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8月，在日本東京，孫中山、黃興等經過討論，正式成立了一個全國規模的統一的革命團體，定名為“中國同盟會”，以“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平均地權，創立民國”為宗旨。原本的興中會、華興會、光復會等地域性濃厚的革命團體中有許多成員加入了這個統一的革命團體中，組建成為一個全國性的資產階級革命政黨。

　　同盟會較之以前的帶有濃厚的舊會黨氣息的團體而言，更具有政黨的性質。同盟會在東京本部設立執行、評議和司法三部，以孫中山為總理，計劃在國內設立東、南、西、北、中五個支部，在海外設立南洋、歐洲、美洲、檀香山四個支部，支部下面設立分會。同時，孫中山、黃興等人為同盟會制訂了革命綱領和章程，使這個組織初具規模。

　　1905年11月26日，同盟會的機關刊物《民報》創辦。孫中山在《民報》的發刊詞中，提出了著名的“三民主義”，即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民族主義就是要“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孫中山解釋說，民族主義並不是種族復仇，也不是針對所有的滿洲人，而是針對滿洲上層統治階級，針對腐朽沒落的清政府。民族主義的目的，就是要推翻清政府這一帝國主義的代理工具，實現民族的徹底解放。民權主義就是要建立民主共和國，推翻原有的君主專制制度，由民選議會制定憲法，國民享有廣泛的參政權利。孫中山認為這一步應該和民族革命一並完成。而民生主義則是“平均地權”。孫中山在海外期間，也目睹了資本主義國家的種種弊端，特別是貧富差距過大，財富高度集中，社會矛盾尖銳。孫中山主張“舉政治革命、社會革命畢其功于一役”，他提出採用“平均地權”來解決貧富差距問題，具體的做法是“核定天下地價，其現有之地價，仍屬原主所有，其革命後社會改良進步之增價，則歸于國家，為國民所共享”。這個思想雖然有一定的幻想性，但無疑具有進步意義。

　　值得注意的是，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一開始並未獲得所有同盟會成員的支持，許多成員對三民主義尤其是民生主義存在疑慮。同時，同盟會中的一些成員也自行其是，缺乏統一的領導，使得同盟會的組織機構渙散。如光復會有不少成員加入同盟會，但在活動中仍然以光復會名義。1910年，因為同盟會的內部矛盾，陶成章等人重建光復會，造成了革命團體的分裂。

　　在同盟會建立以後，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派就開始著手進行係統的推翻清王朝的革命運動。1906年12月，黃興派遣劉道一、蔡紹南等人回到湖南，聯絡當地的會黨組織發動萍瀏澧起義，震驚朝野。清政府急調湖南、湖北等地軍隊進行圍剿，起義終因寡不敵眾而失敗。但這次由同盟會初次組織的武裝起義大大振奮了革命黨人的士氣。

　　1907年到1908年，孫中山又在兩廣雲南等地接連發動了六次武裝起義，而光復會的徐錫麟、秋瑾也分別在安徽和浙江發動起義。這些起義或因為行事不密，或因為準備不充分，或因為敵眾我寡而均告失敗。

　　在這一時期，同盟會與其他革命團體主要是利用當地的會黨發動起義。會黨是中國民間的一些秘密結社團體，很多都以“反清復明”為號召，在目的上與革命黨有共通之處。會黨的主要參與者是破產農民、手工業者等，採用封建家長式的形式組織起來，魚龍混雜，結構渙散。革命黨人一般只聯絡會黨首領，對底層成員沒有充分控制力，所以發動起義時往往吃了會黨“有組織無紀律”的虧。經過這幾次教訓以後，革命黨人大嘆苦經，認為“人心散了”、“隊伍不好帶”是當前的一大問題，于是開始尋找新的力量。

　　能完全填補會黨缺點的隊伍就是軍隊，軍隊不但“有組織有紀律”，而且還經過專業的軍事訓練，能適應武裝鬥爭的需要。自清末新政推行以來，清政府在各地編練用近代化武器裝備的新軍。為了培養新式軍事人才，清政府就派遣大批軍事留學生去日本學習，又在全國設立軍事學堂，這就方便了革命黨鑽空子，借機在新軍中安插“自己人”。許多日本留學生和軍事學堂學生都被拉進了革命黨，清政府絕對沒有想到會掏錢培養了一批埋葬自己的人。

　　有了這批人，黃興等人于1910年2月在廣州發動新軍起義，因消息泄露而被迫提前舉事，起義軍每人拿著7顆子彈和清軍對抗，終因彈盡而失敗。1911

　　尋找中國問題的解決良方——從維新到革命

　　年4月，革命黨人在廣州再次發動起義，起義消息再度泄露。黃興孤注一擲，臨陣更改舉事時間，率區區200人進攻兩廣總督衙門，遭到慘重失敗，犧牲的72名烈士後被安葬于黃花崗。

　　由此可見，黃興等革命黨人對起義的嚴酷性認識不足，天真地希望借少數人的拼勁一舉成功，尤其是廣州黃花崗起義，單憑數百人就冒險衝擊兩廣總督衙門，是一種充滿個人英雄主義的蠻幹。他們無論對會黨還是對新軍都缺乏有效的發動手段，也沒有足夠的控制能力和配合手段，這使得起義頻頻失敗。但這一次又一次的起義，衝擊了清政府的統治基礎，所謂“千里之堤，潰于蟻穴”，清政府的統治壽命在此時已經進入了倒計時。

　　1911年9月，由于四川保路運動興起，湖北的清軍力量被抽調進入四川，使得湖北處于防備空虛的狀態。湖北革命黨組織共進會和文學社決定利用此機會發動起義。10月10日晚，新軍工程第八營在革命黨人熊秉坤的率領下打響了武昌起義的第一槍。起義軍很快佔領了武昌的楚望臺軍械庫，經過一晚上的激戰，起義軍攻克了總督衙門等戰略要地。11日和12日，漢陽、漢口的新軍發動起義，武漢三鎮全部光復。

　　武昌起義的爆發成為“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很快出現了連鎖效應，湖南、陜西、江西、山西、雲南、上海等省市在短短一個月內宣布獨立，成立軍政府，清朝的統治土崩瓦解。

　　1912年1月1日，孫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臨時大總統，宣告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成立。這個具有革命性質的臨時政府僅僅維持了一個多月。2月12日，清帝宣布退位，清朝268年的統治宣告結束。2月15日，袁世凱被選舉為臨時大總統。4月1日，臨時政府北遷北 京，辛亥革命的果實落武昌起義使用的十八星旗 入了袁世凱手中。

　　辛亥革命結束了中國兩千多年的君主專制制度，試圖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這本身具有進步的意義。但孫中山等革命黨人卻缺乏政治鬥爭的經驗，也缺乏駕馭復雜局面的能力，臨時政府從一開始就遭遇來自內部的立憲派、舊官僚和來自外部的帝國主義幹涉和北洋集團覬覦多方面的圍剿，舉步維艱。革命黨人也缺乏長期鬥爭的意志和能力，不得不將到手的革命果實拱手相讓，從而導致辛亥革命的夭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