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小傳

　　沈昌文，1931年生于上海，十四歲開始工讀生涯。1951年從上海私立民治新聞專科學校採訪係肄業後考入人民出版社，先任校對員，後至副總編輯。1986年出任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總經理兼《讀書》雜志主編。1996年“被退休”。

　　著有《閣樓人語》、《書商的舊夢》、《最後的晚餐》、《知道》，譯作《控訴法西斯》、《出版物的成本核算》等。

　　魯豫：今天的嘉賓是個特別可愛的老人，平常出門的時候裝備得像個二十幾歲的人。他騎一輛永久牌自行車，背一個藍色的雙肩書包，胸前挂個MP3，兜里揣個PDA，PDA里記的是北京各處好吃的飯館和它們的聯係方式。他就是沈昌文先生。沈老，剛才我們放了鄧麗君的歌迎接您，您能聽出來是什麼歌嗎？據說您每天都聽鄧麗君的歌。 

　　沈昌文：是每天都聽，但我都聽鄧麗君的老歌。

　　魯豫：這難道不是老歌嗎？

　　沈昌文：《何日君再來》之類的我才覺得是老歌。

　　魯豫：您的MP3里除了鄧麗君的歌，還有誰的？

　　沈昌文：有蔡琴，還有卡本特——卡本特我挺愛聽的。聽來聽去也就是這些，趣味很差勁兒。

　　魯豫：現在還騎自行車嗎？

　　沈昌文：現在不騎了，前段日子我剛動了個手術。

　　魯豫：不騎自行車了，您在北京大街小巷是怎麼轉悠的？把您的法寶拿出來吧。他剛才就像顯擺一樣給我看，說北京市能有這個的人不多。

　　沈昌文：這是我的地鐵月票。當初我想到去要這個月票的時候已經不好買了，于是我要通過，怎麼說呢，叫“走後門”吧，才能夠找到這麼一張票。我也是近三五年才有的。

　　魯豫：您還有一個PDA，我特別好奇，因為我學英語的時候老師說PDA就是Public Display of Affection，是“在公開場合下打情罵俏”的意思。但是這個PDA我不知道是什麼，有點落伍，您借我看看。

　　沈昌文：我的PDA不是學外語用的，就是類似掌上電腦那種東西，我記了好多飯館。

　　魯豫：只要跟您說想吃什麼菜，您就一定能夠指出北京最地道或最怪的飯館是嗎？

　　沈昌文：對。

　　魯豫：我是平常老吃外賣的那種，但我就想吃家常菜，比如什麼西紅柿炒雞蛋之類的，那我要去哪兒？

　　沈昌文：一個人怎麼也得消費五十塊到一百塊才值得開這個機器啊，要不然不值得開。您就朝著馬路上的飯館，哪一家比較臟進去就行了。我就喜歡去臟的，一進去就聞到一股味兒。我最近特別喜歡去維吾爾族的飯館，里邊能聞到強烈的羊肉味兒，真帶勁兒！

　　魯豫：講到這兒，大家一定覺得這個老人好像每天就拿著地鐵月票四處去吃喝玩樂。但是我不能不介紹沈老的另一個身份，《讀書》、《萬象》和《三聯生活周刊》、這三本我們耳熟能詳的雜志，它們的誕生與發展都跟沈老有著很深的淵源。

　　作為前《讀書》雜志主編及三聯書店總經理，時至今日，沈昌文仍然是中國出版界和學術界的旗幟與靈魂人物。無論知識精英還是三教九流，熟人都尊稱他為“沈公”。

　　1931年9月，沈昌文出生于上海一戶有錢人家里，然而當他尚在襁褓之中時，抽大煙的父親忽然去世，家在一夜之間敗落了。

　　雖然在社會最底層生活，我家里人，尤其是我祖母教育我說

　　“你是好人家的孩子”，所以我要念書，盡一切可能

　　沈昌文：當時到了什麼程度呢？我父親負的債就是把宅子賣掉也抵不了，所以我媽媽抱著我，我祖母抱著我姐姐，連夜逃走了。

　　離家躲債的沈家後來又輾轉回到上海，但窘困的生活使十三四歲的沈昌文不得不外出謀生，他曾為謀取小職位而無所不為。然而社會身份雖卑微，沈昌文受到的仍是最正統的家教觀念。

