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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四大挑戰
就後發的工業化國家而言，其先天不足雖然可能通過明確的發展路線和集中資源的方式來建立重工業體係，並不等于解決了所有問題。即便重工業體係已經開始正常運轉，能夠為輕工業和農業提供資源，由于水平所限，將不得不應對來自內外各方面的挑戰，稍有不慎就會丟掉來之不易的希望。主要有以下四個不得不反對的挑戰。
西方重工業體係的壓力
在這場工業化的競賽中，先行出發的西方重工業體係已經領先了數百年，無論是生產規模還是精度、靈活程度都遠遠超過後發國家。西方可以用更少的資源和人力成本制造出比後發國家更先進、質量更好的產品，更何況西方國家早就通過投資、軍事佔領、政治扶持等手段控制了許多資源富礦，資源採集成本要低得多。如果這時候解除貿易保護，商業和輕工業自然會選擇向更發達的重工業體係獲得物資。鑒于重工業體係最終還是要通過向傳統產業部分輸出工業物資來換取資源、人力，檢驗自身的發展方向，一旦傳統產業部分有機會用同樣的人力和資源交換到更多更好的物資，本國的重工業體係也就死期不遠了。這種壓力在國際上體現在西方要求開放市場的壓力，在國內體現為那些要求與西方重工業體係相結合，進行看起來更“合算”的貿易的輕工業—商業集團（買辦集團）為實現自由貿易而做的努力，具體到個人，則體現為西方重工業體係可以用更高的薪水和發展前景挖走第三世界國家的全部工業化人才。
落後的重工業體係無法在自由貿易的情況下與先進的對手進行競爭，除非前者努力發展，縮小與後者的差距，才有可能改變不利的局面。但在落後國家的重工業體係不斷升級追趕的過程中，在經濟上遇到的阻力往往越來越大，事實上，西方和買辦集團要求開放市場的理由往往正是由落後國家的工業化努力所制造並加強的。這聽起來很荒謬，但確實是曾經發生過的事實。下面的模型可以解釋這個問題：
假設其他條件不變，某國的傳統農業部門在得到工業物資A(可能是某種數量的化肥，也可能是機械、農藥、種子）後可以多生產價值10億元的糧食，那麼，在這個國家沒有重工業體係的情況下，西方可以為工業物資A索要9杄9億元的高價格。反正只要價格少于10億元，這個國家的農民就必然會接受，即便西方只用1億元成本就能制造這些物資，農民們也無可奈何。但如果落後國家一部分人努力打造了獨立的重工業體係，可以以5億元的成本制造同樣數量的物資A,那麼西方索要的價格就不可能比5億元更高，隨著西方對先進工業物資的要價越來越低，西方發達國家和買辦集團要求解除貿易保護的理由（互惠互利）也越來越充分（與索價10億元相比）。只是一旦這個獨立的重工業體係解體，根據資本獲利的本性，價格又會重新跳回9杄9億元。
從另外一個角度看，像中國和蘇聯這樣的人口和資源大國脫離西方中心體係後，其余國家所能提供的人力和資源相對過剩的現象也有了很大改觀，甚至為了保證不再有國家繼續脫離西方體係，西方還可能會在工業物資和技術的價格上向某些位于對抗前線的“邊緣國家”(如韓國)傾斜照顧。這種現象也使西方的霸權看起來更加“溫柔”，而這又往往會成為買辦集團主張貿易自由的論據。
來自思想文化領域的障礙
根據前面的分析，既然自由貿易將使落後國家永久性地居于依附性地位，既然只有貿易保護和在政府有意識地建立重工業體係的努力下才能改變這種命運，那麼，極力提倡自由貿易和政府不幹預經濟運行的西方經濟學和與之配套的社會、文化結構，自然會對落後國家的工業化制造障礙。事實上，即便把包括英國在內的發達國家考慮在內，歷史上也沒有在自由貿易下進行工業化的先例，諸多試圖通過自由貿易改變命運的落後國家更是無一成功。西方經濟學的問題究竟出在什麼地方呢？
