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小傳

　　查良鏞，1924年生于浙江海寧，筆名金庸。武俠小說作家、評論家、社會活動家，《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主要起草人之一。

　　自1955年《書劍恩仇錄》開始創作，至1972年《鹿鼎記》正式封筆，查良鏞共締造十五部武俠經典，被多次拍攝制作成影視劇、廣播劇、舞臺劇、漫畫、動畫乃至電腦遊戲，掀起熱潮不斷。以“左手寫社評，右手寫小說”傳為美談。曾獲香港“大紫荊”、法國總統“榮譽軍團騎士”等勳銜。

　　魯豫：採訪查老之前，我們查閱了他的傳記，但他說那些傳記都不算數，因為作者都沒有採訪過他，沒有經過他的確認，很多細節都被誇大了或者根本就是虛構的。您怎樣理解武俠？

　　查良鏞：武俠之人是有俠氣的，不會武功的人也可以有俠氣。俠氣就是幫助別人，像雷鋒這樣，犧牲自己的利益去幫助人家。

　　查良鏞1944年考入重慶國立政治大學外文係，後進入蘇州東吳大學(今蘇州大學)學習國際法。1947年任《東南日報》記者，後憑借優秀的外語水平和對新聞事業的熱情，順利考入《大公報》擔任編輯及英文編譯。不久《大公報》香港版創刊，查良鏞南下香港，這成為他人生的轉折點。正是在香港，查良鏞開始抒寫傳奇，成為家喻戶曉的“大俠”金庸。但無論摘得多少光環，“大俠”卻從未停下學習的腳步。

　　現在我是學生，不是作家，等我不做學生的時候，再跟你一起喝咖啡，到時候以作家的身份給你簽名

　　魯豫：您在八十四歲高齡的時候去劍橋大學讀博士，真的是在當學生嗎？

　　查良鏞：真的是當學生，我在學校念書完全是學生待遇。學生叫我簽名拍照，我會告訴他們，現在我是學生，不是作家，等我不做學生的時候，再跟你一起喝咖啡，到時候以作家的身份給你簽名。

　　魯豫：您攻讀的專業叫什麼？

　　查良鏞：東方研究。我的同學里有北大的、有南開的，有韓國   人、英國人、德國人，因為有些古文太難，他們不懂的時候老師就會說，你去問問查先生就可以了，于是我就經常教他們。

　　魯豫：考試的時候真考您嗎？

　　查良鏞：真考，而且是用英文考。口試是用無線電視，兩位教授在英國，我們在香港；筆試則是交論文。我在班里成績還算蠻好的。

　　魯豫：您平常上學的時候是什麼樣子啊？

　　查良鏞：學校離我住的地方很遠，坐的士去差不多要人民幣一百塊錢，相當貴，所以老師都騎單車到我家里來教課。一開始我想騎車上學，但我太太說那太危險了。

　　魯豫：同學怎麼稱呼您？

　　查良鏞：我以前在浙江大學的時候他們頒了教授頭銜給我，我說做學生以後教授頭銜應該取消了，但他們還是稱我查教授，老師叫我查教授，同學也叫我查教授。不過我特別喜歡當學生，我覺得做老師不如做學生好，做學生可以不懂就問。

　　魯豫：從什麼時候開始有上學這個念頭的？

　　查良鏞：我在浙大做人文學院院長的時候。當時也教歷史，但教書的時候是不大有時間自己做研究的，覺得自己學問不夠好，應該再去學一點。

　　1999年3月，查良鏞出任浙大人文學院院長、博士生導師。2004年12月，他辭去了在浙大的一切職務。他說：“我這個人當官，不行。拜師，我很願意；讓我教別人，我就不願意，也教不來。”這與他在小說中追求的自由精神和俠客氣質頗為相契。其實早在少年時期，查良鏞已經表現出敢想敢做的大俠氣質。1939年，年僅十五歲的他和同學一起編寫了一本指導小學生升初中的參考書《給投考初中者》，暢銷內地。這是中國第一次出版此類書籍，也是查良鏞出版的第一本書。

　　江澤民笑著問我，查先生，你中學時給人家開除了？我說是啊，你怎麼知道？他說我見你之前查過你的資料

　　魯豫：您上初中的時候編過一本考試輔導書是嗎？

　　查良鏞：我們三個同學一起做的，靠這本書（賺的錢）念完了中學，又到重慶讀大學。那時候沒有考試的參考教材，我們出了這本書以後在浙江、福建、安徽的銷路都很好，賺了很多錢，我們三個人一分，就夠念書了。