　　沈昌文：我平日里都跟下層的人民打交道，比如我一個很要好的朋友，很抱歉地說，他是個扒手，這沒辦法。但是我雖然在社會最底層生活，我家里人，尤其是我祖母教育我說，“你是好人家的孩子”，所以我要念書，盡一切可能。

　　為了謀取更好的職業，少年時期的沈昌文不斷尋求各種受教育的機會，最多的時候他一天要轉場上四五個補習學校，專業也是繽紛龐雜，涉及英語、俄語、世界語、攝影、會計、無線電等十余種文理工科專業。

　　1949年，十八歲的沈昌文將他的第一封正式求職信投遞給最向往的單位：中國三聯書店。但當時這家由鄒韜奮等人草創于1932年、有著深厚歷史與文化底蘊的書店，卻讓沈昌文吃了閉門羹。

　　沈昌文：我寫了一封信，說我如何熱愛三聯書店等等，結果三聯書店不要我，給我回了封信說，你的學歷不夠。我就這樣很可憐地被拒絕了。

　　1951年，人民出版社到上海招考校對員，一心想投身圖書出版業的沈昌文再次投出簡歷。這一次他以上海私立明智新聞專科學校採訪“畢業生”的身份被錄用，調到北京工作。但在這個改變人生命運的轉折點上，沈昌文說他也使了點兒詐。

　　沈昌文：我當時使了一個小小的手段。因為我們新聞學校的同學大多是在職青年，有一位青年就幫了我的忙——他已經過世了，所以說說也沒多大關係。1951年的時候，我們同學在上海辦了一個油印報紙，叫《學習報》，完全不是後來那個《學習》雜志，我請他幫我刻了一個《學習報》的圖章，而且印了《學習報》的信紙，上面寫的是介紹本報職工沈昌文前來應考等等，並蓋了章。這樣我就以一個所謂《學習報》的職工身份去考出版社，最後被錄取了。當時我們很多同學都去考了，怎麼會錄取我呢？也不知道，大概是祖宗保佑吧。

　　魯豫：假冒的是吧？

　　沈昌文：對，是假冒的。但當時的人事幹部都是老解放區來的，他們不了解上海這種復雜的情況，于是我就進來了，成了人民出版社的一個校對員。

　　魯豫：後來被戳穿了嗎？

　　沈昌文：後來被戳穿的不是這件事，而是早些年造假賬的事。

　　回顧往事，沈昌文笑稱，他的一生總在坑蒙拐騙，而“造假賬”是他記憶深刻的第一樁壞事。

　　魯豫：是什麼時候的事情？怎麼會造假賬？ 

　　沈昌文：我當年在上海的民辦大學念書時學的是新聞，但我沒念過高中，初中也只念了一年，因此我的語文水平並不高。新聞寫作課程的老師是非常有名的記者，叫陸儀，我可以告訴大家，第一個學年陸老師給我的評分是五十分，可見我水平之低啊！我是到了北京做校對以後才發現，哦，原來寫文章要點標點符號，而且是邊寫邊點的，我以為是寫完了再點的！念新聞的時候，我別的功課都很差勁兒，但我想怎麼也得學好一個專業，所以學得比較用功的是新聞攝影。

　　魯豫：我還沒搞明白這跟做假賬有什麼關係？

　　沈昌文：當時有個資本家有兩臺照相機，一個萊卡，一個Contax，都是好極了的照相機。他說只要我給他造假賬，除了給我一定的收入外，還把照相機借給我玩。不過等到“三反五反”運動結束後有一個“忠誠老實”運動，我就把這些都交代了。交代完以後組織上就說，您看樣子不適合在我們北京這樣的單位，您回上海去吧。而就在我正要回上海去的時候，另外一個才能表現出來了。

