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族危機下，中國人民選擇了奮起反抗。作為一個有千年農業史的農業大國，中國農民在歷史上受到的壓迫和苦難最為深重。而近代社會的轉型也使中國農民面臨著全新的生存危機，大量的西方商品涌進中國，致使農村的家庭手工業走向破產。為了償還對外賠款，清政府變本加厲地對農民進行剝削，使大批農民流離失所，他們或者涌進城市成為流亡者或雇工，或者幹脆走上了反抗的道路。

　　有趣的是，在中國歷史上，領導農民運動的人物並不完全都是地位低下的貧農，甚至有些不是農民。陳勝和吳廣是戍邊秦卒的頭領，張角、孫恩等則是道士、宗教領袖，黃巢是私鹽販子，李自成亦非貧苦農民出身。這也說明了古代階級關係和階級矛盾的復雜性，而近代規模最大的一次農民運動——太平天國運動的領導者洪秀全也並非貧農，而是一個尚有一點社會地位的落第秀才。

　　引導洪秀全走上起義道路的是一本拙劣的基督教傳教小冊子《勸世良言》，是由中國籍傳教士梁發所編纂。對于當時絕大多數中國人來說，在西方文化背景下誕生的基督教是一個比較難以理解的體係，而《勸世良言》一書為幫助中國人理解，又將基督教義和儒、佛學說捆綁“推銷”，加上篇幅不長，語言簡練，所以人們的理解更有可能因此而偏離，洪秀全也不例外。他把基督教義和自己當初落第以後做的怪夢聯係到一起，通過自己的幻想，雜糅成為一個全新的“拜上帝教”，通過這種四不像式的“異端”教義去發動那些知識貧乏的農民階層。

　　就這樣，一個連《聖經》都沒讀過的落第秀才搖身一變成了“上帝的二兒子”、“耶穌的弟

　　弟”。耶穌有無弟弟且另當別論，洪秀全這番“地上天國”的美好藍圖確實鼓動了不少人，其中就包括後來成為太平天國骨幹的楊秀清、馮雲山、蕭朝貴、韋昌輝、石達開等人。

　　在這些人中，馮雲山是一個優秀的組織人才，他能夠把洪秀全那些粗糙的甚至可以說是妄想症產物的理論加工後用來發動群眾，把拜上帝會組織成一個在兩廣一帶有影響力的組織，本身就是一個了不起的成就。而楊秀清則是一個出色的政治軍事人才，他是太平天國早期的實際領導者。

　　1851年1月，洪秀全在廣西金田村宣布起義，建號太平天國。太平軍迅速席卷了中國南部，在1851年12月就攻克重鎮永安，並在那里建制分封。1852年3月，太平軍攻下了南京，改稱天京，正式建立與清朝對峙的政權。

　　但太平天國政權從建立開始就存在著一個致命的缺陷，就是領導人的短視。在佔領南京以後，以洪秀全為首的天國領導層很快陷入了腐化，洪秀全沉溺女色，不理朝政。天國的一些政策也令人詬病，比如洪秀全規定統治下的男女都必須分入男營女營，連夫婦都必須強行拆散，而他自己則廣羅美色，充實後宮，明顯是“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太平天國的第二號人物東王楊秀清則熱衷于權力，他不但手握天國大權，且動不動就以“天父下凡”這套裝神弄鬼的把戲逾越天王之上。洪秀全與楊秀清的矛盾遂不可調和。1856年9

　　月，洪秀全借北王韋昌輝等人的力量，將東王楊秀清的勢力一並鏟除，釀成天京城中兩萬多人遭到屠殺的慘劇。繼而洪秀全又在11月除掉代楊秀清而起的韋昌輝，由石達開主持天國朝政。

　　平心而論，洪秀全的統籌能力不如楊秀清，軍事水平比不上石達開，發動群眾的能力比不上早年死去的馮雲山，僅僅因為他是拜上帝教的創始人而成為天王。但洪秀全仍然有著非同尋常的權力欲，他用石達開秉政，又不完全信任他，延用自己的親族洪仁發、洪仁達兩人牽制石達開，這兩人的才能比洪秀全尚有不如。石達開一怒之下，率眾離京，在大渡河遭到伏擊敗亡。這一係列變故完全是由于天國領導人的短視和貪欲造成的。在軍事鬥爭形勢還十分嚴峻，敵人還十分強大的情況下，發生這樣大規模的內訌顯得有些幼稚和不可思議，這也說明了洪秀全這樣的人完全不能承擔起改變中國命運的重任。

