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講述了一位住在郊區的家庭主婦瑪麗安基奇（Marian Keech）的故事，基于扶乩中的自動書寫，她相信地球會在12月21日被洪水淹沒。這正是再好不過的實驗材料，有一群人對在一個特定的日期注定會發生的事件持有如此一種特殊的信念，對利昂費斯廷格的研究來說，這一事實無疑是一個完美的測試案例：當一個被人們深信不疑的信念（一個大思維）被最終證明不成立時會怎麼樣呢？況且，世界末日即將在數月內來臨，而不是數年後抵達，這也使得研究更具可行性。不出費斯廷格所料，當洪水沒有如期而至時，基奇太太會根據這次經歷而放棄她的信念嗎？費斯廷格的理論認為，她會繼續忠于她的信仰，而且，要命的是，她的信仰會比從前更加堅定。

　　與愛麗絲的研究方法相比，費斯廷格更是不按常理出牌，他和明尼蘇達大學的幾個同事動身滲透到基奇所在的社區。在兩個月的時間里，他們都在對一小群人的信念和不同的相信度進行追蹤監視，這一群人都是與基奇一起嘗試過自動書寫的人，而她相信自動書寫是經由外星人的使者傳達給她的。托馬斯阿姆斯特朗（Thomas Armstrong）是科利奇維爾（Collegeville）東師范大學的一名內科醫生，他和她的妻子戴西（Daisy）成了基奇的忠實信徒，他們輪流招募了為數不少的學生，直到最後擁有了15名左右的狂熱信徒。

　　基奇太太的神諭向人們描述了一幅預示世界末日的景象，按照她的說法，惡魔撒旦將會喬裝打扮重返地球，正在帶領科學家們建造威力更大的毀滅性武器，他們造出的武器不但會造成地球的分崩離析，就連整個太陽係也將四分五裂。靈光會拼命地召喚人類，人類的唯一希望就是有足夠多的人向靈光敞開心扉，才能避免又一次的宇宙大爆炸。 

　　費斯廷格特地指出，基奇和阿姆斯特朗夫婦並沒有瘋狂，他們也不是精神病患者。“的確，基奇太太拼湊出了一個相當與眾不同的理念組合，這一組合又特別地適應我們當代社會，這個焦慮的時代，”費斯廷格寫道，“但是，她的理念幾乎沒有一個可以說是獨一無二、新奇或者缺少廣泛支持的。”在基奇的信念體係里並沒有什麼人們之前或以後並不相信的內容。

　　這些信念的核心是基奇接收到的預言：世界將會在12月21日那天結束于一場滔天的洪水，只有虔誠地相信這個預言的人才可以幸免于難。“通過將我們現在已知的所有大陸板塊沉降，將現在淹沒在海水中的大陸板塊升起，至高無上的力量將要清除一切不良分子。洪水將要蕩滌地球上的一切。有些人將會乘坐宇宙飛船離開地球，從而得救。”

　　這些神諭如此地異乎尋常，信念體係也是非常地受人譏笑，以至于費斯廷格要煞費苦心地記錄下這群人的信仰是如何地真誠和如何地真實。這可不是小孩子過家家。有一名特別虔誠的信徒名叫基蒂奧唐納（Kitty ODonnell），她辭去了工作，退了學，靠她數量不多的儲蓄生活，並且搬進了一套昂貴的公寓，因為她認為不再需要她剩下的這點現金了。另外兩名成員弗雷德布爾登（Fred Burden）和勞拉布魯克斯（Laura Brooks）則放棄了大學學業，勞拉還扔掉了許多私人物品。阿姆斯特朗醫生最終也被要求辭去他在大學的職位，因為他花時間向學生們談論飛碟引起學生家長一連串的投訴。但他並沒有垂頭喪氣，認為這只是“計劃的一部分”。他的妻子則選擇不去修理她的洗碗機：“沒有價值了，因為現在剩下的時間不多了。”當基奇太太接到墓地推銷員打來的電話時，她平靜地解釋說葬禮“是我最不需要擔心的事情”。不管在我們看來這些預言有多麼地荒唐，但這群人卻懷著“洪水即將來臨”的真誠信念過著他們的日子。 