　　魯豫：您的才能太多了。什麼才能？

　　沈昌文：我1948年在上海就學了俄語，所以我1953年的時候翻譯了俄語的書。

　　魯豫：說您學過英語、俄語、世界語，現在還記得嗎？

　　沈昌文：都會啊，我應該還會說好多別的語言。

　　魯豫：您還會說什麼語言？

　　沈昌文：比如說跟德國人打交道，我會三句話，至少德國人都服了。第一句，Guten Tag，你好；第二句話重要了，Ich Liebe Dich，我愛你；第三句，Auf Wiedersehen，再見啦。只要會這三句就可以啦。

　　魯豫：是說任何語言您都會你好、我愛你、再見這三句？

　　沈昌文：那不一定，比如法語我學的是另外一句，Bon Appe-tit，好胃口。所以跟法國朋友吃飯的時候舉杯，叫Bon Appetit！

　　魯豫：俄語的才能給了您什麼轉機？

　　沈昌文：當時造假賬一下就把我置于毀滅性的境地，幸虧會俄語，當時就翻譯了一些出版本行的東西，那很重要，因為那時候要學習蘇聯的先進經驗。

　　魯豫：所以就被留下來了？

　　沈昌文：不但留下來，還被評為“青年社會主義建設積極分子”。

　　那時候我工資只有三十幾塊，這筆稿費等于是我一年的工資，

　　自然能幫助我做很多事，特別有助于我談戀愛

　　魯豫：那時翻譯作品有稿費嗎？

　　沈昌文：有啊，我第一次拿了稿費覺得真好，真高興，大概是四百塊錢。

　　魯豫：那時候四百塊錢很值錢啊。

　　沈昌文：那時候我工資只有三十幾塊，這筆稿費等于是我一年的工資，自然能幫助我做很多事，特別有助于我談戀愛。

　　魯豫：為什麼？

　　沈昌文：這樣我就可以跟女朋友到西餐廳點幾個菜吃吃了，多好啊！

　　魯豫：當時北京哪里有西餐廳？

　　沈昌文：有啊，東安市場那兒就有一家西餐廳，挺好的，而且我當時的女朋友還挺有這方面品位的。

　　魯豫：當時您的職位是什麼？已經不是校對員了吧？

　　沈昌文：對，很快就調走了，當了總編輯室秘書，專門管社領導的秘書工作。

　　魯豫：領導喜歡您嗎？

　　沈昌文：應該很喜歡，我不大犯錯誤，畢恭畢敬地工作。偶爾也犯過錯誤，比如我領導叫王子言，他每天開會、安排用汽車之類的我都要管，結果有一天他看見我筆記本上居然有這麼一句話，“王八用車”，姓王的領導就他一位，我後來跟他解釋，其實是“王子言先生八點鐘要用車”，因此我就記了“王八用車”四個字，並無惡意。

　　魯豫：沈老是1951年進到人民出版社的，1953年三聯被兼並到人民出版社，作為一個編輯部存在。在那個編輯部里邊，沈老有幸認識到很多大知識分子，他當時最大的夢想就是希望能夠一輩子伺候這些老人，能夠把他們的思想繼承下來。又過了十幾年，他真的就擔起了這個承前啟後的重要            責任。

　　1979年4月，《讀書》創刊，原文化部出版局副局長陳元任主編，原三聯書店副經理史梅任副主編。事實上，《讀書》雜志的刊名並非新取，而是延續了三聯書店的傳統。三聯書店的前身是生活書店、讀書生活出版社和新知書店，皆由辦雜志起家：鄒韜奮先主編《生活》周刊，後創辦生活書店；新知書店的姜君辰曾主編過《中國農村》月刊；讀書生活出版社的李公樸主辦了《讀書生活》半月刊，由柳湜、艾思奇主編，後來被國民黨查禁，更名為《讀書》後繼續出版，結果再遭查禁。然而，這本被認為聚集了一代頂尖知識分子才華和能力的期刊在草創階段並沒有引起人們多少關注。

