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凱是何許人也？為何他會在中國從專制走向共和的關鍵時刻成為風雲人物？這要從甲午戰爭前說起。

　　袁世凱，字慰亭，河南項城人。其家族是地方名流、官宦世家。其叔父袁保慶為李鴻章淮軍中人，借此關係，袁世凱在科舉失意以後，就到山東投靠其叔父的結拜兄弟吳長慶，進入淮軍謀職，開始了他傳奇式的軍旅生涯。

　　袁世凱初次嶄露頭角是在朝鮮。1882年，朝鮮漢城的駐軍因為長期不發祿米而發動兵變，被朝鮮高宗的寵妃閔妃趕下臺的大院君趁機煽風點火，發動兵變。士兵襲擊了日本人所訓練的“別技軍”總部下都監，處決日本教官，並攻進了昌德宮，閔妃外逃。日本以此為借口，派出一個步兵大隊、海軍陸戰隊

　　150人和四艘軍艦進行軍事威脅，要求朝鮮懲兇賠款。為阻止日本幹預朝鮮事務，清政府立刻派出了北洋海軍威遠、超勇、揚威等軍艦前往朝鮮，並派吳長慶率軍入朝。清軍逮捕大院君押送天津，扶植閔妃集團重新掌權，阻止了日本的侵朝陰謀。事後，袁世凱被任命為清朝政府的駐朝代表。

　　短短兩年以後，日本駐朝公使竹添進三郎聯合朝鮮獨

　　袁世凱立黨人金玉均等人發動“甲申之變”。這是一次朝鮮獨

　　立黨人希望借日本的力量推動朝鮮改革的事變，天真的朝鮮獨立黨人根本不會想到所謂“引狼入室”的後果，一廂情願地相信日本會幫助朝鮮實現現代化。袁世凱在這次事變中顯示出了非凡而果斷的處置能力，他應朝鮮政府要求率軍入宮，迅速擊敗日本駐軍，平定事態。袁世凱的表現引起了清朝上層的注意，他一躍而成為朝鮮的“太上皇”。

　　甲午戰爭以後，袁世凱的軍事才能被淮係的首腦李鴻章所賞識，因此他向清廷極力推薦袁世凱。1895年，袁世凱開始被委以編練新軍的重任，他在天津附近的小站練兵，這支軍隊成為他後來發家的資本。小站的新軍後來進一步發展成為北洋六鎮。在練兵過程中，袁世凱還用官祿、金錢收買拉攏將領，把北洋六鎮打造成為一支袁氏私家部隊。

　　不僅如此，袁世凱還具有精明的政治眼光，他知道在關鍵時刻做出正確的選擇。在戊戌變法前夕，他看到了康有為等人不可能有什麼作為，且自己的實力也不足以與慈禧太後、榮祿等人對抗，就主動投靠榮祿一方因而在戊戌變法之後飛黃騰達；繼而又出任山東巡撫，在義和團運動期間，力主鎮壓，得到了外國列強勢力的好感。他在李鴻章之後繼任直隸總督和北洋大臣，李鴻章經營多年的淮係勢力也落入了他的手中，袁世凱自此成為清政府中舉足輕重的人物。

　　也正是因為如此，清政府中的滿洲上層對袁世凱極不放心，他們認為一個漢族官僚掌握大權是心腹大患。1906年，清政府將北洋六鎮中的四鎮收歸陸軍部直轄，又將袁世凱調為軍機大臣，明升暗降，趁機削奪袁世凱的權力。特別是宣統即位以後，攝政王載灃對袁世凱早有不滿，借“足疾”為名將袁世凱削職回鄉。但這並不能徹底打倒袁世凱。在清廷中，徐世昌、馮國璋、段祺瑞、唐紹儀等北洋係的人布滿朝廷內外，成為袁世凱的耳目爪牙。袁世凱身處河南彰德，卻對朝中的局勢了如指掌。

　　武昌起義爆發以後，清政府無力控制局勢，只能請袁世凱出山。袁世凱趁機提出了更多的要求。清廷最終被迫解散皇族內閣，任命袁世凱為內閣總理大臣，從而讓袁世凱取得了清政府的軍政大權。接著，袁世凱就玩弄兩面派手段，一方面派唐紹儀為代表與南方臨時政府進行接觸，一方面借列強的勢力向臨時政府施加壓力。這兩手果然奏效，在南方臨時政府中，立憲派首先妥協，黃興等革命黨人也對袁世凱抱有幻想，希望袁世凱成為“中國的拿破侖、華盛頓”。最終南方臨時政府與袁世凱達成了讓權協議，袁世凱逼迫清帝退位，自己則成為了中華民國的臨時大總統。

　　當然，孫中山為首的革命派並不打算毫無原則地讓出政權。在袁世凱就職前，臨時參議院于1912年3月11日通過了《中華民國臨時約法》，這部約法是孫中山等革命派為了防止袁世凱獨裁專斷，將臨時政府的組織形式由總統制改為責任內閣制，通過參議院來限制總統的權力。同時這部《臨時約法》也確立了資產階級共和國的基本精神，將民主共和的政治制度，人民的基本政治權利等用憲法的形式規定下來。這是當時亞洲最具有進步意義的一部資產階級憲法文件。