　　基奇太太和她的追隨者信心滿滿地期待著在大洪水發生前飛碟會把他們運送到另一個星球上。他們發出了幾次錯誤的警報，當神諭承諾要抵達的太空人好像未能抵達時，這對他們的信仰是一個考驗。不過每次這群人總有借口，要麼重新解釋神諭使之符合所發生的事件，要麼就歸咎于自己進行了錯誤的理解。在如期應該到來的洪水來臨的前夕，這群人聚在一起，一整天處于“寧靜的無所事事”狀態，滿懷信心地等待營救。這群人中有一個成員還是十幾歲的孩子，名叫亞瑟卑爾根（Arthur Bergen），他訴起了苦，因為他母親威脅他說如果第二天早上2點前他再不回家，她就要報警了。“信徒們微笑著向他保證，不必擔心，在那之前，他們全都登上了飛碟”。因為預先下達了通知，他們不能穿戴任何種類的金屬制品，大家就一絲不茍地把拉鏈、按扣、腰帶扣、胸罩扣從他們的衣服上去掉了，並剝掉了包裝口香糖的錫箔紙，還從手腕上摘下了手表。

　　最後的10分鐘很是緊張。當其中一個時鐘指向12點05分時，人們異口同聲地指出另一個走得較慢的表才更準確。但即使是走得較慢的表也證實時間已經到了半夜，沒有人出現，也沒有任何事情發生。沒有洪水，沒有飛碟。基奇太太繼續收到“造物主”發來的長長的、令人困惑的神諭，但是，到了早晨2點，亞瑟卑爾根必須乘出租車回家找他媽媽了。到4點30分時，大家開始心煩意亂，快要哭出來了，有些人則露出了懷疑的苗頭。他們將如何處理自己熱誠堅持的信念沒有兌現這件事呢？這正是費斯廷格花費2個月的時間進行研究的要點所在。 

　　4點45分，基奇太太接收到一條新的神諭：“自從地球開天辟地以來，還沒有這樣一種美德和光明的力量涌滿了房間，就好比是在這間屋子和那間屋子里發生了洪水一樣，在這個房間里的洪水沒有受到限制，現在它洋溢到了整個地球。”這夥信徒們的善良拯救了世界，讓地球免遭洪水的滅頂之災。

　　這群人喜氣洋洋，因為他們的信念係統沒有受到任何的損害。但是，基奇太太卻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之前她是非常謹慎含蓄的人，現在她比任何時候都急切地給當地報紙打電話，分享她這個好消息。這個團隊中的另一名成員則堅持認為這個新聞應傳得更遠，還應當通知美聯社，造物主肯定不願意這個報道變成獨家新聞。盡管（或因為）他們的信念最初受到了挑戰，但他們現在卻變得比原來更加堅信，信徒們則更加積極地宣傳這種信仰。證據並沒有讓信念顛覆，正如費斯廷格所假定的那樣，神諭沒有靈驗實際上讓他們更加相信神諭。

　　這些信徒們從未放棄這個信念。即便基奇太太最後離開了鹽湖城，她仍然不斷得到自動書寫的神諭，然後再轉告給信徒們。阿姆斯特朗夫婦比以前更加虔誠，他們“對信仰無限忠誠，對失驗的抗拒更加極端”。鹽湖城那個團隊的11個人都親眼目睹了神諭的無效，一點也不含糊，卻只有兩個人完全地放棄，不再相信基奇太太的自動書寫，他們倆是從一開始就最不相信的人。