　　沈昌文：可是一辦起來就不得了了，特別是《讀書無禁區》一炮打響。我記得《讀書無禁區》這期是印了兩次，開頭脫銷了，馬上再印，這在當時是很少見的。

　　《讀書》創刊號上，李洪林的《讀書無禁區》一文在當時壓抑多年的中國思想界引起軒然大波。“打破讀書的禁區，打破思想的禁區”作為當時新銳刊物《讀書》的口號，很快將知識分子聚攏了起來，也鼓舞了1980年3月調入《讀書》工作的沈昌文。

　　沈昌文：我們做編輯的要跟作者以文會友，跟他們交朋友，用什麼來交朋友呢？用文章，用文學。

　　以文會友，真正了解和展現中國知識分子的所想所得，是《讀書》的老前輩們對後繼編輯的要求。對此，沈昌文有著自己的一套對作者“行賄”的手段。

　　讀書服務日是我的創舉，我提出四個口號叫：

　　沒主題、沒主持、沒開始、沒結束

　　魯豫：據說您對作者有著自己一套“行賄”的手段，詞兒可能有點大。您當時怎麼吸引作者的？

　　沈昌文：說實話，我不是最早的。我特別懷念1954年到1957年那一段做編輯出版工作的日子，當時一大批知識分子集中在人民出版社，所以我們從1954年開始以人民出版社，特別是三聯書店的名義，跟作者展開了非常好的交往。其實很多書我都沒讀過，但之所以會知道，要歸功于當年那種很好的出版機制，我們跟作者有了很好的交往。

　　魯豫：除此之外，我聽說您管事兒那會兒辦公室里面老擱著紅燒肉之類的？

　　沈昌文：這算是我的創造發明了。我喜歡大家在辦公室里談得高興了，就喝咖啡，然後吃吃飯。我是寧波人，做紅燒肉比較拿手，糖放得多。有一種鍋叫電飯鍋，我就用它來做紅燒肉，上班的時候燉上一鍋，大概到十二點鐘的時候就好了。我記得當時我們的丁伯伯丁聰先生會加上一點鹹菜，然後我們就飽餐一頓。

　　魯豫：您還有其他很多創舉吧？ 

　　沈昌文：讀書服務日是我的創舉，我提出四個口號叫：沒主題、沒主持、沒開始、沒結束。比如說四點鐘，大家都散了，但忽然又有兩個人在六點的時候講了一點話，我會說沒關係，我們沒結束。但我可以告訴大家，做這個工作是非常辛苦的，因為結束以後我們至少得開兩天會，來消化從會上得到的各種信息，然後決定接下來要寫什麼，要怎麼組稿。

　　魯豫：《讀書》在當時一直被當作最先鋒的雜志，但同時也擁有很多讀者，這其實是很難做到的。既要新銳又不能失去讀者，還不能碰觸某些太過敏感的話題，這個平衡怎麼找到，沈公有些自己的“小伎倆”。

　　從《讀書》創刊的第一天起，創始者們就嘗試突破原來定性的書評雜志模式，決意要把《讀書》辦成思想評論雜志。但在當年的環境下，這個想法受到多方阻攔。

　　沈昌文：一位黨內的宣傳老幹部跟我說，誰叫你們辦思想評論雜志的，思想評論雜志我們不是已經有了嗎？《紅旗》雜志嘛，為什麼還要辦呢？由此可見當年的老先生們為什麼堅持要辦一份思想評論雜志。

