杜爾是個十足的騙子。

　　李特爾則是獨立的經紀人，他沒有任何政府關係，也沒有長期合夥人。他靠著比其他證券交易者對市場一些特殊事件的準確判斷來掙錢，是用自己的錢在牟利。換言之，李特爾是個股票投機者，通過市場的短期波動來獲利，而不是對有發展潛力的企業進行長期投資。

　　作為華爾街第一位傑出的投機者，李特爾喜歡賭股價的下跌，通常在市場行情下跌的時候進行操作。他最初的名聲來自對于19世紀30年代最熱股票之一的“莫里斯運河和銀行公司”（Morris Canal and Banking Company，以下簡稱莫里斯運河）行情的準確判斷。1834年，市場飛速上揚，莫里斯運河是這次牛市的龍頭股，但李特爾知道華爾街的許多大玩家已經賣空了這只股票，正在等待它的下落。李特爾看到了機會。

　　賣空者承諾在將來一個特定的時間以特定的價格交付股票，如果股價在賣出日和交付日之間下跌的話，賣空者可以在交付日從市場低價買入，進行交割而獲得價差。但如股價上升，做空者將遭受損失。更糟的是，至少在理論上，股價是可以無限上漲的，因此對一個做空者來說，潛在的損失是無限的。

　　李特爾組織了一個投機者集團悄悄地購買莫里斯運河的股票。當那些賣空者為了交付股票而到市場上購買莫里斯運河的股票時，他們發現了一件可怕的事情：李特爾和他的朋友們已經買斷了這只股票，事實上控制了這只股票所有的流通股。李特爾的集團以大約10美元的平均價格買進了這些股票。一個月之內，莫里斯運河的股價飛漲，達到每股185美元，李特爾和他的同夥大發了一筆橫財。

　　李特爾一夜之間成了華爾街上最著名的投機者，並且保持這一名聲長達20多年，盡管該期間他曾三次破產，但每次都能再度站起來。最終，他在1857年的市場崩盤中第四次破產，從此一蹶不振。其後他仍然混跡于華爾街直到去世，但只能零星交易一些小額股票，他的輝煌時代已經一去不返。

　　華爾街第一次牛市的狂歡盛宴，終于在安德魯?傑克遜（Andrew Jackson，1767－1845，美國第7任總統）政府的金融政策壓力下，進入尾聲。

　　這位總統出身貧寒，他的早年經歷使他產生了一種對投機、債務以及紙幣的終生的恐懼。為了將投機活動攔腰截斷，總統乘著國會休會後的1836年7月11日，將所謂的《鑄幣流通令》（Specie Circular）作為一項行政命令簽署生效。它要求，除極個別情況外，8月15日以後購買土地都必須用金幣或銀幣支付。

　　實力較弱的銀行，黃金儲備較少，卻發行了大量的銀行券，所以紛紛被迫破產。而那些需要銀行貸款的商人也因此步履維艱。股市開始下跌，破產開始蔓延。這時英格蘭銀行提高利率，以避免黃金流出國門，並且影響英國的投資者不再願意將錢投入到美國的證券上，對華爾街證券市場無疑是雪上加霜。當幾個州的州政府試圖為自己的債務進行再融資時，發現市場上根本沒有人願意購買它們的債券。美國歷史上的首次大牛市終于被首次大熊市所替代。

　　紐約前市長菲利普?霍恩自己也受波及，他在日記中寫道：“在投機狂熱的日子里我們曾聽說過的那些巨大財富，就像冰雪一樣融化得無影無蹤。我們逃不出這場劫難，我們最終一無所有；只有那些債務很少或根本沒有債務的人才是真正的幸運者。”

　　1836年大崩潰之後，華爾街多年籠罩在一片陰霾之中。但是美國經濟悄然發生著巨大的變化。

　　證券化陷阱套牢世界

　　小布什總統在他的競選演講中大打愛國主義牌，他呼吁民眾愛國。而在當時經濟困難的背景下愛國就是積極購買房產，促進美國房地產的發展。就這樣，在政府引導下，美聯儲不斷降息，大量的資金開始流入房貸領域給居民購買房產。房貸條件不斷放寬，最後發展為只要滿足一些最基本的條件，甚至不要首付，就可以獲得住房貸款，這便是次級抵押貸款（Subprime Mortgage Loan，簡稱次貸）。次貸促成了美國房地產市場一派榮景，推動房價節節上升。

