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中國，在戊戌變法失敗以後，開始了另一場新的大討論。這場討論的焦點是：究竟中國該實行革命，還是改良立憲。

　　清末的報刊上，吵架的場面蔚為壯觀。改良派和革命派各有支持者為他們搖旗吶喊。在這場大討論中，國人真正接受了一次民主運動的洗禮。

　　資產階級革命派出現的時間並不比康有為、梁啟超為代表的改良派晚。作為革命先驅者的孫中山出生于廣東的一個農民家庭，1878年前往美國檀香山，在其兄孫眉的資助下完成學業。在這期間，他也逐步形成了反清革命思想。1894年他在檀香山成立興中會，並于1895年在香港組織興中會總部，以“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合眾政府”為綱領。同年，孫中山籌劃在廣州發動起義，因行事不密，起義流產導致陸皓東等人犧牲。孫中山遂流亡海外，考察歐美各國後，孫中山于1897年抵達日本，在日本繼續組織革命宣傳活動。

　　而在1898年，康有為、梁啟超等人因為戊戌變法失敗，也逃亡到了日本。這一下日本熱鬧起來。兩派人在日本為爭奪輿論陣地打起了筆墨仗。

　　康有為的得意門生梁啟超是一個文筆與思想都十分

　　用他犀利的筆桿子拋出一篇篇文辭華麗、議論精辟的文章，包括《少年中國說》、《積弱溯源論》等。一方面大肆讚揚光緒皇帝是亙古少有的“明君”，鼓吹“保皇”；另一方面又對戊戌政變的幾大主謀慈禧太後、榮祿、袁世凱等大加撻伐，把他們稱為“逆後賊臣”，所以要“尊（光緒）皇攘（慈禧太）後”，建立君主立憲制。康有為則在加拿大等地組織了一個“保救大清光緒皇帝會”，廣泛結交華僑，希望能借此實現他們的改良主張。

　　孫中山為了爭取改良派，團結反清力量，一度與康有為等進行和談。梁啟超雖然表示對革命有興趣，但他的導師康有為頑固地堅持拒絕革命。雙方一拍兩散，一場嘴仗也就在所難免了。

　　顯然，康有為還是沒有總結出戊戌政變失敗的教訓，他仍然希望有一天能出現光緒皇帝出來主持改革的“奇跡”。他還聯絡國內的唐才常等人發動一場旨在“請光緒帝復辟”的自立軍起義，卻被張之洞等殘酷絞殺。“勤王”的失敗並沒有讓頑固的康有為醒悟，他還是繼續做著他的保皇立憲夢。1902年，康有為寫了一篇《答南北美洲諸華商論中國只可行立憲不可行革命書》，大讚清朝的統治是“至仁之政”，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天下各國都未有的。接著，他又說，中國人愚昧無知，不可以共和，只可以君主立憲。他危言聳聽地表示，一旦共和了，就會“亡國滅種”、“天下大亂”。

　　近代民主革命家章太炎立刻進行了反擊。章太炎早年曾經參加過維新變法運動，在戊戌變法失敗以後，他立刻總結出了改良無用的結論，走向了革命道路。針對康有為的論點，他于1903年在《蘇報》上發表了著名的《駁康有為論革命書》，對康有為所謂中國人“公理未明，舊俗俱在”，不可行革命的觀點，針鋒相對地提出了“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為之，舊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同時，他還直斥保皇派的“偶像”光緒皇帝為“載湉小醜，不辨菽麥”。這篇文章文筆犀利，酣暢淋漓，一時間人人傳閱，章太炎因此成為革命派中的風雲人物。

　　孫中山在1904年支持章太炎。他在《敬告同鄉書》中把康、梁的保皇思想狠狠批判了一通，同時指出革命和改良是兩條路線，絕對沒有調和的可能；對康有為、梁啟超的“名為保皇，實則革命”的說法嗤之以鼻，認為那是道地的