　　《讀書》編輯部曾收到過許多文風大膽的文章，一旦發表，甚至可能給雜志帶來毀滅性的災難。發還是不發？沈昌文經常面臨抉擇。

　　沈昌文：有一句俗語叫“哪壺不開提哪壺”，這個我不讚成。但他們的觀點應該都是有歷史淵源的，因為即便哪壺水不開提了哪壺，被上面批了，甚至于要你停刊，你的刊物也將被載入史冊。不過我個性懦弱，不敢這樣做。

　　有人評價沈昌文的性格為“外圓內方”，深諳寧波人曲折務實的生存智慧。在沈昌文接任主編的十年里，《讀書》介紹過許多新思潮、新觀點，其中不乏觸碰雷區的文章，但每回總能順利過關，安然無恙，據說最關鍵的訣竅是他從列寧的批判修正主義里學來一個詞，並引為自道——跪著造反。沈公一生最景仰的人是周恩來，“他跪著造反，他委曲求全，這後頭有復雜的原因。”

　　魯豫：為什麼熟讀“馬恩毛選”就能夠在碰到危險事兒的時候順利過關呢？

　　沈昌文：其實很簡單，比如言論自由什麼的，馬克思當年講的比我們開放多了，很多問題在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里面都可以找到答案。

　　魯豫：那您舉個例子，您說過什麼過分的話被別人批評了，但您說馬克思也說過。

　　沈昌文：別人要是批評我，特別是領導批評我的時候，我一般採取的辦法是裝傻。我說，哎呀，這個批評得很好啊，這個事情是陳魯豫做的，我一點不知道，我完全弄不清楚啊，我官僚主義什麼什麼的。

　　魯豫：那上面肯定有人給您撐腰，否則您底氣不會那麼足？是誰呢？

　　沈昌文：首先是陳翰伯和陳元。

　　魯豫：可能還有更高的吧？

　　沈昌文：更高的我就不認識了啊。

　　魯豫：我聽說當時胡喬木同志給您寫過信？

　　沈昌文：那其實是很偶然的情況。當時正值《讀書》挨批挨得最厲害的時候，胡喬木突然開了一個通俗讀物的出版工作會議，我當時是記筆記去的，根本不認識誰是誰。然後就聽胡喬木說：“現在大家對《讀書》雜志意見很多，《讀書》雜志是有缺點，不過呢，它既然已經辦了，我們就讓它辦下去吧。”哎喲，我一聽，很顯然這句話是有應口的，因為很多人在說它不是書評雜志，它要辦成思想評論雜志。這也是陳元、范用他們定下來的方針，很多老同志不讚成。可是有他這麼一句話“既然這樣，就讓它辦下去吧”那就不一樣了。

　　魯豫：這話一出來，別人還批您嗎？

　　沈昌文：不批了，後來沒過多久，我就收到胡喬木同志辦公室給我的一封信，說是轉來一篇稿子，叫《人比月光更美麗》，是為自己新詩集寫的後記，希望我給他發表，于是我就發表了。我是做小秘書出身的，所以就把這封信復印了到處散發。我至今還裝傻，說我連胡喬木是誰都不知道，我只是把這封信印出來給大家看看，如此而已呀。

　　魯豫：從1986年沈公主掌《讀書》到1996年沈公離開，《讀書》從一開始的兩三萬冊的銷量，攀升到了後來的十三四萬冊。而從三聯以獨立建制運作起，沈公又開始以三聯總經理的身份把他的理念貫徹到中國的出版業。

　　1986年1月，三聯書店恢復獨立建制，成為國家新聞出版署直屬的綜合性出版社，沈昌文任三聯書店總經理。但他很快就發現，三聯書店在當時中國出版社業內處境尷尬。

　　沈昌文：因為當時所有出版社都有分工：音樂書給人民音樂出版社，文學書給人民文學出版社，那三聯出什麼書呢？想了想，只有跟港臺合作了。所以以前對臺辦的官員都開玩笑說，我已經成為民間對臺辦主任了。

　　陳冠中，香港文化人。1976年創辦香港《號外》雜志並任總編輯及出版人至1998年，曾監制及策劃多部香港及美國電影。1990年代起穿梭兩岸三地，從事媒體、文化和娛樂產業經營，是香港“城市生活文化評論”的先行者。