　　2007年美國爆發了次貸危機，翌年惡性發展為全球性的空前嚴重的金融危機，人稱金融海嘯。其實次貸總金額僅約1.3萬億美元，並且有房地產抵押，即便“全軍覆沒”也不太可怕。然而，在形形色色金融衍生品支持下的“證券化”，使得本來破壞力有限的次貸危機產生了史無前例的震撼力和後續影響。

　　可怕的是，華爾街的投資銀行和金融機構，為了擴大流動性，賺取高額暴利，將次貸進一步變成了次級債券後，利用所謂“金融創新”推出的形形色色的“金融衍生品”，把次級債券證券化打包，通過杠桿操作手段，反復擴大金額，依靠華爾街國際金融中心的優勢地位推向全球市場。

　　冷戰結束後，大批缺乏用“武”之地的數學家和物理學家、畢業于“常春藤”大學的精英，投身于華爾街，設計出了一係列復雜的金融衍生品：ARS（拍賣利率證券）、MBS（抵押貸款支持證券）、CDO（擔保債務憑證）、CDS（信用違約互換）……給虛擬財富插上了技術的翅膀。事實證明，巨額的高杠桿率金融衍生品是摧毀經濟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

　　這種貽禍全球的證券化所使用所謂的金融衍生品究竟是什麼玩意兒？今以危機爆發後臭名昭著的“擔保債務憑證”或稱“信貸違約掉期合約”（Collateralized Debt Obligation， CDO）為例簡介于下：

　　由于杠桿操作高風險，所以按照正常的規定，銀行不進行這樣的冒險操作。所以就有人想出一個辦法，把杠桿投資拿去做“保險”，這種保險就叫 CDO。比如，銀行A為了逃避杠桿風險就找到了機構B。機構B可能是另一家銀行，也可能是保險公司。A對B說，你幫我的貸款做違約保險怎麼樣，我每年付你保險費1000萬，連續10年，總共1億，假如我的投資沒有違約，那麼這筆保險費你就白拿了，假如違約，你要為我賠償。A如果不違約，貸款可以賺10億，這里面拿出1億用來做保險，還能凈賺9億，如果有違約，反正由保險公司來賠，是一筆只賺不賠的生意。B沒有立即答應A的邀請，而是回去做了一個統計分析，發現違約的情況不到1%。如果做100家的生意，總計可以拿到100億的保險金，如果其中一家違約，賠償額最多不過10億，即使兩家違約，還能賺80億。A、B雙方都認為這筆買賣對自己有利，因此拍板成交。

　　B做了這筆保險生意之後，C見有利可圖，就跑到B那邊說，你把這100個單子賣給我怎麼樣，每個合同給你2000萬，總共20億。B的100億要10年才能拿到，現在一轉手就有20億，而且沒有風險，何樂而不為？因此B和C就成交了。這樣一來，CDO被劃分成一塊塊的CDS，像股票一樣流進了金融市場，可以交易和買賣。實際上C拿到這批CDO之後，並不想等上10年再收取100億，而是把它挂牌出售，標價22億。D看到這個產品，算了一下，100億減去22億，還有78億可賺，立即買了下來。從此以後，這些CDO就在市場上反復炒了起來。

　　次貸證券化之後，衍生出的CDO未結清的金額高達次貸本身的40多倍，突破了驚人的60萬億美元。而國際清算銀行的報告指出，截至2008年6月，其他各種用類似方式衍生出來、尚未結算的場外衍生產品，其價值總額為648萬億美元。

　　美國金融市場的影響力和投資市場的開放性，吸引了不僅來自美國而且來自歐亞其他地區乃至中國在內的全球投資者，使得這些證券化產品需求十分興旺。許多房貸機構因此進一步降低了貸款條件，以提供更多的次級房貸衍生產品，埋下了全球性金融危機的隱患。