當詳細分析西方經濟學時，筆者不得不承認西方經濟學的理論確實有其合理性。西方經濟學的一些基本結論在邏輯推理上無懈可擊，從微觀上看，基本假設也都能在現實中找到例子。如果各個文明在生產技術上始終處于大致平衡的狀態，如果沒有哪個部門能夠對所有其他生產部門造成顯著影響，西方經濟學確實可以解釋和指導大部分經濟活動。但是，正如前文所述，工業革命把龐大的重工業體係塞進了平穩發展的傳統社會，徹底改變了經濟體係的絕對生產能力和發展規律。從此，地球的邊界限制使全球資本主義無法找到足夠的購買力，進而限制了西方重工業體係的發展。再考慮到既有重工業體係對新興重工業體係的幹擾，考慮到全球知識產權——專利制度下邊際成本為零的技術商品因天然壟斷性而無法按邊際成本出賣，以及建立重工業體係的規模壁壘……這個世界事實上長期處于重工業體係相對稀缺的不平衡狀態。
我認為西方經濟學最致命的問題就在于無視這種重工業體係的相對稀缺，或者認為這種狀態只是一種暫時的不平衡，長期的世界經濟發展自然會使這種不平衡迅速消失。看來，西方經濟學的要害並不在于自相矛盾，也不在于邏輯上的混亂，而是因為沒有與工業革命以後的現實社會相結合。當然，如果我們放長眼光，把1000年作為我們考察經濟的時間單位，那些認為不平衡態會消失的學者們或許是對的；不過，1000年後的大同世界只對追求理論完美的學者有意義，對于筆者和同時代的讀者而言，更現實的是如何讓自己和同胞們享受到工業化的利益，讓每個人都能在工業時代趕上時代的步伐，享受這個時代給予的生活樂趣。
既然後進國家無法用西方經濟學來指導自己的工業化進程，為了避免重新走上錯誤的發展道路，我們必須先弄清楚為什麼一個與現實嚴重衝突的理論能一直佔據主流地位。然後才能提出解決方案。
雖然理論與現實的衝突總是以理論讓步而告終，但認識到理論與現實的矛盾需要對現實社會做長期的觀察和總結。在我們的時代以前有許多天才，有許多傑出的經濟學家，但沒有任何經濟學家能像我們一樣回顧數百年的工業化歷史。更重要的是，我們這一代人觀測到了中國、蘇聯兩個重工業體係的變遷，這才能讓足夠多的人深刻地認識到西方經濟理論的問題，並給出經過修正的替代方案。在這以前，因為西方經濟學的理論體係相對于反對它的理論體係而言發展得足夠完善，而且西方經濟學確實能解釋一些局部問題，所以這種理論一直能佔據學術界的上風並幹擾後進國家的發展。不過，光用理論自身的完善程度解釋一種學說的社會地位是遠遠不夠的，畢竟理論只是社會運動的副產品，要弄清楚這個問題，必須簡單地回溯一下歷史，找出西方經濟學的社會基礎。
在早期農業—手工業社會，由于農業—手工業技術沒有得到充分擴展，生產波動非常大，同時社區衝突不斷，個體農民和商人不可能進行獨立生產，只有貴族介入生產，組織生產，把生產和戰爭相結合，才能保證社區得到最大限度的財富。歐洲中世紀和中國先秦時期，以及日本明治維新以前的社會都是這種社會的典型例子。在這種諸侯割據，軍事—宗教貴族壟斷公職的社會里，每個人都必須安于自己的位置。貴族既要管理社會，又要對社會里的每個人的生計負責，自由市場和純粹的經濟競爭只發生在無法互相吞並的社區之間，一般與個人沒什麼關係。