　　太平天國中最有遠見卓識的人莫過于洪仁玕。他的《資政新篇》作為中國較早的社會改造方案，提出一係列向西方學習的建議，包括興建鐵路、公路，興辦郵政、銀行，禁止溺嬰，創辦社會福利事業，擴大對外交流和商貿往來等等，這些建議卻無法引起太平天國中人士的廣泛注意。同時，太平天國艱巨的軍事形勢也不允許這些措施實地推行，所以，這只能說是整個太平天國運動中不多的亮點。

　　1864年6月，洪秀全病故。7月，湘軍攻克天京，太平天國運動宣告失敗。余部與捻軍等合流繼續抵抗到1868年。作為中國近代史上規模最大的一起農民運動，太平天國做了推翻清朝統治的嘗試，同時也提出了一些具有進步意義的主張，如查禁鴉片，平均地權等等。當然我們也必須看到，太平天國的組織形式是採取宗教“異端”的形式進行的，採取的統治方式也是神權與王權結合的專制制度，這個制度並不比清朝的統治好到哪里去，甚至更為落後。退一步講，如果太平天國取代了清朝，或許中國會變成另一個中世紀式的國家，而談不上有什麼新的變革。而以太平天國領導人幼稚的政治眼光和故步自封的思維模式，他們是無力抵抗西方殖民者的覬覦的。何況太平天國政權的外交模式還是停留在“天朝上國”的理念上，與清朝政府別無二致，很難指望他們能領導中國走上自強之路。

　　與太平天國有著同樣局限性的就是清末的義和團運動。義和團與太平天國一樣，是採取宗教的形式發動組織群眾，相比太平天國那種有體係的宗教理論，義和團的宗教理論更顯得雜亂而不成係統。許多義和團組織本是民間流傳的白蓮教組織，本身帶有一些邪教的性質，因此，宣揚“刀槍不入”等迷信也就屢見不鮮了。義和團中還存在著不同的派係，信仰也是五花八門，甚至有拜孫悟空、豬八戒的。另外，與太平天國相比，義和團還缺少穩定的領導集體，這就方便了這些組織能夠被清政府所利用。

　　義和團大規模興起的直接原因是“教案”的頻發。在鴉片戰爭以後，大批西方傳教士涌進了中國。無論是天主教還是新教，在本質上都與東方文化有著不同的思維方式。所以，西方教會來到中國，就和中國地方上的民眾發生了文化上的衝突。一些傳教士隨意幹涉中國傳統的信仰，甚至橫行不法，仗著治外法權的庇護為所欲為，更引起了中國民眾的反感。許多農民在半殖民地的社會背景下走向破產，也把怒火發泄到了外國人頭上。可以說，這是中國農民在半殖民地的狀態下為保護自己而發起的一次本能的反抗。但他們並不能區分外國的東西究竟哪些是好的，哪些是不好的，所以就形成了一種盲目排外的風氣，看到外國人或者洋人打扮的中國人就不分青紅皂白地加以仇視，甚至仇視使用洋貨的人。在這種心態的驅使下，義和團採用封建迷信的方式組織起來，採用拆鐵路，拔電

　　義和團的“拳民”線桿，攻擊洋人，襲擊洋貨商店，甚至濫傷無辜的

　　方式發起排外鬥爭。這種盲目排外式的“愛國”其實有裨益于國家之處甚少，危害甚至要比益處更大。

　　義和團的這些行為被清廷看在眼里、記在心里，很快就被以慈禧太後為首的清廷政客們用作實現自己政治目的的工具。在戊戌變法失敗以後，慈禧太後試圖廢黜光緒皇帝，因此精心選擇了一位繼承人選，但各國公使並不同意。慈禧太後並不是一個了解近代外交的人，她在一怒之下，就以一己私欲發動了戰爭，利用義和團進攻北京的教堂和東交民巷使館區。列強則組成八國聯軍進行幹涉，最終慈禧太後在八國聯軍進入北京之前倉皇西逃。

　　義和團最終被慈禧太後所拋棄，在中外勢力的聯合絞殺下歸于失敗。義和團較之太平天國而言是一個更為不成熟的運動，它的失敗也證明了農民階級如果缺乏一種先進思想的指導，注定不能改變中國的命運。在探索近代中國的出路這個問題上，把希望寄托在農民階級身上並不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