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西學”，是在中國近代西學東漸的大潮中來到中國的。

　　揭開這一序幕的是明清時期來華的天主教傳教士，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Matteo Ricci，1552—1610）可以說是西學東漸大潮的開拓者。利瑪竇于明朝萬歷十一年（1583）來到中國，他不僅帶著傳教的目的，而且給中國人帶來了許多新奇的事物，包括地圖、天體儀、自鳴鐘，也包括古希臘科學家歐幾里得的《幾何原本》。利瑪竇認為，在中國要獲得傳教的成功，就必須融入中國文化，他一開始把自己打扮成佛教僧侶，通過在中國已經流傳千年的佛教作為包裝來傳播天主教。後來，他進一步把天主教和中國的儒學相結合，並積極與中國的士大夫階層交朋友，結識了徐光啟等一大批知識分子，獲得了他們的好感。由此，他進一步讓中國的知識分子打開了一扇了解西方的窗。

　　在利瑪竇等傳教士的眼中，中國是一個神奇的國度，其文明程度令當時的歐洲人驚訝。利瑪竇甚至認為中國就是柏拉圖著作中的“理想國”。這些看法對後來法國大革命中的啟蒙思想家也有很大的影響，如伏爾泰就對中國多加讚美，把中國看成是自己心目中的理想國。

　　利瑪竇和繼他而來的天主教傳教士艾儒略、畢方濟等人與初步接受西方思想熏陶的徐光啟、李之藻、楊廷筠等人引發了第一波西學東漸的浪潮。但在這

　　一階段，西學東漸只停留在引進一些“文化碎片”的程度上。一方面，中國知識分子對于深入去了解西方文化缺乏熱情，他們把更多的精力集中在應對科舉仕途上；另一方面，作為當時西學東漸主要媒介的天主教傳教士本身具有一定的“缺陷”，他們只是把介紹西方文化作為傳教的一種手段，西學是作為傳教士的副產品被送進中國的，限于身份和思想，傳教士不可能把當時西方已經出現的如哥白尼學說等科技成果介紹到中國，所以，西學東漸的影響力十分狹小。

　　繼利瑪竇以後又一個在中國獲得成功的西方人是天主教傳教士湯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1591—1666）。湯若望在1620年抵達中國澳門，在1623年進入北京。他把西方的礦冶技術、伽利略望遠鏡等科技成果帶到了中國。特別是在1630年，他受徐光啟的推薦制作大炮，對中國軍事科技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在1644年清朝入關以後，湯若望受到了順治皇帝的信任，被授予編撰歷書的重任。湯若望的成功開啟了清朝前期天主教傳教士大規模入華的序幕。此後，南懷仁、衛匡國、白晉、郎世寧等傳教士相繼來到中國，他們當中許多人受到清朝宮廷的信任，一定程度上引起了上層社會對西學的關注。

　　但這一時代的傳教士所介紹的西學仍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他們為了達到自己的傳教目的，主動迎合上層社會，特別是皇帝的喜好，介紹的東西五花八門且不成係統。康熙皇帝好學，傳教士就傳授幾何學、拉丁語等科學文化知識；雍正皇帝則對西方學術完全不感興趣，而比較鐘情于自鳴鐘、假發等西洋玩意，傳教士們介紹的方向也隨之轉變；乾隆皇帝愛好藝術，宮廷畫師郎世寧也因此深受信任。不管他們怎麼介紹，影響的范圍畢竟很有限，甚至只能影響到皇帝一個人，無法引起深層的社會反響。

　　更何況清朝皇帝對傳教士的傳教目的抱有深刻的警惕。特別是在羅馬教廷發布了禁止中國教徒祭天拜孔的禁令以後，一場東西方文化大衝突就不可避免了，康熙和雍正兩朝君主就是在這種背景下下達了禁教的命令。

　　事實上，對于當初利瑪竇所創設的一些在中國的傳教方式，天主教內部就有許多爭論。利瑪竇允許中國教徒繼續祭孔、祭天、祭祖，並且把天主教的上帝按中國的習慣翻譯為“天主”或者幹脆直接稱為“天”。這種方式對天主教融入中國社會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眾所周知，中國文化有一種獨特的包容性，昔日的來自西域的佛教，就是在傳入中國以後，經過幾個世紀的不斷發展，最終形成了一套“有中國特色”的信仰體係，所以被中國百姓所廣泛接受。利瑪竇等人認為天主教要在中國生根，起碼也要進行相應的改變，“入鄉隨俗”，才能被中國民眾所接受。