　　不可否認，費斯廷格對這一故事情節的學術分析帶有某些幽默成分，但是，他的論點的確切含義卻是非常嚴肅的。他以及後來的心理學家都認為，人們全都會努力保持言行一致、安定、有能力和善良的自我形象。我們最為珍視的信念是“我們是誰”的至關重要和核心的組成部分，在自己眼里我們是什麼，在朋友和同事眼里我們又是什麼人。任何威脅到自我感覺的事情或人都會讓我們痛苦，這種痛苦的感覺就像饑餓和口渴一樣危險和令人不快。對我們大思維的挑戰感覺就像是在威脅我們的生命。因此，我們會拼命地減輕痛苦，而方法呢，不是對證明我們錯了的證據視而不見，就是對支持我們的證據重新解釋。 

　　心理學家安東尼格林沃德（Anthony Greenwald）將這種現象稱為“極權主義的自我”，他認為它就像極權國家一樣地運行：封鎖有威脅的和唱反調的思想，隱瞞證據，重寫歷史，一切皆為核心思想或自我形象服務。瑪麗安基奇的追隨者會對事件重新解釋，使之符合他們的預期，因為如果不這樣做的話，就會產生一種威脅，破壞“他們在這個世界上到底是誰”的感覺。如果在閱讀了愛麗絲的研究報告之後，醫生和科學家相信了她的觀點，並且在行動中加以體現，那麼他們就必須承認他們曾經傷害過病人。但是，醫生並不願意把自己當作是傷害的始作俑者，因為他們投身醫學是為了行善，而且確實也在行善。接受愛麗絲研究結果的科學家至少會受到閾值理論的那個大思維的質疑。但是，科學家或許比其他人更喜歡大思維和組織原則。他們就是將數據結合起來的人，其方式如同信念和價值觀將我們的自我意識形成一體一樣。在那些對于我們的自我界定至關重要的領域認識錯誤代價太大了。直到1977年，美國輻射防護委員會（National Council of Radiation Protection）才認定：讓那些胎兒注定罹患癌症的唯一可能原因是醫生用X線檢查過胎兒。對于他們應當知道的這些情況程度如何，委員會從來沒有做過解釋。但是，科學家會開發出非常令人費解的論點來解釋這件事，說明了理智會付出多大的努力來維護其最珍視的和起決定作用的信念。

　　費斯廷格認為，作為個人，我們都會被迫去理解世界和我們在這世界中所處的位置。恕我直言，我們會做到這一點，方法就是將我們周圍的思想匯集起來，並且將能夠證實我們想法的人聚集起來。德魯威斯頓和其他科學家最近所做的研究可以用來證實認知失調並不僅僅是一個理論，它是一個物理現實，它表現為大腦處理我們喜歡的信息的方式，以及處理引起我們焦慮的信息的方式。正如我們已經知道的那樣，我們被與我們相似的人吸引這一事實只不過是強化了這一過程。如果基奇太太和她的追隨者彼此分隔而孤立，那他們就難以堅持他們的信仰，通過彼此保持信仰的安全，他們得到相互的確認。同樣的道理，醫學界的同人會團結在一起，在老滑頭理查德多爾的領導下，拒不同意愛麗絲的研究結果。 

　　有了社會支持，做事情就會更容易，或者更容易相信某些思想，如果我們僅憑一己之力，那就會感到非常大的不安。社會支持通常來自于家人、朋友或同事，他們擁有共同的大思維，也會遵循它去做事，大思維把他們聚攏在一起。但是，制度性權力是社會支持的一種特別吸引人的形式。畢竟，如果你身居有著巨大制度性或政治性權力的要職，那麼，你就能得到與你有共同信仰的同事們的巨大肯定，但你若質疑它們將會威脅到你的一切：工作、職位、名譽和未來的職業生涯。

　　埃洛莫里斯（Errol Morris）拍攝了一部關于羅伯特麥克納馬拉（Robert McNamara）的電影，名字叫作《戰爭迷霧》（The Fog of War）。在這部電影里有一段很微妙的鏡頭，是麥克納馬拉談論在越戰結束數年後他與北越南前外交部長薩奇（Thach）會面的情景。作為20世紀60年代的美國國防部長，麥克納馬拉和他的內閣同僚一樣，冷戰已經成為他們的共識。正如他當時看到的那樣，他的職責不是質疑越戰，而是有效地作戰。他不僅對美國政府的冷戰意識熱情高漲，而且對他事業的成功也充滿了渴望，後來他發現，正是這種熱情蒙蔽了他的雙眼，使得他對對手一無所知。

