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戰爭無論對日本還是對中國都是一個大的衝擊。對日本來說，幾千年來日本都把中國當做一個龐大的國家，甚至有很長一段時間以中國為師。甲午戰爭是日本第一次完勝中國，顯示了日本向西方學習的成果。而對于中國來說，日本是一個既熟悉又陌生的對手，原本近在咫尺的小島國突然崛起強大到能夠擊敗自己，這種衝擊和震撼比之前敗給任何一個歐美國家更大。

　　因此，在甲午戰爭以後，隨著民族危機的加深，一批新式知識分子開始認識到，要改變中國被瓜分的厄運，光是在器物上進行革新是遠遠不夠的，還必須引進西方先進的資本主義制度，這就在近代中國形成了一股維新變法的新思潮。

　　康有為、梁啟超等知識分子成為民族資產階級的代言人並不是偶然的。自清政府開放民間設廠限制以後，有相當一批官僚、地主和商人打著“實業救國”的旗幟，投資紡織、面粉、火柴等輕工業，著名的張裕釀酒廠、商務印書館等一批民族企業就在此時應運而生。盡管如此，新興的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實力仍然微弱。以著名的“紅頂商人”胡雪岩為例，這位以胡慶余堂馳名天下的商人一度在江浙呼風喚雨，顯赫一時，晚年卻不幸卷入了左宗棠與李鴻章的官場派係傾軋中，又在與英國商人的“生絲戰爭”中一敗涂地。一夜之間，一個杭城巨富變得赤貧如洗，還遭到抄家的厄運，終在貧病交加中結束了生命。民族資產階級面臨著國內封建官僚和國外資本的雙重壓榨，他們有“強國”和維新的本能要求。而要表達這種訴求，他們只能依靠在中國古代社會最受尊重，能把自己的觀點“上達

　　天聽”的士大夫知識分子。

　　就這樣，在甲午戰爭結束後，一批被戰敗深深刺激神經的士大夫知識分子站出來，代表民族資產階級發出了改革制度的呼吁。康有為在19世紀90年代初寫就了《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兩本著作，借批駁漢學、托古改制來宣傳他的維新思想。1895年，《馬關條約》簽訂的消息傳到國內，適逢會試之期，在京應考的士人義憤填膺，紛紛上書反對。康有為正是在此時成為變法的核心人物。他發動士子上書，要求拒絕對日賠款，實施變法。他表示，如果要“籌自強之策，計萬世之安，非變通舊法，無以為治。”這場“公車上書”運動為維新變法運動準備了輿論條件。

　　公車上書後不久，康有為又多次上書光緒皇帝，闡述變法主張，得到了光緒皇帝的支持。同時，維新派通過成立“強學會”、“廣學會”等團體，發行《萬國公報》、《時務報》、《強學報》等新聞報刊，翻譯撰述《天演論》、

　　尋找中國問題的解決良方——從維新到革命

　　《法意》、《日本變政考》、《俄羅斯大彼得變政記》等書籍來宣傳維新變法思想，同時還培養發掘了梁啟超、譚嗣同、嚴復等一批維新變法人才。康有為還與主張“祖宗之法不可變”的頑固派進行了激烈的論戰，提出了實行君主立憲制度、開議院興民權、改革科舉教育制度等一係列變法主張。

　　1898年，在列強掀起瓜分中國狂潮的背景下，康有為上《應詔統籌全局折》，正式揭開了“戊戌變法”的序幕。康有為在這份奏折中發出“變則能全，不變則亡，全變則強，小變仍亡”的警告。從6月11日光緒皇帝頒布《明定國是詔》，到9月21日慈禧太後發動政變為止，變法進行了103天，亦稱“百日維新”。在這短短的103天中，維新派在光緒皇帝的支持下，推行了鼓勵實業，設立鐵路、礦務、郵政局，廢除八股、改革科舉，訓練海陸軍，裁汰冗員、整頓機構，允許官民上書言事等一係列變法舉措，引起了廣泛的反響。

　　但是，新法在地方上的推行卻不盡如人意，除了湖南巡撫陳寶箴等少數官員以外，大部分地方督撫都採取觀望甚至抵制態度。到6月11日，慈禧太後發動政變，將光緒皇帝囚禁于中南海瀛臺，並大肆搜捕維新派，康有為、梁啟超流亡境外，譚嗣同、劉光第等六人被殺于北京菜市口，史稱“戊戌六君子”。變法被扼殺于搖籃中。

　　戊戌變法實際上是一次以日本為師的嘗試。在甲午戰爭以後，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為宗旨的洋務運動已經宣告破產，維新派正是看到了日本的成功，所以萌發了向日本學習的思想。用康有為自己的話來說，就是“假日本為向導，以日本為圖樣”。在康有為的維新策劃案——《應詔統籌全局折》中，我們不難看到他提出的主張多是對明治維新的“山寨”化：“大誓群臣以革舊維新”是倣效日本明治天皇的“五條禦誓文”，“開制度局于宮中，徵天下通才二十人為參與”是倣效明治初年的《政體書》中的議政官制，甚至連“參與”一職的名字也是原封不動照搬，康有為還寫就了一本《日本變政考》以資參考。