　　尋找中國問題的解決良方——從維新到革命

　　“假革命”，是康有為等人的騙局，目的就是欺騙一群“不明真相的群眾”跟著他們去進行那已經沒有希望的改良運動。

　　另一個不滿20歲的青年鄒容帶著初生牛犢不怕虎的熱忱，寫就了一篇戰鬥檄文《革命軍》，號召國人用革命來掃除“數千年種種之專制政體”，建立一個“中華共和國”。《革命軍》迅速成為當年的“暢銷書”，其百萬冊的銷量即使在今天也足以讓一個當紅作家汗顏。

　　章太炎和鄒容的“過激”言論立刻引起了清廷的注意。清政府于1903年6月要求上海租界巡捕將章太炎、鄒容兩人逮捕。清政府錯看了局勢，誤以為能沿用康、雍、乾三朝文字獄的老法子，把章、鄒兩人送京審訊，處以極刑，但公共租界工部局卻不吃這一套。最後，只能按工部局要求，清政府被迫鬧出了一幕一國主權政府為原告在外國人設立的法庭上控告本國公民的滑稽戲。章太炎和鄒容分別被判處三年和兩年監禁。這次轟動一時的“蘇報案”不但讓清政

　　府臉面全失，還變相為章太炎、鄒容做了廣告，兩人的著作借著“名人效應”繼續熱賣，革命思想進一步傳播。

　　改良派在這一次嘴仗中可以說一敗涂地。革命派的實力不斷壯大。黃興等留日學生在日俄戰爭期間組織了“拒俄義勇隊”，後改稱為軍國民教育會。1904年，黃興、陳天華等留日學生在湖南、湖北一帶組織反清革命團體華興會，並聯絡當地的哥老會等民間團體，積極策劃反清革命。同年，陶成章、龔寶銓等人在江浙一帶聯絡成立光復會，並推舉蔡元培為會長，秋瑾、徐錫麟等一批革命志士加入了這個革命團體。

　　與此同時，革命運動也風起雲涌。1905年，為抗議美國掠奪虐待華工，全國上下發起聲勢浩大的抵制美貨運動。同時，從1903年開始，為捍衛鐵路和礦山利權，阻止帝國主義列強借機掠奪我國經濟財富，掀起了全國范圍內的“保路運動”，尤其以四川一地最為激烈。清政府一方面忙于“救火”，秉著慈禧太後“諒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的宗旨，鎮壓國內的反帝運動；一方面決定“預備立憲”，推行“新政”，希望借立憲運動來平息革命。

　　清政府從1901年開始推行“新政”，通過改革官制、裁汰冗官冗員，建立新軍，停止科舉，改革學制，獎勵實業等一係列措施來收攬人心。但許多制度只流于表面，且清政府缺乏具體實施這些制度的人才、資金和魄力。到1905年，清政府看到“立憲”的日本在日俄戰爭中佔了上風，于是又決定“預備立憲”，煞有介事地派了五名大臣出洋“考察憲政”。這五人回國以後，就在1906年宣布“預備倣行憲政”。但慈禧太後等人並不打算把“預備”付諸實踐，因此就定了個九年期限，抱著拖一天是一天的態度，給預備立憲設置種種障礙，並聲稱中國人“民智未開”，目前尚不能驟行立憲。清政府對機構改革開出了一大堆條件，表示軍機處、內務府、八旗、翰林院、太監都是不能動的“禁臠”，只把一些無關緊要的衙門做了裁並。1911年，在清朝統治被推翻的前夕，清政府策劃多年的“責任內閣”終于出臺。皇族奕劻為總理大臣，13個國務大臣中，滿洲人有九人，其中五人是皇族。一些滿懷希望的立憲派立刻大呼上當，這分明是清朝皇室換湯不換藥的騙人把戲，只是在原本滿洲貴族專制制度上披了張立憲的皮。一些立憲派因此也轉向支持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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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冥頑不靈的清政府人心盡失，一場革命的風暴席卷而來，推翻了統冶中國兩千年的君主專制制度，中國歷史開始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