　　“麥克納馬拉先生，你肯定從沒有讀過歷史書，”麥克納馬拉回憶起薩奇對他說，“如果曾經讀過，你就會知道我們並非蘇聯的爪牙。麥克納馬拉先生，難道你不知道這些嗎？我們在為獨立而戰，我們會戰鬥到最後一人。我們下定決心要為此而戰。即使有再多的轟炸，即使美國施加的壓力再大，也永遠不會阻止我們一往無前。” 

　　冷戰意識蒙蔽了麥克納馬拉和他同事們的雙眼，使得他們完全不了解越南的基本的和首要的動機。他們並不是為要成為更大的共產主義陣營的一部分而戰，而是為了自由而戰，為了擺脫一切帝國主義列強而戰。在當時的約翰遜政府里，任何質疑冷戰這個正統信仰的人都會有地位、聲譽和職位不保的危險。麥克納馬拉的視而不見注定了他的失敗，因為他不理解他的對手，所以他不會贏得戰爭。對于時事的理解太過于偏差，大思維使得他沒有能力理解他們。

　　經濟模型的作用機理與這種思想意識很相似：輸入並且整合符合模型的信息，忽略掉不適合的信息。獲得諾貝爾獎的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格曼（Paul Krugman）將這種模型與古代的地圖進行了比較。起初，這些地圖謬誤百出，不過卻混雜了大量的信息，如二手的旅行者報告、猜測和奇聞異事等。隨著對精確度要求的提高，這些信息很多被認為不太靠譜，因此被刪除了，造成的結果是，到18世紀時，非洲的很多地方變成了空白。但是，盡管克魯格曼那些漂亮的經濟模型為他帶來了很高的聲譽，但他認識到這些模型並不完善。

　　“我想，這可以用作一個很好的案例，與那些無法將它們模型化而被我忽略掉的東西相比，我在模型中所強調的東西並不如它們重要，比如信息溢出和社交網絡。”

　　換句話說，模型的問題在于它們暗含著這樣的意思：不管什麼東西，只要是不適合模型的就是不相關的，可是這個被認為不適合的東西有可能是最為相關的信息。我們對自己的模型和個人的大思維視為珍寶，因為它們能幫我們做出決定，包括這一輩子要幹什麼、誰可以友好相待，以及我們支持什麼。它們是“我們是誰”這一概念的意義深遠和內在的組成部分，已經與我們生活的方方面面深深地融合在了一起，以至于我們可能忘記了在我們過濾看到的、記住的和吸收的東西時，它們的影響有多麼深刻。就在大腦讓我們喜歡的觀念暢通無阻，並且阻礙讓我們痛苦的矛盾時，我們信念的河床變得越來越深，同時河岸變得越來越高。 

　　至于像基奇太太這樣的人，很明顯她的理念非常與眾不同，除了她及其追隨者外，所有的人都知道這一點。但是，當她的這些理念廣為散布時，它們沒有受到太多的懷疑。我們可能沒有把它們看作是思想意識，我們也沒有把它們的支持者看作是狂熱分子，他們看起來可能就是正常人。但表面現象是會騙人的。

　　“格林斯潘的視而不見是不可思議的，”弗蘭克帕特諾伊（Frank Partnoy）說，“他把市場運行的機制看得太過簡單了，在他的靈魂最深處，他相信市場會自我糾錯，金融模型會有效地預測風險。”帕特諾伊並非在輕率地批評美國聯邦儲備銀行的前主席，也不是在一個安全距離之外高高在上地觀察金融騙局。從1993年到1995年，帕特諾伊在華爾街銷售金融衍生品，他親身體驗過這些金融產品有多麼復雜、陰險、晦澀不明和充滿了風險，只是對很深的細節還不是太了解。最終他離開了這個行業，如此充滿欺詐的行業風氣讓他徹底地幻滅。但是，今年的華爾街向他展示了衍生品市場到底是怎麼回事。雖然現在是聖地亞哥大學法學和金融學教授，但打從帕特諾伊離開衍生品市場開始，他就一直在關注這個市場的發展。當所謂的“大師”格林斯潘對衍生品市場一籌莫展的時候，作為一個旁觀者，帕特諾伊的失望和懷疑與日俱增。 

