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車上書動京師———維新思想掀起的第一次巨浪正如梁啟超所言：吾國四千余年大夢之喚醒，實自甲午戰敗割臺灣償兩百兆以後始也。1895年是中國歷史上不尋常的一年，而這一年對康有為而言也是極不尋常的。　

　　這一年，康有為帶著梁啟超一起到京師應試，快要到大沽的時候日本人來搜船，當時康有為不僅因為日本人的蠻橫無理而感到憤怒，更為中國積貧積弱且不思變法圖強而感到痛心。想到之前自己披肝瀝膽進言國是而橫遭阻隔，他不禁感慨道：早用吾言，必無此辱。當時的時事已經更加的危急，旅順失守，敗局已定，朝廷派了戶部左侍郎張蔭桓和前巡撫邵友濂前往日本議和。一時間人們對這樣的局勢感到十分緊張，很多人都開始擔心會有亡國之事，紛紛作著逃離京師的準備。可是康有為經過一番分析之後，覺得中國的情形無非是像土耳其一樣，國雖危尚不至驟然滅亡，于是坦然入京。這就是康有為作為一個思想家的魄力所在，當大家還沉睡在酣然大夢中時他清醒地看到了隱藏的危機，而當大家惶惶不可終日時他又能鎮靜地看到尚存的生機。　

　　張、邵議和未果，更準確地說，是日本政府認為他們授權不足而拒絕開議，其實是嫌他們級別太低，因此清政府不得不改派大學士李鴻章前往日本，全權代表清政府談判。　

　　3月21日，《馬關條約》尚未簽訂，但是條約內容已經傳到了北京。得知向日本求和的結果是要割讓臺灣和遼東半島，並且要賠償兩萬萬兩白銀時，康有為驚呼：“嗚呼噫嘻，萬里之廣土，四萬萬之眾民，而可有此約哉！”正在北京應試的舉人們也都被激怒了，他們堅決不能忍受割地求和的屈辱，強烈要求清政府拒簽條約。廣東省得風氣之先，是西方資本主義最早入侵的地方，也是最早接觸西方文明的地方，加之康有為自己是廣東人，所以他和梁啟超首先發動廣東舉人上書拒絕和議，緊接著湖南省舉人也加入到了拒和的隊伍中。此外康有為和梁啟超還通過各種關係鼓動大家參與上書。國臨大辱，知識分子自然是最先覺醒的一個群體，他們很快形成了一個聲勢浩大的陣營，幾天之內，接連向都察院遞送奏章，舉人們甚至還“圍其長官之車”以請命，道路因此而阻塞的事情時有發生。臺灣舉人更是捶胸頓足，垂淚請命，強烈反對割讓臺灣。康有為看到大家的情緒如此高昂，就聯合十八省舉人到松筠庵集會，當時參加的有一千二百多人。大家的意見達成一致後，康有為奮筆疾書，用了一天兩夜的時間草擬萬言書，就是著名的《公車上書》。所謂“公車”，在古代是指官車，漢朝以公家車馬遞送應試舉人，所以後來就以“公車”作為舉人入京應試的代稱。因為康有為起草的這份上書後來又有京城應試的一千多名舉人聯名，所以這個歷史事件和這份上書就以“公車上書”命名。　