隨著整體經濟水平的發展，農業技術逐漸擴散，交通網絡不斷擴張，各個地方社區在戰爭和文化的作用下合並，經濟和軍事安全問題都逐漸好轉，自耕農和獨立商人才有逐漸出現的可能。而上層階級也逐漸發現，讓原來被嚴格控制的屬民轉化為自由經營、納稅的自由民能夠獲得更大的利益。在這種情況下，上層階級的任務逐步由管理整個社會收縮為治安、水利等少數職能，大部分人民能夠自主地選擇職業和經營方式，通過個人和企業間的自由貿易來維係物資的周轉。這種社會的典型例子是工業革命以前的近代歐洲社會，中國漢朝以後的社會，尤其是宋朝、清朝社會也基本上具備了這種社會的特徵。顯然，提倡自由市場、私有產權，指望競爭提供經濟動力的經濟學思想只有在這樣的社會中才會出現，這與史實是一致的。而大部分成熟農業社會也在這個階段建立了與現代西方經濟學相類似的觀念，並樂于在低關稅條件下與整個世界進行貿易。
在工業革命爆發以後，幸運的西方國家率先建立了重工業體係，得以在一個接近自由貿易的世界體係中佔據了優勢，而且還能通過自由貿易來鞏固這種地位，對于他們而言，西方經濟學當然是一種非常合適的理論。而西方以外的落後國家除了日本以外，均未能建立獨立的重工業體係。因此在這些國家，最強大的經濟集團是組織本國原材料和簡單勞動力出口，進口先進工業產品的買辦經濟集團。從短期效果來看，向自由貿易體係中出售更多的資源和勞動力，進口更多的先進產品也確實提高了利潤。按照社會運行決定思想文化的規律，無論是西方發達工業國家還是第三世界國家，都因各自的經濟結構繼承了前工業時代的經濟思想。在以西方為中心的經濟體制下，未將工業革命本身納入理論的自由貿易學說得以保持了自身的主流地位。
當然，各個農業文明的發展水平和方式都不同，在成熟農業社會停留的時間不同，因此文明內生的自由貿易和政府傾向在程度上也有很大差異。以相鄰的中國和日本為例，中國自漢朝以後就基本消滅了世襲貴族，以向自耕農和商業收稅來維係一個相對較小的政府，日本則在大航海時代前後才開始進行這種轉變，直到明治維新前夕仍保留大量貴族和對平民的人身控制，對西方經濟思想的抵制較中國要強得多，而有著“菊”與“刀”風格的日本武士階層的尚儉、文武兼修思想引領著日本人的精神與鬥志，開創了獨一無二的“大和”文化，並因此成為惟一一個進入發達國家行列的後發國家。事實上，這正是近代以來中日發展道路差異的深層文化原因。
緣于重工業體係的自身特性
工業革命徹底改變了人類的力量，無論是在軍事領域還是經濟領域，掌握重工業體係的人就控制了百倍于以前的能力。正如人類歷史上歷次進步一樣，工業革命也在社會中創造了巨大的不平等，而且因為生產力的巨大飛躍，造成的不平等也是史無前例的。另外，由于工業革命使各個經濟部門緊密結合在一起，而進步的動力卻依賴于少數幾個核心產業部門，因此在重工業體係內部也存在巨大的不平等。這種不平等反映在經濟運行中就是學者們常談的“剝削”，即擁有更多選擇和權力的人，可以把博弈對手的要價壓到成本線上。擁有相對稀缺的工業資源的資本家可以剝削工人，擁有先進工業技術的發達國家可以剝削第三世界，即便在落後國家內部，能控制與發達國家的貿易關係的社會集團也可以剝削剩余的國民。工業革命在打破成熟農業社會的社會層次的同時，建造了更加高大的社會金字塔。
熟悉歷史的讀者都一定清楚，任何兩極分化的社會都是不穩定的，除非有新的措施緩解或回避工業革命造成的前所未有的不平等，否則這種不平等遲早會把整個社會撕成碎片、送進火海。在經歷了1848年大革命和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以後，西方國家明智地通過社會福利和轉移矛盾等方式將矛盾轉移到第三世界。其中施行的最普遍的措施就是嚴格限制人口流入發達國家（顯然違反自由貿易原則，最重要的生產要素——勞動力竟然不能自由流動），這樣，富國的勞動力相對窮國的勞動力就具有了很大優勢，重工業體係不得不多雇傭本國的人口來完成一些必須在本國進行的工作，雖然這並不符合資本追逐最大利潤的原則，但這是為了社會本身生存不得不付出的代價。另外，在金本位崩潰以後，由于發達國家佔據了世界經濟體係的中心地位，它們發行的貨幣（尤其是美元）即是全球硬通貨，西方國家政府可以通過印鈔票來供給國內福利，緩和矛盾，引發的通貨膨脹則由全球共同負擔。
