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近鄰日本是近代唯一一個擺脫殖民地半殖民地命運的亞洲國家。日本之所以能通過明治維新迅速崛起成為強國，一方面是因為當時的國際形勢對日本極其有利：中國發生了第二次鴉片戰爭和太平天國運動，忙于侵略中國和鎮壓中國革命的西方列強對于日本這個相對資源貧乏的島國無暇顧及；英國正在專注于愛爾蘭問題；美國則在1861—1865年爆發了南北戰爭，接著就忙于南方重建；法國在1871年的普法戰爭中戰敗；俄國早在1854—1858年的克里米亞戰爭中遭受重創，隨後把重心放在巴爾幹、阿富汗、伊朗等地；德國和意大利等後起之秀在忙于國家的統一。因此，日本能在不受幹擾的情況下從容推進維新運動。另一方面，日本國內出現了打破現有的幕府體制的因

　　素——西南強藩和中下級武士，他們在推翻了德川幕府的統治以後，就在朝廷體係下完成中央集權，進而推進改革，走向近代化。日本民族本就是一個善于學習的民族，因此在明治政府成立20年以後，改革已經初見成效。

　　改革後的日本迅速走上了對外擴張的道路，這也是由日本明治維新的特點決定的。一方面，日本作為一個資源貧乏的島國，在工業化過程中也缺乏足夠的資源和市場，何況日本在進行“地租改正”以後，農民並沒有涌進城市成為剩余勞動力，而是繼續附在土地上成為貧窮的佃農或半佃農。這進一步限制了日本國內市場和勞動力資源的開發。另一方面，主導日本維新的階層本身是中下級武士，他們對戰爭有著非同尋常的情感，加上日本政府為了擺脫半殖民地狀態，把發展軍備放在首位，又引進了具有軍國主義傳統的德國式軍事體係，培育出了一個富有侵略性的軍部勢力。這一勢力成為推動日本之後對外擴張的“發動機”。

　　另外，從思想上來說，當時西方列強都在瘋狂擴張，爭奪殖民地。出于模倣心態，推進維新的日本要尋求西方列強的“認同”，也必然會走同樣的道路。他們徵服的矛頭首先就指向近鄰的朝鮮和中國。

　　日本對朝鮮的覬覦由來已久。早在16世紀末，日本統治者豐臣秀吉就發動過一次大規模的侵朝戰爭，日本方面稱為“文祿?慶長之役”，朝鮮方面稱為“戊辰衛國戰爭”，中國方面則稱為“萬歷援朝”。這場戰爭中，朝鮮在中國明朝的支援下免遭亡國厄運，最終中朝聯手挫敗了豐臣秀吉的野心。這場戰爭無論對朝鮮，還是對日本都有著非常深遠的影響。

　　在明治政府成立以後，徵服朝鮮的動議很快提上了日程。明治政府的元勳中很多人深受日本近代思想家吉田松陰的影響。在吉田松陰的著作中，就有“失之歐美，取之中國”的說法，鼓吹要徵服“易取之朝鮮、滿洲、中國”，來換取“貿易上失之于歐美者”。明治政府就把這一思想傳承下來，作為外交理念。于是在1873年，日本國內政壇首先觸發了一場“徵韓論”，以西鄉隆盛等人為代表的徵韓派為轉移國內武士階層對改革的不滿情緒，大肆宣揚“徵韓”。這場論爭中，主張穩重行事的大久保利通等人最終壓制住了徵韓派的鼓噪。

　　當然，這並不意味著大久保利通等人反對徵韓，他們與西鄉隆盛等人的區別僅僅在于“緩徵”與“急徵”。大久保利通很快在1874年借口臺灣土著民殺死日本漁民一事發動了一場徵臺之役，但初出茅廬的日本軍隊在臺灣被土著民打得灰頭土臉，不得不尋求和平解決。清政府的外交嗅覺卻極為遲鈍，在對日和談一事上一味退讓，答應了日本的無理要求。這也讓日本看到了清政府的軟弱可欺。

　　在消除了國內的士族叛亂威脅以後，日本政府就把精力集中在對外擴張上。日本開始對朝鮮頻頻發起挑釁。1876年，日本人模倣當年美國佩里艦隊用炮艦敲開日本國門的先例，派出黑田清隆作為“朝鮮的佩里”，強迫朝鮮簽訂了《江華條約》，邁出了徵服朝鮮的第一步。接著在1882年，日本又借朝鮮發生“壬午之亂”的機會，強迫朝鮮簽訂《濟物浦條約》，獲得在朝鮮的駐軍權。1883年，日本又在朝鮮挑起事端，制造“甲申之變”，試圖劫持國王並制造親日政權，政變被袁世凱挫敗以後，日本又和清政府簽訂《天津條約》，規定今後雙方出兵朝鮮，須事先知會對方。日本終于在朝鮮獲得了與朝鮮當時的“宗主國”中國同樣的特權，這給了日本日後進一步制造爭端的口實。

　　除此之外，日本還處心積慮，將中國視為下一場戰爭中的主要假想敵。有“日本軍閥之祖”之稱的山縣有朋1886年派遣參謀本部第二局局長小川又次前往中國調查軍備。第二年，小川又次回國，將調查結果整理為一份《徵討清國策案》。在這份文件中，他詳細分析了中日之間的利害關係，並宣稱日本要“伸張國威”，就必須趁中國兵力尚弱時，“折其四肢，傷其身，使其不能動彈”，並將中國瓦解瓜分成數塊。1890年，山縣有朋還狂妄地提出了“利益線”理論。他指出，俄國當時正在修築西伯利亞大鐵路，將對亞洲各國的“生存”造成威脅，所以日本必須先下手為強，佔領朝鮮這“與主權線安危密切相關之區域”，來確保自己的平安。