　　“格林斯潘對市場中發生的很多事情都不甚了解，因為這與他的世界觀不相一致。”帕特諾伊說，“它的確可以說明以下做法的危險性：擁有一個特殊的一成不變的世界觀，並且非得等到不可救藥的時候才會睜開眼睛瞧瞧那些表明‘你的世界觀是錯誤的’證據。”

　　格林斯潘的世界觀在他30歲左右時才有效地形成，那時他是美國小說家和經濟自由主義者安蘭德（Ayn Rand）的一個忠實追隨者。在這時，格林斯潘放棄了隨同一個大的巡回演出樂隊演奏比博普爵士樂，轉而研究經濟學。他退出了攻讀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位的課程，開辦了一家咨詢公司，並且與蘭德及其信仰客觀主義哲學的同道中人建立起親密的個人關係，以及強烈的知識上的聯係。安蘭德對男人的吸引力仍然有些神秘，她是一個不貞的妻子和失敗的劇作家，是從俄羅斯來的移民，對于一個企業巨頭和經濟權威來說，她似乎不應該成為他的女神。她對市場運行的理解產生自她經歷過俄國革命的慘痛經驗，在那場革命中，她的家庭失去了一切。但是，她從未接受過作為一個經濟學家的培養，從來沒有經營過企業，寫出的東西也很是慘不忍睹，經常寫一些難以理解的散文，卻聲稱是哲學。盡管如此，當她的小說《阿特拉斯聳聳肩》（Atlas Shrugged）在一個書評中受到批評時，格林斯潘卻神魂顛倒，挺身而出為她辯護。格林斯潘在評論這本書時寫道：“法官是鐵面無私的。有創造性的人、堅定不移的目標和合理的行動獲得了快樂，得到了滿足。讓那些堅持避而不談目的或理由的寄生蟲見鬼去吧，一如他們就應該消亡。”格林斯潘就沒有想到，有著如此特點的一本書也可能存在著缺點。

　　格林斯潘欣賞蘭德的，以及他如傳教般熱誠地接受的，乃是這樣的信念：如果他單單從政府強加的管制和限制中解脫出來，人類才會達到前所未有的自由、創造力和富裕的高度。

　　“我反對任何形式的管制，”蘭德說，“我讚成一種絕對自由放任的、不受管制的經濟，我擁護將政府和經濟分家。”

　　在蘭德的世界里，那些做得好的人是免受所有的約束，並且將他們的天賦充分展現出來的人，他們獲得了快樂，並達到了目的。那些不能勝任的寄生蟲將會失敗，讓出道來。這是一個動人的浪漫想法，只要你設想自己將會成為成功人士中的一員就行了。

　　格林斯潘沒有愛上蘭德，他愛上的是她的觀念，這些觀念構建了他所做的一切。在格林斯潘的自傳《動蕩的年代》（The Age of Turbulence）中，他把蘭德描述成是他生活中的一個“穩定力量”。格林斯潘把自己看作是一個改變信仰者，他對蘭德的確充滿了敬畏，當他“在大部分時間里趕上她的思想”時，他感到自豪。當格林斯潘在1974年宣誓就任傑拉爾德福特的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時，安蘭德就在現場，緊挨著他站著。當他在1987年8月接管聯邦儲備委員會時，他的理念一點也沒有改變。這個虔誠地相信“管制有害”的人現在掌管著貨幣供應。

　　“我確實有自己的思想體係，”格林斯潘對國會說，“我的看法是自由競爭的市場是到目前為止組織經濟的無可匹敵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