　　陳冠中：剛開始是1992年到1994年間，我去了臺北，就幫助他（沈昌文）在海外做《讀書》雜志的出版。記得我剛到大陸的時候不太認識什麼知識界的朋友，很多都是他介紹的，尤其是要找一些對某方面有認識的學者，他馬上會想到誰是最適合跟你聊天的人，然後會很積極地去安排這個事。有時我只是說一下而已，過幾天他就會說：“哎，你覺得誰如何？約一下跟他見個面吧，我可以安排。”他總是很熱情地把A跟B，那種應該走在一起的人放一起。

　　依照以文會友的辦法，沈昌文身邊很快就匯聚了一批港臺知名作家，三聯書店迅速找到了新的出版空間，向國內引進了金庸小說、蔡志忠漫畫和大量港臺學術書籍。沈昌文也因此和許多港臺作家結成莫逆之交，其中與蔡志忠的友誼，他笑稱達到可以冒用版稅的地步。

　　我手里拿了一千萬還怎麼過日子呢？我還能睡得著覺嗎？

　　很遺憾，我盡管是小商人出身，可畢竟是個小商人，

　　非常小，大的事也不會做

　　魯豫：聽說那會兒蔡志忠的漫畫稿費都存在您那兒，可以隨便用是嗎？

　　沈昌文：隨便兩個字不敢說，不過我用他的稿費買了一點房子給職工做宿舍，之後再還給他。

　　魯豫：還是要還的？

　　沈昌文：當然要還啊，可是也過了十幾二十年才還的，他也沒有算我利息。我當家的時候三聯沒錢，領導給了我三四萬塊錢，我以為很多了，可是後來發覺遠遠不夠。當時有一位姓王的企業家，非常有名，我跟他說我非常困難，希望他支持我，他也願意，臨走的時候跟我說了一句話，嚇得我不敢找他了。他說：“沈先生，我們這個公司，一千萬以下的事情是不做的。”也就是說至少要給我一千萬。按照現在來看那是巴不得的事情，可當時把我嚇壞了，一千萬？1986、1987年的時候我從來沒聽說過。我手里拿了一千萬還怎麼過日子呢？我還能睡得著覺嗎？嚇得我不敢再去找他，以後只能夠小打小鬧了。很遺憾，我盡管是小商人出身，可畢竟是個小商人，非常小，大的事也不會做。

　　魯豫：您還是挺謙虛的，因為從1986年到1996年十年間，三聯的迅猛發展我們有目共睹。不過就在1996年的時候，沈公突然接到一個通知，很意外。

　　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文化熱里，三聯扮演了重要角色，出版了《寬容》、《情愛論》、《第三次浪潮》、《戴尼提》以及蔡志忠漫畫和金庸小說等，轟動一時。其中《寬容》初版十五萬冊，《情愛論》初版一百二十萬冊。然而1996年1月1日，沈昌文接到一位人事負責人的電話：“你已經在昨天下午五點鐘退休了。”這個電話距離當年的調令正好十年。就這樣，書店的出版業務和《讀書》雜志的編輯業務，沈昌文“什麼都交出去了”。

　　沈昌文曾總結自己在三聯書店的成就，“無非是出了些書，蓋了棟樓”。然而，他這個建造者卻沒有在美術館東街的大樓里工作過一天。

　　沈昌文：1996年1月1號下午，說“你昨天下午五點退休了”。那一刻有一點突然，因為不知道怎麼回事，只是在一年結束的時間，打了個電話給我，就這樣退休了。三聯的大樓，我很自豪地說完全是我一手蓋起來的，而且我更自豪地說，蓋起來了以後我沒進去辦過公。我除了是咖啡館的顧客以外，什麼都不是。

