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世界是帝國主義時代，在這個時代，歐洲列強佔據了世界主導，亞洲的大部分國家淪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在這種情況下，亞洲，特別是東亞萌發了集體自救思潮，這種思潮是在西方殖民者不斷東來的情況下被動產生的，它的發展卻推動了亞洲民族解放運動的前進。

　　這種思潮的變化一開始是從一種“自卑”感萌發的，這種“自卑”也伴隨著西學東漸的腳步，轉變為一種發奮向西方學習的呼吁。在中國，至少在兩次鴉片戰爭之後，這種“自卑”感還沒有蔓延開來，包括洋務派在內的許多人，都還認為中國的文化高于西方，只是在器物上不如西方。而在日本，幕府中的一些人在遭遇開國迷惘後，也提出了“東洋道德，西洋藝術”的主張，認為“東洋道德”要強于西洋，只是在“藝術”上需要引進西方的先進科技而已。這種思想在後來進一步被西方列強殘酷擊碎，日本人在“攘夷”的瘋狂中體味到了失敗的滋味，而中國人則是被西方文化技術武裝起來的近鄰日本所擊敗，從而更深層地了解了西方文明的整體先進性。

　　在吃過虧以後，“自卑”的情緒油然而生。日本明治維新時期一度出現了“全盤西化”的思潮。日本的思想家福澤諭吉在他的著作《文明論概略》中說：“現代世界的文明情況，要以歐洲各國和美國為最文明的國家，土耳其、中國、日本等亞洲國家為半開化的國家，而非洲和澳洲的國家算是野蠻的國

　　尋找中國問題的解決良方——從維新到革命

　　家。這種說法已經成為世界的通論，不僅西洋各國人民自詡為文明，就是那些半開化和野蠻的人民也不以這種說法為侮辱，並且也沒有不接受這個說法而強要誇耀本國的情況認為勝于西洋的。”他認為西洋文化要優于東方文化。在19世紀70年代，日本還一度有森有禮、西周、西村茂樹等學者提出廢除日文改用西方拼音文字的主張，津田真道等思想家也認為日本人相比西方人“缺乏智識和開化”，必須用教育來引導。這種對西方文化的盲目效倣和崇拜一方面是由于日本當時正在進行以“條約改正”為目的的維新，日本人希望借維新向外國人證明日本是一個“文明開化”的國家，從而獲得西方的認可，修改不平等條約；另一方面，還是出于對西方文明的畏懼心理和“自卑”感。所以，也有學者稱呼這種思維模式為“日本人劣等說”。

　　中國亦是如此，在“天朝上國”的迷夢完全被擊碎以後，中國在戊戌變法前後也出現了類似的思潮。康有為在維新變法運動期間，就對中國傳統文化多有批判。而嚴復則進一步把進化論思想融進社會學中，接受了西方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影響，對中西文化進行了一番大比較。他認為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相比，前者親親，後者尚賢；前者尊主，後者隆民；前者誇多識，後者尊新知；前者委天數，後者恃人力。總之，中國的儒家文化“少是而多非”，漢學、宋學等等都是“無實”、“無用”的東西。值得注意的是，後來又有吳稚暉等一批思想家提出了廢除漢字改用拼音文字的主張。中國文化界的近代思維模式雖說有日本影響因素，但出現這樣雷同的發展軌跡，倒也是頗值得研究的。

　　在“自卑”過後，就出現了兩種截然不同的解決之道。一種是進行“全盤西化”，把東方文化完全改變為西方文化。在日本，明治政府為了達到“條約改正”的目的，不惜投入巨資，建造了一座鹿鳴館，為政府官員和社會名流與西方的外交官跳舞提供一個場所，希望借跳舞來證明日本已經和西方一樣是“文明開化”的國家。日本的思想家福澤諭吉甚至在隨後提出了“脫亞論”，鼓吹日本要脫離亞洲融入西方文化中。中國在20世紀初期，“全盤西化”的主張亦甚囂塵上，最終在1929年，胡適提出了“全盤西化”這一主張，主張將中國的封建文化全面拋棄。

　　但另一種主張則是反其道而行之，那就是“國粹主義”，希望從傳統文化中汲取營養。1888年，日本的志賀重昂、三宅雪嶺、井上圓了等學者共同組建了一個名為“政教社”的團體。在政教社的機關雜志《日本人》第二期所發表的《“日本人”胸懷之志的告白》一文中，首先提出了“國粹主義”的思想。文中說：“吾輩所抱的主旨大義，實際在于以日本的國粹為精神，以之它為精髓，然後能夠臨機而進退去就……大和民族也不可不在有形、無形中順應這些變革，但是順應這些變革的標準應歸因于保存國粹，這確是顛撲不破的大法。”志賀重昂等人認為應該保存日本“國民性”，發揮“國民性”的優點，反對鹿鳴館式的全盤西化。在中國，梁啟超也提出了“保存國粹”的主張，認為“養成國民，當以保存國粹為主義”。中國民主革命的先驅章太炎深受日本國粹主義派的影響，他大力提倡“以國粹激動種姓”，希望借宣傳國粹來增強中國人的民族自信心。同時，章太炎還認為，國學是一國之所以區別他國的標志，有了國學，即便國家滅亡，精神仍存。章太炎希望用國學來喚起一種“同類意識”，實現中華民族的團結，抵抗外族的侵略。

　　國粹主義進一步向“亞細亞主義”延伸，就在20世紀初形成一股“拯救亞洲”的思潮。1904—1905年的日俄戰爭雖然是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為爭奪朝鮮半島和中國東北進行的一場戰爭，但在戰爭前後，許多在日留學生也參與了拒俄運動，他們把日俄戰爭看做是黃種人與白種人之間的對抗。而日本的勝利更是讓一些人歡欣鼓舞，因為這是黃種人對白種人的勝利，打破了歐美列強營造的白種人種族優越論的神話。在戰後，歐美一度掀起的“黃禍”論也更促使東亞

　　民族開始思索如何通過“種族團結”來共同應對西方列強的威脅。日本一些人士也開始著力研究中國，並組建立“東亞同文會”等組織，鼓吹東亞“同文同種”。一些日本“浪人”也開始積極參與到中國的民主革命中去。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日俄戰爭無疑在客觀上喚醒了亞洲尤其是東亞民族的解放運動意識。當然，我們也要看到，“亞細亞主義”本身具有一定章太炎的危險傾向，它在後來被日本帝國主義引用作為擴大對亞尋找中國問題的解決良方——從維新到革命

　　洲各國侵略的理論工具，亞細亞主義的進步性質完全被抹殺，甚至加入了法西斯主義的元素。原本的一些日本國粹主義和亞細亞主義的學者如北一輝等人也紛紛轉變到以對外擴張以目的的軌跡上。

　　中國的辛亥革命就是在這樣一個時代中產生的一次具有深遠影響的革命。我們在看辛亥革命的時候，絕對不能孤立地將之看做是一場反滿的民主革命，而應該將之看做是近代東亞歷史大背景下發生的一次“自救”運動，一次為追求民族獨立和自由解放而發起的革命運動，是中國資產階級為解決中國問題作出的一次嘗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