　　千萬不要小看這些似乎不起眼的文件和理論，這些理論奠定了後來日本整整半個多世紀的對外擴張策略。從那時起到1945年，日本在亞洲大陸的擴張侵略都可以從這里找到端倪。

　　實踐山縣有朋“利益線”理論的機會終于來了。1894年，朝鮮爆發了全琫準領導的東學黨起義。起義軍以“逐滅夷倭，盡滅權貴”為號召，迅速攻克了朝鮮的重鎮全州，席卷了忠清、黃海、京畿、江原等道。朝鮮政府慌了手腳，立刻向清政府“借師助剿”。

　　中國方面在接到朝鮮方面的請求以後，立刻派軍前往朝鮮，而日本方面也迅速行動起來，在仁川大規模登陸，並直奔朝鮮首都漢城（今首爾）。6月，朝鮮政府鑒于已與起義軍簽訂了《全州和約》，所以要求中日雙方撤軍。李鴻章提出中日雙方同時撤軍，但日本卻執意擴大事端，不但在朝鮮賴著不走，還試圖制造口實，將戰爭責任推卸給中國。

　　1894年7月25日，在黃海牙山口外的豐島，日本海軍的“吉野”、“浪速”、“秋津洲”三艘快速巡洋艦以不宣而戰的方式，突然襲擊了清朝北洋海軍的運兵編隊。北洋海軍廣乙艦擱淺被毀，濟遠艦見勢不妙逃離戰場，而英國籍的運兵船高升號拒絕日本艦隊的投降要求，被“浪速”號發射魚雷擊沉。豐島海戰揭開了中日甲午戰爭的序幕。

　　在朝日軍迅速向北推進，並在9月抵達平壤。清軍在平壤進行了殊死抵抗，一度遏制了日軍的進攻。但由于清軍最高統帥葉志超臨陣膽怯，棄城逃跑，導致平壤之戰成為一場大潰敗，日軍順利佔領平壤並迅速推進到鴨綠江。另一方面，日本聯合艦隊在黃海大東溝與北洋海軍交戰。在這場世界海戰史上的第一次近代化海戰中，北洋艦隊損失了致遠、經遠、超勇、揚威、廣甲五艘軍艦以及鄧世昌、林永升等一批優秀的將領，而日本艦隊各艦也都有傷在身。戰後，北洋艦隊秉持李鴻章避戰保艦的方針，將黃海的制海權拱手相讓。

　　10月，日軍突破清軍鴨綠江防線侵入中國東北。同時，日本又組成第二軍在遼東半島花園口登陸，連克金州、旅順。1895年1月，日軍又在山東半島登陸，從背後襲佔威海。北洋海軍的殘余兵力龜縮到了劉公島。2月，日本聯合艦隊派魚雷艇偷襲劉公島，擊毀來遠、威遠兩艦。定遠號管帶劉步蟾炸毀愛艦，以身殉國。北洋艦隊提督丁汝昌見大勢已去，服毒自盡。劉公島隨後陷落，北洋海軍的十艘軍艦成為俘虜。曾經的亞洲第一海軍宣告覆滅。

　　這是一曲歷史悲歌。北洋海軍的覆滅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李鴻章治軍理念的落後，用人制度的缺失，慈禧太後為一己私欲挪用海軍軍費致使北洋海軍多年未增新艦，裝備和作戰觀念的落後等等，都可以構成這支艦隊覆滅的原因。但從根本上來說，中日海軍競爭的背後，是國家體制的競爭，是已經腐朽的君主專制制度國家和新生的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直接對抗，是只專注于器物改革的“洋務運動”與以富國強兵、文明開化為理念的明治維新之間的直接對抗，後者在這場競爭中更勝一籌。所以，北洋海軍的失敗是必然的，也由此為後人提供了無限深思的空間。

　　至此，清朝的失敗已經成為定局。李鴻章在1885年3月抵達日本，開始與日本談判。在談判桌上，作為勝利者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和外務大臣陸奧宗光咄咄逼人，李鴻章則節節退讓。4月17日，雙方在日本馬關春帆樓簽訂了《馬關條約》：

　　1. 承認朝鮮的“完全無缺之獨立自主”；

　　2. 割讓遼東半島，臺灣和澎湖列島；

　　3. 支付軍費賠款二萬萬兩（約合三億日元）；

　　4. 日本臣民得在中國通商口岸城邑，任便從事各項工藝制造

　　5. 開放沙市、重慶、蘇州、杭州為商埠，日船可以沿內河駛入以上各口；

　　6. 取消清政府在日的領事裁判權，給予日本最惠國待遇；

　　7. 在條約批準三個月內撤出日軍，但為保證條約履行，日軍將佔領威海衛。

　　《馬關條約》讓帝國主義列強進一步打開了中國的國門。為了支付巨額賠款，清政府在此後不得不大量舉借外債，從而失去了更多的利權，而臺灣的割讓使這座寶島與祖國分離長達半個多世紀。另外，《馬關條約》規定了列強可在內地投資辦廠，讓列強得以進一步擴大對華資本輸出。

　　中國敗于日本之手，不但使以“自強”、“自富”為目標的洋務運動的成果全部付諸東流，也讓帝國主義列強看到了中國的虛弱。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列強掀起了一股瓜分中國的狂潮。英、法、日、德、俄等國紛紛要求租借地，並劃分勢力范圍，中國的民族危機進一步加深，滑向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深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