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陳長捷與傅作義前嫌冰釋，並和邱行湘一道，被周恩來表揚為吃苦耐勞的典型

　　陳長捷當時的職務是國民黨天津警備司令，隸屬華北“剿總”司令指揮。在功德林改造時期，當著眾人的面，他不止一次地罵過傅作義：“要我死守天津，戰至一兵一卒，他卻貪生怕死，在北平搞和平起義，我算是把他看穿了，一個不仁不義的家夥，一個不知羞恥的東西！”每次罵到這里，站在側旁的原國民黨十二兵團司令黃維總會添上一句：“你不在天津硬打，他在北平的談判桌上就沒有籌碼，所以，他還是一個玩弄權術的政客，一個損人利己的小人！”

　　在水利部身居高位的傅作義，自然聽不到這些來自功德林的議論，但是，作為歷史的過來人，他懷揣著一種內疚，一種自責，直到把一句話當面告訴當事人為止。因此，早在周恩來接見獲赦人員的第二天，他就在西單鴻賓樓單獨宴請了陳長捷。那天中午，傅作義早早恭候，陳長捷姍姍來遲。見面之際，陳長捷甩出冷冷一句：“按照我過去的脾氣，今天是不會來的。可是在共產黨監獄改造十年，脫胎換骨，把脾氣也弄不見了。”傅作義哈哈大笑道：“你我是保定軍校六期的同班同學，你的火爆脾氣，我還有不知道的麼？好在你通情達理，大人大量，所以我必須告訴你一句話，這是埋藏在我心里長達十年的秘密。”陳長捷依舊沉著臉：“有屁就放，有話就講。”傅作義的神色凝重起來：“天津戰事，我應當承擔全部責任。因為，平津全局動向，已趨和平之勢，結果由于我的猶豫，造成一戰一和，既給天津人民帶來災難，也給同窗摯友帶來不幸……”聽到這里，陳長捷的眼眶濕了，他主動伸出手來，與傅作義握手言歡，盡棄前嫌。

　　花甲之年的陳長捷終于一掃雙目陰霾滿面憔悴，容光煥發地回到上海。在中南海西花廳，周恩來希望首批獲赦人員都能夠留在北京，用他的話說，“這樣我們可以經常見面。等到春暖花開的季節，我還可以陪大家去北海劃船”。但是，出于需要照顧家庭或者需要家庭照顧的原因，曾擴情去了沈陽，盧濬泉去了昆明，邱行湘去了南京。陳長捷之所以要去上海，是因為他的兒子在那邊的一家企業擔任工程師。

　　離開北京的時候，陳長捷與邱行湘結伴而行。他忘不了是周恩來的秘書把他們送到火車站，把他們帶進車廂，為他們找好座位，直到汽笛長鳴，火車徐徐啟動時，才與他們揮手分別的。當然，十年囚徒生涯，他會銘記共產黨的恩典，作為牢友，他也會珍惜邱行湘的情誼。那是在功德林改造時，他們去京郊的秦城農場勞動，陳長捷因為破窯倒塌而休克在磚堆之下，邱行湘奮力營救，憑借渾身的氣力，先將陳長捷從磚堆里拖出來，再把陳長捷背到自己的背上，足足背了幾里地，才把他平放在農場醫務室的擔架上。陳長捷蘇醒之後，第一眼便看見邱行湘，問：“我怎麼會躺在這里？”“我把你背回來的。”“是你救了我。”“是共產黨救了我們。”陳長捷唯恐因為步入老年而失去記憶，專門把這段話記錄在日記本里。日記本的扉頁上面，他方方正正地寫下了一句自勉：“我下半輩子的全部事情，就是知恩圖報，報答父母的養育之恩，報答共產黨的恩同再造，報答友人的手足之情。”

　　火車抵達南京，邱行湘下車了。陳長捷送到站臺上，兩人相視無言。先說話的是陳長捷：“回去作何打算？”邱行湘胸有成竹：“不是說要勞動一段時間，向人民群眾學習，求得他們的諒解麼。我已經想好了，高牆之內，我是勞動標兵，高牆之外，我是生產模范！”陳長捷拍拍邱行湘的肩膀：“我要向你挑戰……”

　　陳長捷回到上海，被分到市郊的崇明農場。這座城市雖然歷來都是我們國家的工業基地，但是在那個“糧食引路菜當家”的年代，崇明農場無疑成為上海人民與自然災害抗衡的前沿陣地。陳長捷是陣地上的一個兵，管理著幾個蓄糞池。那日糞車泄糞，泄口阻塞，陳長捷二話不說，卷起衣袖，彎下身腰，伸手將泄口里的渣滓一把拖出，顧不得湍急的糞水直撲過來，濺得他從上到下渾身發臭；那日大雨滂沱，糞池滲漏，眼見如金似銀的糞便就要流失，陳長捷大吼一聲，縱身跳下，用胸口死死堵住漏洞，直到農場的其他員工趕到。

　　邱行湘雖然在制盒廠當工人，但是饑餓難耐的歲月里，各單位都發起生產自救。白下區地處鬧市，沒有空土，制盒廠領到了南京近郊明故宮舊機場的十畝水泥跑道。邱行湘肩扛十斤重的鶴嘴鎬，隨拓荒大軍在這里安營扎寨。他曾經是建造工事的專家，沒有想到跑道由三層水泥三層砂石相間鋪成，一鎬下去，眼冒金星，十鎬下去，手起血泡，遠比當年的洛陽核心陣地堅硬。他又是一個應對硬仗的高手，所以開墾完畢，制盒廠兵分兩路，只留幾個人在蔬菜基地的時候，他遞交了請戰書：“我在這里留下了罪惡，因為當年赴洛陽作戰，就是從這條跑道起飛的……”邱行湘的理由最具有說服力，所以他被制盒廠任命為生產組長。不到三個月，他用長滿厚繭的雙手，捧出了一萬多斤蔬菜。

　　不問收獲，但求耕耘。陳長捷和邱行湘的表現得到了周恩來的肯定。那是在全國人大常委會的一次國務匯報會上，談及中國共產黨對戰爭罪犯的改造政策時，這位總理摘下了眼鏡，放下了手稿：“溥儀在北京每天早上都要唱《東方紅》，他說這首歌詞寫得好，好就好在寫出了從鴉片戰爭到今天，將近一百二十年，六億五千萬中國人民終于翻身做主的事實。國民黨獲赦人員中，絕大多數的表現是良好的，他們力所能及，吃苦耐勞，真正回到了人民的懷抱，得到當地政府和人民群眾的好評。這當中有兩個典型，一個是上海的陳長捷，一個是南京的邱行湘……”

　　聽到這段話的當天，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張治中寫了內容大致相同的兩封信，分別寄往上海與南京。這位當年的國民黨政治部部長用一種激勵的口吻寫道：“能夠得到黨和人民的承認，這是來之不易的。你們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很大的代價，其間的辛勞與甘苦，我也許比別人更加心知肚明……”在給陳長捷的信中，張治中還問及周振強的近況，“我最後一次見到他，大概是在1940年的夏天吧”。

　　直面人生

　　——有的進黃埔軍校時，已是當父親的人了。因為六十耳順，抑或因為今非昔比，街頭巷尾，他們能夠接受一群孩子的無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