　　但這種觀念卻不被天主教上層所接受，特別是在千里之外的羅馬教廷對中國對東方一無所知，且當時羅馬教廷正在面臨宗教改革的壓力，對“異端”極其敏感。利瑪竇這種傳教方式就引起了羅馬教廷部分人的警惕。于是，教皇派遣使節來華，要求禁止中國教徒祭孔祭祖，並禁止將“上帝”稱呼為“天”或“天主”。

　　教皇的幹預引起了康熙皇帝的反感，他指責教廷簡直是“立于大門之前，論人屋里之事”。他認為羅馬教皇對中國人傳統習慣的粗暴幹涉，就好像一個人站在門外對著門里人家的家長里短之事指手畫腳，何況教皇的使節無視清朝政府的主權，在康熙要求他暫時不要公布的情況下，強行公布教皇命令，進一步引起康熙皇帝的厭惡，遂下令禁教。在這個時候，康熙已經看出了天主教勢力可能會被西方一些別有用心的人用來充當侵犯中國主權的工具。

　　這次禁教可以說是東西方文化的第一次正面大衝突。西方文化中的宗教信仰具有強烈的排他性，與東方文化的雜糅並蓄的特點格格不入，加上教廷權力與世俗皇權的衝突從西方延伸到了東方，因此引發了這場直接的交鋒。雖然康熙和後來的雍正維護國家主權的行動無可厚非，但一定程度上也加劇了中國的封閉狀況。

　　到乾隆時期，整個中國處于更為封閉的狀態。僅就貿易而言，清朝政府僅僅允許廣州一個口岸對外通商，而所有的外國商人要購買貨物或出售商品，都必須經過一家名為“十三行”的特許“行商”進行。換句話來說，十三行就是“大清帝國對外貿易壟斷總公司”，同時還兼職翻譯、通事和部分外交工作。許多外國商人跑到廣州，面對這樣一個龐大市場只留這樣小一道口子進出的情況，只能幹瞪眼。當然，單口貿易固然是一個原因，更大的原因在于，中國延續了上千年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已經形成一個完整的體係，

　　外來的商品很難一下子去打破這個完全依靠自給自足的經濟體係。因此，在乾隆五十八年（1793），乾隆皇帝大壽前夕，大清朝迎來了一隊不速之客，英國的馬戛爾尼帶著使團以給乾隆皇帝賀壽為名，來到中國。要說“賀壽”，恐怕只是地方接待的官員為了逢迎上意而編造出來的溜須拍馬的名義。事實上，萬里之外西方的“英夷”哪里曉得東方乾隆皇帝的壽誕是哪一天，他們只是瞎貓撞上了死耗子，正巧在這段時間到了中國而已。

　　那麼，馬戛爾尼究竟為何而來呢？他帶來了英國的幾項要求，包括允許英國在北京設立使館和商行，允許英商在寧波、舟山、天津等處貿易，在中國近海劃一島嶼給英商居住等等。當然，清朝官方從一開始就在和馬戛爾尼等人糾纏禮節問題，乾隆皇帝手下的第一紅人和珅就和這些“英夷”反復交涉，讓他們行三跪九叩大禮，但馬戛爾尼等人來自當時歐洲最強大的大英帝國，認為這種禮節有損大英帝國使節的顏面，堅決不從。乾隆皇帝獲悉以後也對這些“膝蓋很硬”的洋人十分生氣。有了這段插曲，馬戛爾尼等人給清朝官方的第一印象就已經不佳了，在後來他提出要求時，乾隆皇帝更是萬分惱怒。乾隆精明地感覺到，這幫洋人暗懷著野心，就以一句“與天朝體制不合，斷不可行”打發了他們，命令大臣監送這批人出境。就這樣，馬戛爾尼在中國一無所獲。後來英國又派遣了阿美士德為首的使節團來華。這批人“運氣”更差，他們又在禮節的問題上和清朝官方糾纏上了，連嘉慶皇帝的“聖顏”都沒見著就被打發回國。英國人試圖通過外交手段打開中國大門的企圖徹底告吹。

　　狡猾的英國人不會因此善罷甘休，他們在印度栽培一種“毒之花”，想用這種毒之花所產生的令人厭惡的副產品作為武器打開中國國門，扭轉對華貿易逆差。這場貿易戰揭開了中國近代史的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