　　魯豫：那時候您如果接著做的話，說不定就能成出版業大亨了。

　　查良鏞：大亨不行，因為里邊是我們自己出題目、寫文章，跟小學生考中學的水平差不多。

　　魯豫：據說您被學校開除過？

　　查良鏞：開除過，中學被開除過一次，大學又被開了一次。中學的時候我們訓導主任很兇，老是沒有道理地罵同學，于是我就寫了一篇諷刺他的文章，貼在學校里。結果訓導主任說我諷刺老師，開除！後來江澤民接見我，他笑著問我，查先生，你中學時給人家開除了？我說是啊，你怎麼知道？他說我見你之前查過你的資料。上大學的時候我念的是國民黨學校，蔣介石做校長，大多數都是國民黨的學生，他們主張見到校長的時候要馬上起立立正，而且腳一並，還得碰出聲。當時正在跟德國打仗，我就說這個行為好像法西斯喊希特勒一樣，結果學校就說我對蔣校長不尊敬，怎麼能把他比作希特勒呢？又把我開  除了。

　　魯豫：什麼時候開始有了一些朦朦朧朧的理想？

　　查良鏞：進了大學念外交係之後。我想做外交官，能做大使就最好不過了。

　　魯豫：您上大學的時候怎麼沒有考慮出國念書？

　　查良鏞：那時候出國留學很難的，我在大學時唯一出國的機會就是去土耳其，可是我覺得到那里留學沒什麼用，就沒去。

　　1947年初，對新聞事業抱有濃厚興趣的查良鏞初踏報業大門，開始在杭州《東南日報》做外勤記者，並從此與報紙結下不解之緣。

　　魯豫：您當時出去採訪嗎？

　　查良鏞：因為杭州的風景好，所以有很多南京的大人物來。當時國民黨的陳立夫我就採訪過他。

　　魯豫：那時候報社的工資高嗎？

　　查良鏞：那時候通貨膨脹，工資都幾億幾億的，鈔票一疊，繩子綁好，中國銀行或者交通銀行蓋個章，一捆一捆地拿。

　　1948年，查良鏞離開內地前往香港任職《大公報》。1966年創辦《明報月刊》雜志，並任主編。雜志最初的十年相當艱苦，作者不多，讀者也不多。盡管如此，《明報月刊》始終保持著獨立自由的人文精神傳統。後來情況漸漸改善，讀者多了起來，作者群也漸漸擴充，涵蓋了與中國文化知識有關的海外各家各派人士，在海內外知識分子心目中具有相當重要的地位。

　　魯豫：您那時候到香港工作是一個好差事嗎？

　　查良鏞：那時候香港比上海差得多，上海是大都市，香港是小城市。

　　魯豫：當時辦一份報紙要花很多錢吧？

　　查良鏞：是，我花錢算少的。我們十萬塊錢就辦了報紙，里面我出了差不多八萬，包括我賣小說的稿費、版稅，全部投了進去。

　　魯豫：一開始辦報紙還沒有賺錢的時候，生活特別緊張吧？您最慘的時候什麼樣？  

　　查良鏞：最慘就是沒錢用，自己的小錢都不花了。住房子、吃飯還是有錢，但是吃得不好。

　　魯豫：您把全部的錢都用來辦報紙，家里人支持嗎？

　　查良鏞：在香港辦報紙，如果沒有錢就不要辦。報館需要了就自然要拿出來。

　　魯豫：您當時一點都不害怕嗎？萬一血本無歸怎麼辦？

　　查良鏞：我對自己有信心。

　　魯豫：您那時候是用手寫吧？

　　查良鏞：用手寫，現在有電腦我還是用手寫。

　　魯豫：您當時最高紀錄一天寫多少字？

　　查良鏞：寫一篇小說一千字，寫一篇社評大概九百字左右。寫社評很難的，要看當天新聞，本地新聞看過之後再去看外國的電訊，最新的新聞都要寫到。那時沒有電腦排字，都是一個一個鉛字，所以很費時間。我一邊寫，旁邊就站著排字工人在那里等著我，因為我都是在最後一刻交給他的。他邊等邊說，查先生你快點兒，快點兒。我壓力很大的，每天晚飯不能吃，有朋友請客我都不去，要寫好社評才能夠放心吃飯。

　　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中國推行改革開放政策，海外知名人士紛紛接到訪問大陸的邀請。1981年，查良鏞也接到了來自北京的邀請。他向邀請方提出：能否在訪問期間拜訪鄧小平先生？鄧小平對查良鏞早有聽聞，在鄧小平看來，既具深厚傳統中華文化根底又與臺灣有往來的查良鏞，是溝通兩岸極好的傳話人。早在1973年春，查良鏞曾應邀前往臺灣，當時病重的蔣介石未能親自接見，但蔣經國就時政國事與他進行了深談。所以當查良鏞提出想見鄧小平的報告被送達時，鄧小平隨即批示：願意見見查先生。