　　上書情詞慷慨地請求朝廷拒和、遷都、變法。他首先指出，割臺灣給日本是“棄臺民”、“散天下”，會造成“民心先離”，對朝廷來說主動放棄它的臣民不僅是無能之舉，更是無恥之舉，必將招致土崩瓦解之患。而議和在康有為看來更是會“解散民體，鼓舞夷心”。他認為求和並不能真正解決危機，只會使國人喪失鬥志，而助長列強侵略中國的野心，各國可能會群起而效倣，中國要擺脫危機只能是變法圖強。在上書中他還詳陳了自己的變法主張，他直言辱既深患亦無窮，光緒帝宜速下三詔：首先下“罪己詔”，中日甲午戰爭中國慘敗，群情激憤，皇上應該在這個時候下明詔，深刻反省，主動承擔責任，以一個負責任的明君形象激勵國人，一起抵禦外辱，雪恥中華。其次下“明罰詔”，對那些主和辱國、屍位素餐、無補時艱的昏庸大臣；陣戰不力、聞風潰逃、克扣軍餉的貪鄙將帥；擅許割地、辱國通款的賣國使臣；守禦無備、調度非人的大小疆吏，要嚴厲懲罰，以儆效尤。而對那些有功績的將帥疆吏，則予以獎賞。明賞罰才能使人思進取而報效國家、畏獲罪而不辱朝廷。第三則要下“求才詔”，建議光緒帝應懸賞求賢，廣羅人才，不唯科第，破格提拔那些有真才實學的知識分子參與國家大事。聖主恭責其身，朝廷賞罰既明，天下賢才得進，此三詔一下，士氣必大受鼓舞，上下一心，共同禦辱，中國方可真正地擺脫內外交困的局面。　

　　除了拒絕議和，砥礪士氣之外，康有為還建議朝廷遷都。康有為認為，京師近海，容易為外國侵略者所挾制，旅順、威海衛失守，更使京師屏障全失，十分危險。他建議迅速遷都西安，這樣就能減輕日本對中國的威脅，為談判贏得回旋的余地，爭取能不以割地為條件而達成議和，即使和議不成，都城不受到直接的威脅，跟日本宣戰也不是不可以的事情。遷都是為了躲避列強的軍事威脅，是將衰兵弱、武器落後的無奈之舉，所以康有為還提到了練兵一事。他認為要扭轉中國屢戰屢敗的局面必須要注重選將和購械，選將宜選精壯勇武之士而非頹暮衰沉之人。具體方法上，他建議令各地紳士舉辦團練，再由各地選拔，這樣定能選到優秀的人。購械則需選拔精于制造技術又能廉潔奉公的人，向外國購買近代化槍炮，器械精利，才能有所倚恃。康有為認為精兵猛將、尖兵利器是禦辱衛國的首要保障。　

　　以上幾點都是最迫切最具體的“權宜應敵之謀”，而從根本上解決中國問題的“自強立國之策”在康有為看來還是變法。他指出“物久則廢，器久則壞，法久則弊”，清朝沿襲明朝的舊制數百年，積弊已經很深了，歷代王朝中興無不自改革始，更何況現在世界局勢大變，外辱不斷。他向光緒帝建議說：今之為治，當以開創之勢治天下，不當以守成之勢治天下，清朝應更新百度，再不能率由舊章了。　

　　縱觀王朝制度的沿革，求同，改革是必經之途；環視列國政治，存異，改革為必行之事。變法的必要性是毋庸置疑的。在變法的具體措施上，飽覽西方書籍的康有為也自有錦囊，他提出了富國、養民、教民三策。　

　　關于富國之策，康有為提出發行鈔票，廣築鐵路，發展民營機器輪舟公司，開礦，鑄銀，郵政六項具體建議，主要是借鑒西方的一些先進的做法。　

　　關于養民之策，他指出務農、勸工、惠商、恤窮四策。自古以來中國就是一個重農輕商的國家，而康有為這里指出的務農所具有的進步意義在于，他強調科學技術在農業上的應用，並且建議成立茶學會等，這就使傳統農業具有了近代農業的特點。在“勸工”一策中，康有為強調創造發明，這一點深切中國工業落後于西方的原因，中國的傳統工藝向來是重技藝而輕理論，重經驗而輕創新。還有一點是中國一些很好的經驗常常是家族式的傳承，並不被普遍運用。康有為的建議中還提到了專利保護，這樣就能使科學技術廣泛地傳播和運用。在“惠商”的政策中，康有為提出了“並爭之世，必以商立國”的思想，這具有相當的進步意義。之所以提出這樣的說法是因為他看到了資本輸出的侵略實質。他指出“古之滅國以兵，人皆知之；而今之滅國以商，人皆忽之”，中國宜採取措施“造物用以敵洋貨”，興商學以備人才，設商院以集商力，同時免除厘金之害，減少出口重稅，暢通貨物流通。在“恤民”一策中，康有為已經指出了基本生活保障對于社會安定和固結人心的重要意義。並且根據不同情況提出了不同的措施，如移民墾荒，設立警墮院和收養院等，對現在都有一定的啟示意義。　