　　多年來，盡管關于沈公徹底退出三聯的質疑聲與呼吁聲時有耳聞，但沈昌文自己似乎並不介懷。他所慶幸的是自己在退休前寫的一封意見信促成了《三聯生活周刊》在1995年1月的復刊。

　　朱偉（《三聯生活周刊》主編）：當初做《三聯生活周刊》的時候很艱難，那時候這樣類型的雜志還沒有，而且又面臨一個新的時代，各種傳統傳播方式正在面臨挑戰。在此前提下，我們都在嘗試怎樣使雜志類型出現沈先生說的那種“雜交化”，也就是新聞和文化、新聞和生活之間的雜交。《三聯生活周刊》這十多年，如果要說有一些成就的話，基本上就是我們對于辦刊思想的不斷嘗試。從影響力和利潤額來講，現在它可能是同類周刊里最高的。

　　我退休以後做事情就二十個字：吃喝玩樂、談情說愛、

　　貪污盜竊、出賣情報、坐以待斃（幣）

　　沈昌文曾將促成《三聯生活周刊》復刊的意見信稱為自己在三聯工作的遺囑。實際上，他當時的雄心遠不止一本雜志。

　　魯豫：聽說您走以前想辦十幾本雜志啊？

　　沈昌文：想辦十個雜志，打了一個報告，後來批不下來，就改成了三個，也不行，到最後批了一個，就是《三聯生活周刊》。

　　魯豫：當時突然退休，心里有沒有不太高興？

　　沈昌文：也不能叫不太高興，我無非是想做事。起初還只是退居二線，不過還可以做事，後來退休了，完全不能做事了，那我就只能另謀出路了。好在我自己也想好出路了，我不知道你記得不記得我的二十個字方針？

　　魯豫：哪二十個字？

　　沈昌文：我退休以後做事情就二十個字：吃喝玩樂、談情    說愛……

　　魯豫：跟誰談情說愛？男的女的？

　　沈昌文：跟作家，跟文人。男女都有啊，現在連同性戀都……你太落伍了，不管老的少的都要談情說愛，也就是跟他們的感情要到有情有愛的程度。“談情說愛”之後是“貪污盜竊”……

　　魯豫：貪污盜竊？

　　沈昌文：貪污盜竊非常重要啊！我們做文化活動的人，盜竊有形資產很難，盜竊無形資產是比較容易的，當然也不必做盜版書。比如今天你看見王蒙先生，就問：“哎呀，老王最近看什麼書啊？”他就會講最近看了什麼書，這個書怎麼樣。然後你再挑逗他一下，說“這個書誰誰誰說不好啊”，他說他覺得好，于是就會把他的讀書心得都說出來，這中間就有很多觀念，很多想法。

　　魯豫：您就都據為己有了？

　　沈昌文：嘿嘿，（請他吃個飯）你的成本只不過是一個回鍋肉，  不，最多一個砂鍋白菜吧，但是你把他最近幾個月的讀書心得都慢慢“偷”出來了。

　　魯豫：十二個字了，還有八個字。

　　沈昌文：下面四個字是“出賣情報”，因為我跟海外或外地的朋友來往比較多，所以要出賣情報。比如人家問我，你認識李輝嗎？怎麼跟他聯係啊？那我就要看你請我吃飯的程度怎麼樣了。比如我可以淺一點說“你打電話到《人民日報》總機去找吧”。倘若這個飯做得相當不錯，那再深一點，我可以告訴你他的手機。再有交情的話，我就說你可以告訴他是我介紹的，這樣的話要找李輝先生出一本書或是寫一篇文章就比較容易到手了。這就叫出賣情報啦，哈哈。