　　撒切爾邀我到港督府見面，希望我支持英國人不要歸還香港，

　　但是我說我主張香港歸還中國

　　魯豫：聽說您的大陸讀者最早一批里面有鄧小平是吧？

　　查良鏞：最早看的有鄧小平，那時候文革已經差不多結束了。

　　魯豫：您是去北京見鄧小平的？

　　查良鏞：第一次是1981年，他邀我在人民大會堂見的面。

　　魯豫：他會跟您談您的書嗎？

　　查良鏞：不談書，主要談社會主義，談談中國將來前途怎麼樣。

　　魯豫：他講話您能聽得懂嗎？

　　查良鏞：我在四川念過書，雖然不會講，但是我聽得懂。他一邊講話一邊抽煙，我也抽煙。他老是給我遞煙，我說不好意思，你老人家，我自己來拿。他還給我塞了一些熊貓牌煙，說你拿回去抽，這個煙比較好。

　　魯豫：他是您比較喜歡的一個人？

　　查良鏞：他很直爽，我覺得很好，但他有些話我不同意，我也不敢講。我對他是很尊敬的，有點像對自己的父親。

　　魯豫：聽說當時撒切爾專門去香港看您是嗎？

　　查良鏞：撒切爾經過香港的時候，邀我到港督府見面。當時她在跟中國交涉香港歸還的事情，就希望我支持英國人不要歸還香港，但是我說我主張香港歸還中國。因為第一，香港本身就是中國的地方，當然應該還；第二，當年條約簽了九十九年，現在到期了，你怎麼可以不守信用？她一看跟我沒什麼好談的就不談了。但我對她印象也蠻好的，她這個人很直爽，覺得大家意見不合就不談了。

　　魯豫：您這輩子沒有去搞外交遺憾嗎？

　　查良鏞：也不遺憾。我做《香港基本法》的時候，外交部很多人都是基本法的委員。他們說查先生你幸虧沒來當外交官，當外交官苦得不得了，你這樣的個性，今天進來明天就開除了。因為我這個人不守規矩，是個自由散漫的人，可是當外交官的紀律比普通人要嚴得多，你在美國華盛頓做大使，想到紐約去一下都要請示外交部批準。你看，現在我到美國去，就可以喜歡去哪里就去哪里。

　　以前報館有上司要指揮我，讓我做什麼事情，我說現在不做，

　　然後就到外邊走一個鐘頭，回來準時交卷就是了

　　魯豫：您完全是文人性格。人如果在某一方面是天才，其他方面就不會太專注，家務您肯定是不會的吧？

　　查良鏞：從來沒有幹過。一般人家叫我幹什麼我就偏偏不幹，所以我差不多只能自己做老板，給人家打工很困難。以前報館有上司要指揮我，讓我做什麼事情，我說現在不做，然後就到外邊走一個鐘頭，回來準時交卷就是了。

　　魯豫：您跟老板吵過架嗎？

　　查良鏞：也不吵，我說我出去了，老板也沒辦法，最多開除我，那明天我就不來上班了。

　　魯豫：您在家里面也是個說一不二的人？

　　查良鏞：家里太太想指揮我，指揮不了。她不聽我的，我也不聽她的。不過吃東西以她為主，因為我有糖尿病，所以她說不要吃甜的東西，我就不吃，這些對我身體有好處的就聽太太的。

　　查良鏞在武俠小說中編織的愛情故事，寫盡了人間的悲歡離合與恩怨情仇，而他自己的愛情與婚姻也戲味濃濃。

　　查良鏞結過三次婚。與第一任妻子杜冶芬的愛情萌芽于杭州，結婚後兩人在香港共同生活了幾年，沒有子女。剛到香港的時候，漂亮的杜冶芬對電影產生了向往，希望能夠成就一番電影事業。然而當時的查良鏞只是《大公報》香港分公司的小編輯，不僅沒有能力成就太太的明星夢，反而更願意她做全職太太。兩人的追求和思想漸漸拉開了距離，從而分手。

　　第二任妻子是新聞記者出身的朱玫。兩人結婚時正值《明報月刊》創刊時期，她留在報館任記者，與查良鏞患難與共。但就在事業成功之時，兩人的婚姻卻出現了裂痕，最終結束。

　　第三任妻子（現任妻子）出現于查良鏞最失意的時候。容貌清麗脫俗、性情率真的女侍應生林樂怡吸引了查良鏞，相差近三十歲的兩人逐漸成了忘年交。在情感路上漂泊了大半生的“金大俠”終于找到了歸宿。