　　在教民之策中，康有為指出要普及教育，改革科舉、量才錄用，開設報館通時務、拓心思，易風俗，提倡孔教，弘揚中國傳統文化。除了這些具體措施之外，康有為還強調了中國君臣阻隔的弊端，並在此基礎上提出設立“議郎制度”的建議，令國人每十萬戶公舉一名“博古今、通中外、明政體、方正直言之士”作為“議郎”，行使“上駁詔書，下達民詞”，商議和決策國家大事的權利，並且為民主起見，“議郎”每年更換一次。“議郎制度”雖然是中國古已有之的政治制度，但是康有為在此闡述的這一思想中包含了資產階級議會制度的因素，在政治上具有很大的進步意義。他指出如果能實行議郎制度，中國即可出現“君民同體，情誼交孚，中國一家，休戚與共”的政治局面。　

　　上書的最後，康有為情詞懇切地表示“今若百度更新，以二萬里之地，四萬萬之人，二十六萬種之物產，力圖自強，則可西撻俄、英，南收海島而有余，何至忍詬含恥，割地請款于小夷哉！”　

　　誠然，中國若能按康有為的設想由此奮起，大刀闊斧地施行改革就能夠擺脫屈辱的地位，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公車上書》氣貫長虹，言辭懇切，見地深刻，既體現出康有為深厚的中國政治文化底蘊，也展示了他積極向西方學習，尋求民族出路的魄力，這是康有為新思想醞釀多年的結果，也是中國知識分子在民族危亡時刻主動承擔歷史使命的愛國表現，是中華民族抵禦外辱、救亡圖存的一份偉大宣言。　

　　《公車上書》擬就之後，迅速在知識分子當中傳閱，形成了巨大的影響。士人群情激昂，排著長龍在都察院門前集會。可是，即便國內抗議的聲勢已經如此浩大，清政府也並沒有給出積極的回應。1895年5月2日（農歷四月初八），聯名上書遞送至都察院時，都察院以和議已簽為由拒絕接收上書。木已成舟，舉人們紛紛覺得已經沒有必要再作努力了。雖然康有為還是竭力主張“力爭以圖萬一”，但是響應者已經很少了。此前宰相孫毓汶畏懼形勢不可控制，一方面，他派心腹去做舉人的工作，恫嚇利誘，瓦解聯名陣營，使很多起初熱情高漲的舉人因擔心上書涉嫌士人幹政而不願再冒風險；另一方面捏造事實，使北洋大臣王文韶上奏皇上，謊稱海嘯將沿海防衛設施摧毀，向朝廷施加壓力，使皇上盡快達成議和。當時翁同騄還是主張皇上不要著急決定，並且給伊藤博文發電表示議和內容需要在國內公示五天。孫毓汶不滿翁同騄的做法，聲稱如果不盡快答應日本人的條件，一旦他們怒攻京師，身家難保。聽到這樣賣國自保的言辭，翁同騄厲聲駁斥道：“我難道不知道自愛身家嗎？可是身為人臣，人人都只談自己身家性命，國家怎麼辦？”孫毓汶于是另施手段，勾結李蓮英，通過皇太後向皇上施加壓力。事實既成，再多的報國熱忱都只能化作無可奈何的嘆息。　

　　雖然《公車上書》最終沒有能夠實現它拒和變法的目的，但是它是康有為醞釀多年的新思想化作政治行動的一次偉大的實踐。在運動中，康有為不再僅僅依靠個人努力，而是看到了群體的力量，上千的舉人們能夠在封建體制下有此擔當和壯舉本身就是歷史上精彩的一筆，它向外國人展示了中國人民的智慧和勇氣。它是一次日後維新不可或缺的啟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