　　在房地產價格不斷上升期間，投資這種次級債券是有利可圖的。幾乎世界任何一個投資銀行都購買了這種次級債券。然而這樣的價格上升最後只是依靠貨幣增長為支持，造成了巨量泡沫。房地產價格達到極限，再也沒有“傻瓜”願意接手購買的時候，市場交易無以為繼，房價開始下跌，使得銀行提高利息，加重了貸款人的負擔。這些次級信用的貸款人很難正常還貸，于是整個次貸的資金鏈斷裂，危機就開始爆發了。

　　那麼，這種債務證券化的手法，又是怎麼產生的呢？

　　自從20世紀初的大蕭條以來，美國經歷過一係列的金融危機，面對金融市場的變化無常和儲貸機構的金融欺騙行為，政府最終不得不以財政（融資）手段來解決危機。1989年美國債券市場發生危機後，成立了清債信托公司（Resolution Trust Corporation，簡稱RTC），收購處置破產的房地產抵押貸款和其他資產。清債信托公司採用了一種金融技術——證券，將利息和本金以交易的形式出售給投資者。由此，一個新的群體，證券投資者出現在儲貸危機中，他們變成了貸款的擁有人，有權獲得利息和本金。此後證券化一發不可收拾，從汽車貸款到商業抵押貸款，全都被包裝成證券，出售給廣大的投資者。證券化竟出人意料地解決了儲貸危機，減輕了納稅人的負擔，簡直是振奮人心之舉。

　　證券化並非清債信托公司首先使用，開創之功應歸于房利美和房地美（Fannie Mae and Freddie Mac，美國最大的兩家非銀行住房抵押貸款公司），以及聯邦住房管理局（FHA）。不過，是清債信托公司首先證明證券技術適用于所有商業類型的貸款。不僅如此，清債信托公司為了使證券化通行無阻，還建立了一套規制（Regulation）和會計規則，以及投資者從事證券交易所需要的基礎設施。

　　到了20世紀90年代中期，清債信托公司由于運營出現問題倒下了，于是，華爾街興高採烈地接過了證券化的方向盤。由于防火牆——《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已經廢除，沒有分業經營的限制，不僅投資銀行可以做證券化業務，商業銀行也可以做，一時你追我趕，蔚然成風。

　　華爾街的銀行家採用證券化手段，首先通過信用卡這一大眾市場，利用借款人的信用分數和針對性的直接營銷技巧，使銀行得以將信用卡發放給數以百萬計的中等收入甚至低收入的家庭。銀行在這一領域，本來受制于他們自己的資產負債表——缺乏足夠的存款或資本。一旦對信用卡進行了證券化，就解除了這一束縛。銀行不需要存款就可以放貸，這時由投資者購買由信用卡抵押支持的證券，資金來源已經不是問題。是投資者擁有了持卡人的貸款，而不是發卡銀行，于是銀行盡可放開手腳，大幹一場，信用卡貸款因而劇增。

　　證券化的威力體現在繁榮時期的房屋凈值貸款和住房建造貸款上。當美國國會取消了對非抵押貸款債務利息的減稅之後，對第二套房的按揭貸款在20世紀80年代後期快速膨脹，因為房屋凈值信貸額度的利息依然可以抵稅。房主如果缺錢花，可以用自家的房子做抵押，以低成本和簡便的方式獲得所需的貸款，隨意買遊艇、豪華車、珠寶項鏈等。到90年代中期，房屋凈值貸款和住房建造貸款幾乎增加了3倍。

　　于是，銀行傳統的保持資產負債表前提下的貸款模式，迅速讓位給新模式——將貸款證券化並出售給廣大的投資者。銀行業這一新模式被監管機構全面認可，因為銀行並不擁有貸款，也就不需要承擔風險，但事實上，這些貸款所涉及的風險並沒有消失，只是被轉嫁到投資者身上了，換言之，風險實際上被延伸到了更廣泛的金融體係。