　　查良鏞：我結過三次婚，也不是很守規矩的人。第一次是我太太離開我，第二次是我對不起太太，現在的太太是第三個太太。

　　魯豫：您給太太送過花嗎？

　　查良鏞：她生日我送了紙做的花給她。那時候買不到真花，就買的假花，紙花不會壞，又便宜，鮮花沒有送過。

　　魯豫：您有沒有單膝跪地向太太求婚？

　　查良鏞：沒有，我說我們明天去注冊結婚吧？她說好啊，然後就去注冊結婚了。

　　魯豫：您跟我想象中的大作家不太一樣，我總覺得大作家是特別浪漫的。我曾經看過一篇文章，是蔡瀾還是倪匡寫的，說你們幾個人里邊你是最受女孩子喜歡的。

　　查良鏞：我平生唯一浪漫的一段時光就是在杭州《東南日報》的時候，跟那些十五六歲的小女孩一起去玩耍、散步。

　　魯豫：您是一個特別嚴格的爸爸嗎？

　　查良鏞：完全不管，我太太就非常不讚成，覺得我對待兒女太寬松了。我說兒女天生好就是好的，天生不好就是不好的，你管他沒用。我大兒子非常乖，功課也好，我沒管過他，他是自己考進哥倫比亞大學的。但是他的叛逆心也很厲害，受不了挫折，在美國跟他愛人兩個吵吵架就上吊自殺了。二兒子我也沒教他，他不聽話，念書也不好。

　　魯豫：您不能把兒女做事的成績跟您的成績相比，那樣誰都沒有成績了。

　　查良鏞：我二兒子說：“我做事不好，是因為你們把好的DNA因子都拿去了，不給我留下一點。”

　　魯豫：其實孩子喜歡爸爸什麼都別管，自由自在地成長。

　　查良鏞：像你這樣的女兒就非常好。

　　魯豫：女兒是比較聽話的，應該養女兒。 

　　查良鏞：假如女婿我不喜歡，但她堅持要嫁，那豈不是也沒辦法了？

　　魯豫：這種時候您會幹涉嗎？

　　查良鏞：不幹涉，我兩個女婿都蠻好的。

　　查良鏞愛好廣泛，尤其是圍棋。他撰寫散文《圍棋雜談》極言自己對圍棋的喜愛：“圍棋是比象棋復雜得多的智力遊戲。圍棋三百六十一格愈下愈多，到中盤時頭緒紛繁。牽一發而動全身，四面八方，幾百只棋子每一只都有關聯，復雜之極，也真是有趣之極。我所認識的人中，凡是學會圍棋而下了一兩年之後，幾乎沒有一個不是廢寢忘食地喜愛。”

　　日本棋院挂有一條橫幅，上書“圍棋有五得：得好友，得人和，得教訓，得心悟，得天壽”，查良鏞對此深有感觸。他認為圍棋公平至極，沒有半點欺騙取巧的機會。只要有半分不誠實，立刻就會被發覺，可以說每一局棋都是在不知不覺地進行一次道德訓練。圍棋是嚴謹的思想鍛煉，下圍棋時既要求勝，又不能貪勝。這不但是棋理，也是人生的哲理。

　　魯豫：您的圍棋段位是多少？

　　查良鏞：業余六段。

　　魯豫：您有沒有跟特別有名的圍棋大師下過？

　　查良鏞：中國、日本最有名的圍棋大師都是我的老師。

　　魯豫：如果跟聶衛平下，他讓您幾個子您可以贏？  

　　查良鏞：聶衛平讓我五子就可以贏他了。

　　魯豫：還有什麼事是您特別想幹的？

　　查良鏞：我想寫一本中國歷史，我自己的想法跟馬克思或毛主席講的還是有點不同的。

　　魯豫：這部鴻篇巨著要寫多長時間？

　　查良鏞：可能很花時間。

　　魯豫：看起來您的十年計劃基本上就這麼排滿了，預祝您心想事成。

　　查良鏞曾說，寫武俠小說是為了寫人性，他企圖通過對人物的描寫，刻畫中國三千多年來政治生活中的若幹普遍現象。他認為影射性的小說並無多大意義，政治情況很快就會改變，只有刻畫人性，才有較長期的價值。查良鏞樂于談論做人的道理，他鼓勵世人在歷史的激流中保持自我，找到個人的生存及發展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