　　魯豫：最後四個字呢？

　　沈昌文：最後四個字想不起來了。

　　魯豫：您自個兒的字想不起來了？ 

　　沈昌文：字面一時想不起來了，意思應該是美好的下場吧。

　　魯豫：您有沒有什麼特遺憾的事？

　　沈昌文：遺憾的事很多，比如《情愛論》。我是學俄語的，當時一看到這本書就喜歡極了，它是保加利亞人基?瓦西列夫寫的，寫得真好，而且完全用馬克思的著作來論述。他提出愛情的基礎是什麼呢？按照辯證唯物主義，基礎就是肉欲。哎呀，我一看，覺得這個觀點太新了，而且都有馬克思的引文。要知道，那時候我們不準講肉欲的，于是我就立刻組織人翻譯這本書，費了好大勁兒終于翻譯出來了，印了一百二十萬冊，三聯書店發大財了。可是我告訴各位，書里面作者為了證明肉欲是情愛的基礎，他舉了無數的例子來說明，但在我們印的那版里……

　　魯豫：您都給刪了？

　　沈昌文：比如手怎麼動，腳怎麼動之類的，我統統刪掉了。

　　魯豫：您自個兒看完以後就給刪了？

　　沈昌文：哈哈，全刪了，可盡管這樣，印出來的東西還是很暢   銷，因為當時這個觀點非常新穎。

　　魯豫：您算過比例嗎？就是書里面被您刪的佔百分之多少？

　　沈昌文：那當然是少數啦，可是我刪的是精華耶！所以我對不起大家啊，按字數來說絕對是少數，但都是精華。我為了保住我自己的位置，保住我的工作，不得不裝出一個道貌岸然的樣子，所以我不是一個值得學習的人，是一個應該受到唾棄的人，完了。  

　　魯豫：您老是對自己批評得特別狠？

　　沈昌文：那是，那是。

　　魯豫：這也是一招，我已經把自己批得很狠了，看你們還能說什麼是吧？

　　沈昌文：也可以這麼說吧。

　　魯豫：您現在上網的時間多不多？

　　沈昌文：多，我一天得上好幾個小時。我要看各種各樣的消息，尤其是博客出來以後，我要看各位大人寫的博客，費的時間要多得多了。尤其一看到哪個博客里邊談到某個飯館很好，我馬上就關了機器騎車子去找這家飯館吃一頓，然後回來再接著看，不過多半不好吃。

　　魯豫：多半不好吃，但您還是會去嘗？

　　沈昌文：那還是要去嘗的，在北京不能說起一個吃的你表示不知道啊，那就有點兒差勁。我要告訴各位啊，啤酒務必喝“普京”啊！

　　魯豫：雷頤是您老朋友了。

　　雷頤：我跟沈公的交情從上世紀八十年代後期一直到現在，很熟悉了，剛才他說那二十字方針，最後四個字他忘了，他老跟我說怎麼能忘記呢，我來補充一下，是“坐以待斃（幣）”，也就是你出了書，就坐在那，等著數人民幣。

　　魯豫：這麼好的詞您想不起來？

　　沈昌文：因為前十六個字幹的都是壞事，所以最後四個字一定有壞結果，就坐以待斃，等著完蛋了。但是我又不想完蛋，怎麼辦呢？我就變了一下，把“斃”改成了“幣”。

　　自創刊以來，《讀書》先後經歷三代主編的更替：1979-1986年，陳原、范用；1986-1996年，沈昌文；1996年-2007年，汪暉、黃平。

　　在陳原、范用時代，《讀書》以《讀書無禁區》發出了壓抑之後的吶喊，並引起了人們的共鳴。金克木、呂叔湘、張中行、董鼎山、黃裳、王蒙等在《讀書》上發表大量文章。

　　在沈昌文任職的十年里，《讀書》延續了注重文學的特色，開設了大量介紹各國文學的專欄。同時為增強思想性和可讀性，引介不少新學人，如趙一凡、錢滿素、張寬、崔之元、汪暉、樊綱和劉軍寧等。

　　汪暉、黃平執掌時期，《讀書》的文學類文章大量減少，學術化傾向明顯，關注的學科領域大大拓寬。思想類、政法類、建築、考古、人文地理、國際關係、女性主義、大眾傳媒研究一類文章增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