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隨著同盟國的失敗，第一次世界大戰落下了帷幕。這場持續四年、導致上千萬人喪生的大戰令歐洲滿目瘡痍。戰後，人們痛定思痛，認為必須在未來阻止這樣的慘劇再度發生。于是，就有了1919年在法國巴黎召開的戰後國際和會。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巴黎和會。

　　在這次會議上，世界各國的政客要人們在巴黎穿梭會晤，爭吵辯論。他們要解決的問題很多：戰敗國德國、奧地利、匈牙利、土耳其的處理問題；戰後的歐洲集體安全問題；東歐各國的邊境問題；對蘇維埃俄國的態度問題；阿拉伯人和猶太人的關係問題；中國人和日本人的糾紛問題。巴黎在1919—1920年成為世界的焦點。形形色色的人從四面八方涌向巴黎，希望從這里得到一些他們想要的東西。

　　1918年12月4日，一艘郵輪滿載著參加巴黎和會的美國代表團從紐約港起航，他們將橫越大西洋前往兵燹剛熄滅的歐洲。帶領美國代表團的是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Thomas Woodrow Wilson，1856—1924），這是美國總統歷史上第一次親自帶領美國外交代表團前往歐洲參加一個曠日持久的國際會議。

　　伍德羅威爾遜出生于一個牧師家庭，父親是美國基督教南長老會的創始人之一。美國南長老會是因南北戰爭與北方長老會分道揚鑣的，在南長老會中曾經出過不少傳教士。這一時期的基督教家庭出身者幾乎都有一個共同的特

　　點：非常具有理想性。基督教徒相信人的“普世價值”，相信自己的“拯救世人”的使命，威爾遜也不例外。加上他早年在一次失敗的律師經驗以後入讀大學，精研政治和哲學，對美國國會政治中的一些弊端多有批評，對議會制民主有著非同尋常的“偏愛”，這些都養成了威爾遜的“理想式”的政治性格。

　　因此，在巴黎和會前夕，威爾遜提出了一個著名的

　　“十四點原則”。包括：簽訂公開協議，防止秘密外交；保證海上航行自由；消除國際貿易壁壘；裁軍並限制軍備；公道處理殖民地問題，平等對待殖民地人民；歸還被佔領的俄國土地，各國協助解決俄國問題，使之“自由、獨立”地解決自身政治發展；恢復比利時的領土完整與獨立；歸還阿爾薩斯和洛林等法國被佔領土；根據民族分布線決定意大利疆界；奧匈帝國內部民族自決；恢復羅馬尼亞、塞爾維亞等國的領土完整，保證巴爾幹國家的主權；土耳其境內各民族按自決原則給予自治，達達尼爾海峽國際化；建立獨立的波蘭國家；建立國際聯盟以維持世界和平。

　　“十四點原則”出臺以後，受到了世界上許多進步人士的歡迎。對于當時的世界來說，“民族自決”、“公道處理殖民地問題”、“建立國際組織維護世界和平”等主張確實具有“針砭時弊”的作用。所以，威爾遜那套美麗動人的聲明一度吸引了不少人。

　　在中國，威爾遜的聲明也引起了較大的反響，許多進步人士對此深表讚同並持歡迎的態度。連陳獨秀都表示威爾遜的主張“都算光明正大，可算得現在世界上第一個好人”。許多人認為美國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戰勝國中實力最為雄厚的一員，而中國也忝列戰勝國之中，在此時，美國提出這“十四點原則”，顯然對中國在巴黎和會上爭取自己的權益頗有益處。

　　當然，之所以說“十四點原則”是理想主義的產物，是因為在巴黎和會這個“名利場”上，各國的政客都在以自己的利益為出發點，所謂的“民族自決”、“民族平等”等冠冕堂皇、美麗動人的言辭，最後往往必須為大國之間的利益糾葛讓步。

　　威爾遜的第一條原則“杜絕秘密外交”在巴黎和會上就無法做到。從1919年3月的最後一周開始，巴黎和會的主要問題就在四個人之間進行解決：美國總統威爾遜、英國首相勞合?喬治、法國總理克雷孟梭、意大利總理奧蘭多。這個四人會議大

　　部分時間在威爾遜巴黎下榻處的書房中舉行。這四個人甚至在開會時不帶各自的外交部長，不帶專家和秘書。一些無關緊要的問題才丟給他們的外交部長和日本代表組成的五人會議處理。四人會議在小房間里吵架、說笑話、討論交易，他們決定德國的處分，決定殖民地的處理，決定領土劃分，決定一切重大問題。且不要說其他參與國的代表們，連巴黎的新聞媒體都抱怨和會透明度太低，簡直就像“一個用黑漆包裹的大篷車”。所謂的“杜絕秘密外交”成了一句諷刺語。

　　至于所謂的“民族自決”也在後來成了笑話。歐洲的民族成分錯綜復雜，列強的利益關係犬牙交錯，東歐的“民族自決”就成為一場鬧劇。斯洛伐克人對捷克人不滿，羅馬尼亞人對塞爾維亞人抱怨，匈牙利作為戰敗國被周邊國家覬覦，波蘭人則在得罪他們周邊的一切民族。至于亞洲一地的“民族自決”，列強根本就視若不見。列強在中東不顧阿拉伯人的反對，積極支持猶太復國主義。1910年被日本吞並的朝鮮想要在巴黎和會上尋求獨立的途徑，但他們1919年從西伯利亞徒步出發，在巴黎和會快結束時還在路上，因此，他們的“民族自決”壓根兒就沒被和會所注意。

　　至于“殖民地”問題，英國、法國在戰後的實力有明顯下降，對殖民地的控制有些力不從心。但對于德國的殖民地，英、法等老牌殖民國家垂涎欲滴。

　　最後，巴黎和會用了一個叫做“委任統治”的方式來解決戰敗國的殖民地問題。他們的理論是這些殖民地人民“民智未開”，還不能獨立自主管理自己，所以必須由列強來協助統治。這就是威爾遜口中的“公道”。

　　就這樣，在列強的利益面前，美好的“十四點原則”就像一個陽光底下的肥皂泡，很快幻滅了。可想而知，滿懷著希望的中國人會在這次和會上受到什麼樣的對待。

　　中國北洋政府一開始和許多民間知識分子一樣，對巴黎和會抱樂觀的態度。北洋政府對這次鴉片戰爭以後中國第一次以戰勝國身份參加的國際會議十分重視，在“找民夫比找外交官容易得多”的情況下，精心選擇派出了當時最強的外交官陣容。北京政府的外交總長陸徵祥、駐美公使顧維鈞、駐英公使施肇基、駐法公使胡惟德、駐比利時公使魏宸組等五人被任命為中國出席巴黎和會的全權代表。後為顯示中國的團結一致對外，又增補了南方廣州非常國會參議院副議長王正廷為全權代表，胡惟德改為代表團成員，另有駐丹麥公使顏惠慶等人也是代表團成員。

　　這個囊括當時中國外交界精英的代表團肩負著中國人民的期望，他們也多是留學外國多年，熟悉國際外交形勢的優秀人才，他們將在和會上發出中國的聲音。

　　另一方面，亞洲另一個國家——日本也派出了他們的代表團。作為亞洲唯一一個擺脫西方殖民魔掌成為列強之一的國家，日本人以戰勝國的身份在巴黎的出現也令人矚目。日本人只帶來了他們所關心的兩個問題，除此之外，日本人在巴黎顯得有點神秘。

　　近代的日本和中國有扯不斷的恩怨糾葛，注定在巴黎和會這個“名利場”，中日兩國要發生一次大對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