　　但這次“以日本為師”的變法為何只維持了103天就以失敗而告終？相比日本明治維新的成功，百日維新令人扼腕不已。後世的許多人也在不斷地思考，為什麼同樣是變法維新，日本能夠成功而中國卻失敗，這恐怕並不能僅僅用中國“反動勢力過于強大”這個原因加以搪塞，我們還必須從變法的過程、內容等方面來做深層次的判斷。

　　首先，作為一場“以日本為師”的維新運動，康有為等變法維新派究竟對日本維新的情況了解多少？他們對日本維新情況的分析是否科學？這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我們從康有為的《日本變政考》一書中可以看到，康有為對日本維新的認識其實是很膚淺的，甚至他還出于自己的需要，在敘述日本維新的時候篡改史實。同時，康有為在著作中還暴露出了他“不知彼，不知己”的缺點，天真地認為日本維新的困難要比中國更大。因此，他過于樂觀地提出“若以中國之廣士眾民，近採日本，三年而宏規成，五年而條理備，八年成效舉，十年而霸圖定矣”這樣的“預言”。殊不知日本作為一個資源貧乏的島國，對西方列強來說吸引力要遠小于地大物博的中國。且日本在明治政府成立前，先有“蘭學”熏陶，後有幕府“東洋道德，西洋藝術”的初步改革，這為變法的成功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此外，明治政府也是一個比中國清政府更有集權能力的政府。這些康有為等人並沒有認識到。由此可見，康有為對中國、日本的實際情況所知甚為膚淺，政治眼光充滿了書生氣。在不了解師傅，也不了解自己的情況下推行的這一場變法，只能是一次“山寨”，達不到深層次的作用。

　　其次，中日兩國所處的外部環境和所擁有的內部條件完全不同，而維新派卻沒有看到這種不同。前面已經闡述過，在日本維新最關鍵的時刻，適逢良好的國際環境，英、法、美等列強或為自己國內的問題所困擾，或興趣不在日本，因此讓日本能夠從夾縫中殺出一條血路來。中國的情況完全不同，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正值帝國主義列強瓜分世界的關鍵時刻，中國首當其衝成為列強覬覦的對象，外部幹擾因素眾多。另外，明治維新在推翻幕府以後，首先採取的是廢藩置縣、設立禦親兵、鎮壓士族叛亂等一係列增強中央集權的措施。有一個強有力的、能上令下達的政府主導，富國強兵、文明開化等一係列維新措施才能順利推行。反觀中國，維新派本末倒置，在沒有保證中央政府擁有足夠控制力的情況下先推行維新措施。事實上，太平天國運動以後，清朝中央政府的實力大大削弱，地方實力派開始崛起，成為近代軍閥的先聲。特別是湘、淮兩係官僚，個個在地方手握軍權，對朝廷陽奉陰違，所以，維新舉措根本推

　　尋找中國問題的解決良方——從維新到革命

　　行不到地方，更談不上得到實力派的支持了。中國的問題，在于過于分散，絕不在于過于集中。

　　最後，康有為等人的個人能力尚有不足。誠然，康有為、梁啟超都不失為很好的宣傳鼓動者，但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領導變法最好的人選不是康、梁這樣書生氣十足的文人，而是日本的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這樣的政客。只有老姦巨猾，才能立于不敗之地。自身都不能保，還談什麼領導變法。所以在整個戊戌變法過程中，我們可以看到維新派在政治上的幼稚舉動比比皆是：天真地冀望于一個無兵無權無勢的光緒皇帝；對慈禧太後為首的保守勢力沒有採取有效的措施，或者退讓，或者強硬，顯得無所適從；在政變的關鍵時刻，又把全部的家當押在了“腹黑”的袁世凱身上。這樣的思維又如何與政治經驗老到純熟的慈禧太後、榮祿等人對抗？可以說，是康、梁自己在政治上的不成熟葬送了自己的政治前途，也葬送了他們的戰友，葬送了整個變法全局。

　　從戊戌變法中，我們看到了資產階級維新派的不成熟。它的失敗，也充分證明了君主立憲制度在清末這樣一個大環境下，是不能成為解決中國問題的良方的。在19世紀初，清政府為了對抗反清革命浪潮，再一次推行“新政”，將戊戌變法的主張翻版重新推出，試圖以此來挽救搖搖欲墜的統治。但後來的“皇族內閣”讓清政府的“預備立憲”成為一場鬧劇，所謂“立憲”不過是換湯不換藥，清朝皇族和貴族仍然不會放棄自己手中的權力，“民權”、“君民共主”成為他們口頭的承諾，這使部分立憲派的夢想完全破滅。要進一步解決中國問題，只有推翻這個已經腐朽沒落的政權這一條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