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繼陳賡、楊伯濤之後，邱行湘從國民黨洛陽警備司令的角度再寫洛陽之戰

　　《文史資料選輯》第五輯上周振強的文章，很快被邱行湘看到了。他第一個感覺是不相信自己的眼睛，第二個感覺是不相信自己的大腦。百思不得其解當中，他突然對知識的含義有了全新的注釋：知者，知來者之可追；識者，識迷途其未遠。這樣想時，他覺得自己在前進的道路上，步伐有所遲滯。

　　遲滯的原因是邱行湘遇到了渴望中的愛情。關于擇偶，他出于對未來的自信，並沒有因為戰敗、因為蹲過監獄當過戰犯而降低標準。他對關心他個人問題的朋友披露了他在物色對象方面的邏輯：既然失去的張小倩小姐有著十分的美麗，那麼到來的未知名的大姐也應該有著十分的美麗。多一分也許對方不嫁，少一分邱行湘決然不娶。那日，他與南京梅院街道辦事處機繡組的一位女工見面了。女工叫張玉珍，三十挂零，雖然有過兩個孩子，依舊眉清目秀，楚楚動人。牽線的是原國民黨七十四軍軍長、現在的南京市人民政府參事室參事邱維達。“行湘兄，你給她打多少分？”張玉珍去方便的時候，邱維達趕緊問邱行湘。“十分，十分！”邱行湘喜出望外，“正好她也姓張，不，她簡直就是十年後的張小倩本人！”

　　熱戀中的邱行湘多少有些被愛情衝昏了頭腦，他中午去一趟機繡組，下午去一趟機繡組，整日圍著張玉珍轉。倒是張玉珍好言相勸道：“街道辦事處問我你是幹什麼的，我說你是國家幹部。幹部就得有幹部的樣子，就得有幹部的工作。像你這樣跑來跑去，別人還以為你是無業遊民呢！”“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事後邱行湘這樣評價過張玉珍對他的提醒。于是，數月之內，除了上班，邱行湘足不出戶，開始了他醞釀多時的關于洛陽戰役的寫作。

　　關于標題，敗軍之將，何敢言勇，邱行湘擬定了《洛陽戰役蔣軍就殲紀實》。關于內容，邱行湘覺得有必要把國民黨青年軍的人事結構告訴世人：

　　蔣經國以國防部預備幹部局局長的身份，掌握了青年軍政工的全部人事。青年軍各整編師的政工處長，必須通過蔣經國核定，才能由國防部委派。在我接任青年軍整編二○六師的同時，蔣經國派了一個原任萬縣青年中學校長的賴鐘聲接任二○六師政工處長。賴是清華大學畢業生，參加青年軍後，又進過青年軍幹部學校，是蔣經國的得意嫡係門生。賴到二○六師後，在很短的時間內就創辦了一個《革命青年》周刊，著重向官兵灌輸‘一個黨、一個政府、一個領袖’的法西斯毒素，來加深和強化官兵反共反人民死心塌地為蔣介石賣命的思想意識。政工係統另有電碼密本，並指定專用電臺與蔣經國隨時保持直接聯係……

　　至于戰前的準備，邱行湘把如何穩定人心放在了第一位。他在文章里這樣敘述說：

　　自裴昌會兵團西撤以後，情況日趨緊張，洛陽人心惶惶，蔣介石的視察組長和組員們看到形勢不妙，先後偷偷地跑回鄭州去了。我和賴鐘聲商量了一個如何穩定人心的辦法：下令洛陽的軍政人員和物資一律不準外撤，將二○六師存放在鄭州的武器彈藥和一切軍用物品全部運到洛陽，連住在洛陽軍官的眷屬也搬到洛陽來，實行背城一戰。我還命令中央銀行運儲充足的庫存，鐵道運輸部門除調運物資和兵員來洛陽外，不準任何車輛外調或向鄭州撤退。另外，我們還有意與洛陽各界頭面人物頻頻往還，相互邀宴，在酒食徵逐的場合，我們宣稱“固守洛陽不成問題”。洛陽的土豪劣紳則把我當作四平街的勇將，到處宣揚，我也不置可否。這樣一來，人心浮動表面上是暫時制止了，可是，我越是故作鎮靜，心里面越是心急如焚。

　　邱行湘急的是手頭兵力不足，援軍解圍無望，用他寫進文章的話說：我認為一旦戰事發生，龜縮鄭州的孫元良的川軍是最不可靠的。我雖寄望于胡璉兵團，但它遠在漯河，根據我過去作戰的經驗，依靠援軍解圍而得到成功的實在很少。當我需要增加兵力時，鄭州指揮所副主任張世希在電話中說，鄭州也有被攻擊的危險，沒有更多的兵力增援洛陽，只答應將二○六師的第二團歸還我們，並加派兩個炮兵連。我為了固守防地，只有“通天”一術，于是連電蔣介石，迅速由北平空運第五師一個團來洛陽增防，可是蔣介石說氣候的原因空運困難，最終沒有得到結果。

　　結果就是邱行湘孤軍獨守洛陽。陳賡的文章談到如何攻，楊伯濤的文章談到如何援，至于邱行湘在核心陣地是如何守的，我們再看看他的文章吧：

　　完全出乎我的意料，那天下午兩點左右，核心陣地突然遭到解放軍各種火炮的轟擊。炮火愈打愈密，愈打愈猛，炮彈像急雨般傾瀉在縱橫不過百米的地區。兩個鐘頭以後，第二輪炮擊更為劇烈。工事打塌了，五座大樓都燃起熊熊之火，磚石亂飛，硝煙彌漫。南面兩座高樓首先倒塌，據守在那里的總預備隊無以容身，到處亂鑽，院子里的吉普車，也被炸得滿身窟窿。傷亡越來越多，第四團代理團長當場被炸死，我的頭部也被彈片炸傷。核心陣地的預備隊數百人幾乎全部葬身于火海中，其余的千把官兵都嚇得呆若木雞。誰也不敢露頭。賴鐘聲開始跟在我後面，只見他臉色慘白，躲也不是，跑也不是，最後趁我不備，鑽進地下室的電報房，再也沒有出來……

　　寫到這里，邱行湘的文章應該結束了。可是，按照當時流行的寫作公式，前要戴帽，後要穿靴，所以非得有一個旗幟鮮明的結尾。60年代的意識形態還離不開階級和階級鬥爭，而獲赦人員似乎比別人更講政治，更講立場。白紙黑字上，杜聿明如此，周振強亦然，那麼邱行湘呢？他最後的段落是這樣寫的：

　　事後從家信中得知，就在我以戰俘的身份進入解放區後，南京方面還派人索取照片，準備為我開追悼會來表彰“忠烈”，振奮士氣呢。現在想來，可不是嗎？舊的邱行湘已經死了，新的邱行湘正在黨的關懷教育下成長。想起來真是百感交集。我在洛陽頑固的掙扎，造成了滔天的罪行，論罪，幾十個頭也償還不清我對人民欠下來的血債。是黨，給了我新的生命，讓我這個死有余辜的罪人獲得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