　　但是，最活躍的信用卡、房屋凈值和住房建造的放貸人還不是銀行，而是一些金融機構。因為貸款已經證券化了，這些金融機構無須吸收存款，所以不像銀行那樣受到監管機構的監控。如果金融機構破產了，納稅人不會受損失，只有金融機構的股東和其他債權人會虧損。因此，金融機構便為所欲為，越來越瘋狂，甚至毫無顧忌地降低或完全違背傳統的貸款標準。

　　接下來發生的事件，敲響了有關限制證券的警鐘。拖欠債務、違約以及個人破產案例開始增加，不應該得到信用卡以及房屋凈值貸款的家庭首先陷入困境。這些抵押貸款支持證券曾經引發了1997－199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從東南亞負債的經濟開始，一直延伸到俄羅斯，最終導致長期資本管理公司的崩潰。1998年秋季，有幾天市場上所有的交易都停止了。在美聯儲調降利率、房利美和房地美迅速購買大量的抵押貸款支持證券，給市場提供了急需的流動性之後，恐慌才告平息。然而，證券化浴火重生，借金融創新的活力，10年之後，變本加厲，催生了美國次貸危機及其後續的全球金融危機。

　　下面是一個非常有趣的問題：既然這些金融衍生品帶來的的證券化後果如此不堪，為什麼美國和全世界的投資者一直無所警覺，趨之若鶩呢？

　　這里必須推出華爾街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幕後角色——評級機構。整個金融體係里，評級機構扮演著金融市場“看門人”的角色，通過“評分”來反映相關資產投資的風險度，他們亮出的“3A”評級被視為安全投資的黃金標準。享有權威地位的美國穆迪（Moody’s）、標準普爾（Standard & Poor’s）和惠譽（Fitch）這三大國際信用評級機構在美國債券評級市場的份額高達98％，但是它們為虎作倀，幹了大量誘人上當的醜事。

　　在全球化的大格局中，美國華爾街引爆的金融危機迅速波及全球。不管是同屬發達國家的歐洲聯盟國家，還是英國或是日本，或是經濟尚未開放的非洲，以及是坐享石油美元的中東，或者說是新興崛起的金磚四國等國家，都蒙受強烈震撼和慘重打擊。世人比擬為“金融海嘯”。

　　可是，始作俑者華爾街，高管的超高薪酬模式並未改變。美國政策研究所 （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 發布的報告顯示：2008年，獲得最多救助金的前20家金融企業共向其最重要的5位高管支付了價值32億美元的薪酬。

　　銀行業的首席執行官比其他受衝擊較小的行業首席執行官獲得的報酬更高。

　　2006年房地產和信用泡沫最嚴重的時期，銀行業的首席執行官平均收入為1980萬美元。2008年危機爆發後，銀行首席執行官仍然平均獲得了1320萬美元的收入。銀行的普通員工則承擔了大部分後果，受危機影響，銀行共裁員16萬名。而普通銀行出納員的年薪平均僅為24000美元，貸款職員的平均年薪為33000美元。

　　副總統拜登在接受美國CNBC電視臺採訪時說：“我真想把這些家夥（華爾街高管）關禁閉。直到現在，他們還在想那些致使美國經濟衰退的東西——貪婪，他們還在想‘自保’。”

　　2011年9月17日，大約700名示威者在華爾街附近遊行，抗議對象為金融體係弊病，包括貪婪貪腐、財政瘦身等，喊出了“佔領華爾街”（OccupyWallStreet）和“現在就革命！”這樣激進的口號，要通過這次示威“顯示民眾的力量”，迫使華爾街的金融巨頭們吐出他們“霸佔人民的財產”。

　　2009年3月，華爾街的傳奇成功人物、前納斯達克主席、美國有史以來最大的“龐茲騙局”詐騙案主犯麥道夫（Bernard Madoff，1938－）表示對包括證券欺詐、洗錢等在內的11項刑事指控認罪，欺詐金額累計達到650億美元。麥道夫2009年6月29日被紐約聯邦法院判處150年有期徒刑，他的46歲長子為此自殺。