　　當然，這樣一部《臨時約法》要想束縛住老政客袁世凱的手腳，顯然是天方夜譚。袁世凱玩弄政治手腕，將內閣操控于股掌之中。第一屆內閣是由袁世凱當年的親信唐紹儀出任總理，在內閣中，除了已加入同盟會的唐紹儀以外，還有農林、工商、司法、教育四個部門控制在同盟會手中。雖然如陸軍部等關鍵部門控制在袁世凱親信手中，但袁世凱仍不滿意。何況唐紹儀此時

　　袁世凱在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

　　已不是個“聽話”的人，他事事借內閣的“副署”權制掣袁世凱，令袁世凱大為不滿。他借故尋事，迫使唐紹儀辭職，第一屆內閣僅僅維持了兩個月就宣告倒臺。

　　革命黨人中，孫中山和黃興一開始對袁世凱寄予了厚望，他們也希望通過議會鬥爭的形式，在《臨時約法》的框架內限制袁世凱的權力。所以，在孫中山、黃興同意的前提下，同盟會的骨幹人物宋教仁將同盟會改組為國民黨，以孫中山為理事長，宋教仁自任代理理事長，成為國民黨實際上的領導者。1912年12月舉行中華民國第一次國會選舉，國民黨全力投入競選。由于同盟會極高的政治聲望和宋教仁本人的才華，國民黨在眾議院596席中獲得了269席，在參議院274席中獲得123席。國民黨雖然沒有在參議院和眾議院佔據半數，但其票數遙遙領先于其他黨派，甚至以立憲派為基礎的共和黨、章太炎為首的統一黨和梁啟超為首的民主黨三黨的票數加起來也無法抗衡國民黨。大局已定，按照《臨時約法》的規定，宋教仁獲得了組閣權。1913年3月，宋教仁從上海北上，準備組閣。

　　但3月20日晚，宋教仁在黃興、于右任等人陪同下從上海火車站登車時，突然遭到槍擊。兩天後，宋教仁去世，享年32歲。國民黨人的組閣夢想和議會鬥爭的前程也就此夭折。

　　“宋案”是中國近代史上最為撲朔迷離的懸案之一。在案件發生後，江蘇都督程德全立刻責成上海方面捉拿兇手。很快，就有古董字畫商王阿發前來報案，供認出上海青幫大佬應桂馨是此案主謀之一。應桂馨立刻被抓獲，同時被抓的還有“宋案”的直接執行人武士英。武士英立刻供認了自己刺殺宋教仁的罪行，以應桂馨為線索，一查查到了其上線是內務部的秘書洪述祖，又牽扯到了曾任內務總長的時任總理趙秉鈞，趙秉鈞是袁世凱的得力助手和親信，“宋案”的主謀就被扣到了袁世凱的頭上，一時間輿論大嘩。

　　有人認為：以袁世凱之老姦巨猾，不可能在國會選

　　舉剛結束這個敏感時刻做出這樣輕率的舉動。以宋教仁宋教仁受槍傷後的遺照

　　三十多歲的閱歷，在政治上完全不是袁世凱的對手，即使宋教仁到了北京組閣，袁世凱應有信心採用政治手腕對付他，沒必要使出暗殺這樣的下下之策。何況袁世凱指使殺宋這一指控缺乏足夠的直接證據，在洪述祖與應桂馨的往來電文中只有“毀宋”一說，這應該理解為“詆毀宋教仁”。而“毀宋”之說是袁世凱和趙秉鈞都知情的。因此，此案很有可能是應桂馨等人為迎合上意，在“毀宋”不成的情況下走了“殺宋”這條路。

　　另外，上海是國民黨的大本營，在上海一手遮天的國民黨重要人物陳其美本身也加入了青幫，與應桂馨也有密切關係。陳其美素好暗殺，這事發生在他的地盤上，不免讓人有所聯想。

　　加上“宋案”的幾個關鍵人物在此後相繼死于非命。武士英在上海獄中暴斃，死得幹凈利落。應桂馨則是利令智昏，竟然在出獄後于1914年1月上北京向袁世凱討賞錢討勳位，袁世凱惱羞成怒動了殺機，派人將之亂刀砍殺。而趙秉鈞在“宋案”發生後引咎去職，1914年2月在天津身亡，一說是被袁世凱下令毒死。幾個主要人物相繼離世令此案的真相如石沉大海。

　　袁世凱決定先發制人，他于1913年4月下令趙秉鈞與英、法、德、俄、日五國銀行團談判，以鹽稅、海關稅等為擔保，敲定了本息達6785萬英磅的善後大借款，而袁世凱能拿到手的只有760萬鎊。靠著這種“病急亂投醫”的辦法解決了財政窘迫後，袁世凱就伸出利爪，免去國民黨籍的江西都督李烈鈞、廣東都督胡漢民、安徽都督柏文蔚的職務，北洋軍迅速進入江西，直撲南昌。上海、安徽、廣東等省的國民黨雖然宣布獨立，但猶如一盤散沙，被袁世凱各個擊破。很快，各省的國民黨反抗力量很快失敗，“二次革命”宣告失敗。孫中山、黃興等再度被迫流亡海外。

　　“二次革命”的失敗令袁世凱的北洋軍閥政府的統治愈加穩固，也宣告了辛亥革命的徹底失敗。袁世凱在民國史上首開“武力解決問題”的惡劣先例，也充分證明了宋教仁等國民黨人希望借一紙《臨時約法》和國會和平鬥爭來約束住袁世凱等北洋軍閥的想法是多麼天真。美國總統西奧多?羅斯福的“大棒政策”套用到政治鬥爭上其實有一定道理：當你的敵人武裝到牙齒的時候，在“講道理”的同時，身邊還是需要帶上大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