通過把社會矛盾轉移到第三世界，讓本國下層人口中產階級化的方式，發達國家成功地保持了國內的穩定，還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購買力不足的問題。雖然國際間的經濟鴻溝依然會引發很多矛盾，如恐怖主義。但無論如何，高山大洋和嚴密把守的國界把一無所有的窮人和富饒社會隔離開來，發達國家得以安寧地享用工業化的利益。後發的工業化國家要在貧窮的農業社會的基礎上白手起家，無法剝削經濟殖民地，自然不能像發達國家一樣向外釋放矛盾。要想完成工業化，它們必須對工業化收益的分配進行嚴格管制，防止控制工業化進程的社會集團在無法對外國進行剝削的情況下，將大部分本國收益據為己有。否則承受了大部分工業化成本的下層階級會產生強烈的不滿情緒，最終拒絕配合整個工業化政策。不過，由于指揮工業化進程的官僚集團和對整個社會負責的政府往往是重合的，指望官僚集團自我節制欲望顯然不太容易。因此社會內部衝突嚴重影響了初步建成重工業體係的後發國家的穩定。毛澤東曾經嘗試用階級鬥爭來解決對官僚集團的監督問題，但顯然是走上了傷害中國人的歧途。
後發國家的追趕戰略本身制造的結構性矛盾
從前面簡述的工業革命以來的經濟發展歷程和重工業體係的特徵，我們可以得出結論：一個理想的工業體係，應該是由基本實行計劃經濟的重工業體係，和需要自由貿易、強調企業獨立性和自由貿易的裝配工業、輕工業共同組成的。前者對有限關鍵技術和資源進行投資開發，提供基本的工業物資和機械，後者則基本保持前工業時代的體制，利用這些物資和機械完成最終的產品制造（包括非實物產品）。
發達國家通過對核心產業部分國有化和企業之間的互相滲透，基本建立了這種經濟體制，只是裝配工業和輕工業已經在很大程度上轉移到了第三世界國家。而對于一般落後國家而言，後者並不缺乏，缺乏的是無法通過市場經濟、自由貿易建立的重工業體係。因此，所謂工業革命就是要建立重工業體係。在建立重工業體係的過程中，資源和社會力量被集中控制，有計劃地投入關鍵工業部門，其他傳統工業部門和輕工業則被盡量壓制。
對于窮國而言，這當然是正確的戰略，但問題在于任何政策都存在運行慣性，在重工業體係根本不存在的情況下，集中一切力量建立獨立的工業體係是對的，但在重工業體係已經初步完善的前提下，必須有相應的輕工業和裝配工業來配合重工業體係，才能把潛在的財富生產能力轉化為真實的財富。而集中控制一切資源，通過嚴格計劃進行工業投資的體制要麼壓制了輕工業的發展，要麼不區分工業門類試圖把根本不適合進行集中控制的企業納入計劃體係。所以，在中國和蘇聯，都因為缺乏下遊輕工業企業而無法完全利用工業化的成果，蘇聯尤其嚴重。日本也存在這種問題。但由于日本具有先發優勢，可以通過對外貿易，由落後國家承擔簡單勞動來解決這個問題。另外，通管一切經濟活動的政策往往與官僚集團謀取特殊利益的舉動相結合，並滲透到文化、教育、地方社區管理等方面，過度的集權和計劃毀滅了計劃本身。蘇聯的重工業體係是通過計劃突然消滅的，中國的重工業體係是通過計劃逐步消滅的。
前面開列的只是中國和蘇聯遇到的主要問題，要在這個已經為西方嚴密控制的世界上創造新的重工業體係，相信落後國家面臨的問題遠不止上述四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