　　麥道夫在受審時說：“圈錢經濟並不是我的發明，整個美國金融就是一個‘龐茲騙局’和大泡沫。”不啻給了風聲鶴唳的華爾街一記響亮的耳光，道出了美國近二三十年來過度金融化的嚴重弊病和預後不良的危險趨勢。

　　那麼，是誰制造了整個美國金融“龐茲騙局”和大泡沫？為什麼迄今沒有一人像麥道夫那樣落入法網呢？

　　華爾街喝醉了，可是誰給的酒？

　　華爾街主導全球最大的資本市場，幫助數以萬計的企業上市融資、成功兼並，為廣大投資者管理財富，建立了順暢的金融交易環境；創立了眾多創業風險基金，激勵了科學技術的發展，從而推進了美國和全球經濟的發展。然而，歸根到底，華爾街最重要的職能是募集和配置資本，服務于實體經濟，任何時候脫離甚至背離了這個目的，就會走向歷史的反面，甚至失去了存在的根本意義。

　　在金融市場的資本運作中，資金作為價值的表現，沒有與實物商品進行交換，而只與它的同類即價值符號進行交換，亦即以錢生錢時，稱為虛擬經濟（Fictitious Economy）。

　　都是虛擬經濟惹的禍，但不能因此否定虛擬經濟，全球化市場經濟時代的實體經濟離不開虛擬經濟。

　　如果沒有虛擬經濟的適當資本運作，現代實體經濟的發展就可能停滯，甚至夭折。資本運作具有資本優化配置的功能。化解貧富不均的矛盾，構建和諧社會，都需要通過資本運作，使所有的人都有公平機會，獲得資金和發展自我的機會。20世紀60年代以來，美國依靠空前規模的資本運作，為新興科技產業提供了充足的創投資金，並借助證券市場的蓬勃發展，支持高科技產業獲得持續發展的資金，成全信息革命異軍突起，美國得以穩居世界“超級強國”地位，都清楚地證明了善用“虛擬經濟”的重要性。但是虛擬經濟一旦脫離實體經濟，就失去了存在的本來意義，必然會走上歧途，反過來幹擾和危害實體經濟。

　　虛擬經濟有很大的投機性。投機不等于壞事。投機行為在市場經濟中有其獨特的功能，可以活躍市場，有助于價格的表現，促進市場均衡化，從而實現資源優化配置的目標。投資理論和實際操作中，沒有任何證券市場不存在投機行為。可是作為一個成熟的證券市場，絕不可能為投機而存在。如果投機行為在市場上佔了主導地位，“泡沫經濟”就如影隨形而起，往往先是價格猛烈飆升，最終急劇瀉落，甚至導致市場崩盤，對宏觀經濟危害極大。“過猶不及”是也。

　　今天，美國經歷了大蕭條後最大的經濟危機和最嚴重的經濟衰退之後，正處于二戰後最疲弱的，也是節奏緩慢的一次經濟復蘇期；但若不能實現重大的經濟結構調整，不能及時回歸金融定義本位、重振實體經濟強勢、跳出錢滾錢的泡沫天地怪圈，新的危機和衰退可能接踵而至。

　　本輪金融危機顯示，華爾街走上了歧途，背離了實體經濟，撒下了虛擬經濟的漫天大網，乃至套牢了整個世界，闖下了彌天大禍。憤怒的人們將華爾街比擬為經濟惡棍、金融毒瘤。有人說華爾街喝醉了、投機者喝醉了，所有人都喝得酩酊大醉，但我們不妨追問一句：誰給的酒？

　　我們仔細整理一下思路，可以發現這場危機的真正來源是政府。政府不僅一手制造房地產的泡沫，而且早就自我放棄了對華爾街的監管能力。而市場上的所有參與者都是為了利益在追逐。為利益而追逐本來就是市場的本性，其實無可厚非。

　　誠如《偉大的博弈》一書作者約翰?戈登所說：“在華爾街的這個偉大的博弈場中的博弈者，過去是，現在還是，既偉大又渺小，既高貴又卑賤，既聰慧又愚蠢，既自私又慷慨——他們都是，也永遠是普通人。”

　　金融市場的有效運作，首先是以人類本能的利己之心為基礎。正是人類強烈的賺錢欲望，才使一批批投資人願意承擔風險，積極參與交易活動，從而為金融市場提供流動性。但若任憑利己本性趨于極端，就不免自私貪婪而走向犯罪，這種必然的傾向性可謂人人與生俱來背負一世的“原罪”。傑弗遜主義者因此憎惡金融市場的投機活動，並且把這歸咎于漢密爾頓的錯誤政策，他們把投機客聚集的紐約稱為“人類本性墮落的大陰溝”。

　　擁有天賦特秉靈性創造能力的人類，悟出了利他之心（公眾利益）的調控作用的必要性，于是產生了唯“萬物之靈”獨有的道德觀。歷史經驗證明，道德力量立足于自覺性，但自私貪婪的傾向性，或者說魔鬼撒旦的誘惑力如此強大，非常容易把高貴卻脆弱的自覺性打翻在地，變得一文不值。

　　光靠自覺性是萬萬不夠的。為了保障道德力量的有效性，必須建立一種有效的制衡機制。特別是對付有財有勢的權力階層，他們的自律能力幾乎總是同權力的增長成反比。

　　人們曾經盛讚華爾街的自律表現。最早為華爾街建立遊戲規則的不是政府，而是經紀人自身。但一味依靠華爾街自己建立規則，特別是顯然于己不利的規則，是一種不負責任、脫離實際的太虛幻境式荒唐觀念。

　　華爾街登臨歷史舞臺以來，經歷了一段缺乏監管的跌宕年代，起起落落的故事，無不說明這一熠熠升起的巨星，既是福星，也是災星。作為一個沒有監管的自由市場在本質上是不穩定的，充滿著失控肇禍的危險。

　　隨著美國民主政治的演進，政府在整肅官場貪瀆腐化現象的同時，也為“金融權力”與日俱增的華爾街配備了一整套具有“權力制衡”內涵的遊戲規則。

　　後“鍍金時代”，特別是羅斯福新政以來，美國政府為華爾街建立了一係列監管法律，就那個時代而言，可以說大體完備。可是1981年入主白宮的里根政府，在建立“強大的美國”的口號下，應對前所未有的滯漲危機（通脹率與失業率同時居高），決意改弦更張。從此開始，經過老布什、克林頓、小布什歷屆政府大刀闊斧的“改革”，金融監管名存實亡，華爾街進入了唯自律是從的自由化運行狀態。

　　如果說美國政府、美聯儲和華爾街形成了一種三方制衡的關係，那麼政府等于自廢武功，放棄了監管職責；美聯儲歷來偏愛華爾街，更何況經歷6屆總統任期的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及其繼任者伯南克，都是推行關于金融機構可以“自我監督”思想的領頭人。

　　于是華爾街就成了位居金融帝國中心的無所制衡的“王中之王”。高明者犯不著幹麥道夫老兒那種蠢事，盡可在“沒有故意詐騙證據”的前提下，“合法”地盡情地展開席卷全球的大規模掠奪。 

　　本輪金融危機發生後，美國金融監管體係的缺陷遭到廣泛的嚴厲批評，舉世強烈要求加強金融監管。美國政府在積極救助機構與市場的同時，積極籌備和研究了一係列的金融監管改革方案。經歷一年多的艱難立法過程，2010年7月21日奧巴馬總統終于簽署了被稱為數十年來最嚴厲，厚達2300頁的《多德－弗蘭克法案》（Dodd－Frank Act）。被稱為奧巴馬贏得的一項載入史冊的重大政治勝利。

　　然而，這一金融監管法案一直受到共和黨人和來自華爾街的抵制；批評者則以為給華爾街留下了太多“後門”。

　　《華爾街日報》對43名經濟學家進行調查後發現，僅有6%的受訪經濟學家認為法案將產生重大影響，58%的受訪經濟學家認為，法案只會略微降低另一場危機發生的可能性。也就是說，前方存在許多不定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