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著名經濟史學家威廉遜說：“如果沒有茶葉，工廠工人的粗劣飲食就不可能使他們頂著活幹下去。”麥克法蘭認為，中國茶葉的適時到來，正好適應了英國工業化生產的需求，並大大促進了英國工業的發展。
麥克法蘭的第二個依據是，茶葉改變了英國的社會階層，尤其是下午茶會和茶館的出現，幾乎起到了重塑英國文明的作用。英國的飲茶風氣最先在上層社會的貴婦中傳開，然後被中產階級婦女所接受。
在英國早期的酒館和咖啡館里，只能看到男人的身影，英國婦女還曾發起過抵制咖啡的運動，她們認為咖啡帶壞了英國男人，讓他們徹夜不歸。但茶葉不一樣，性情溫和，適合婦女和小孩。手握茶壺的女人就好比拿著刀劍的武士，參與的人只能屈服于她。這提高了婦女的地位。
第三個論據，茶葉幫助了英帝國的擴張。
關于茶葉造成的影響，英國有兩種說法，一種是“為了一壺小小的茶葉，中國文化幾近毀滅”；另一種是“茶葉在英國的作用如同蒸汽機一樣重要，它幫助英國人度過危機並創造了一個新世界”。對上述兩種說法，麥克法蘭持讚成的態度，他認為茶葉對英國的戰略擴張尤其是軍事上的意義非同小可。
在18世紀20年代英國人廣泛飲茶之前，英國僅有北美、西印度殖民地及部分對印度和遠東的貿易。而在此後的一個多世紀里，英國的殖民地不僅囊括了澳大利亞、加拿大，還擁有了非洲的很多地方及南美洲、印度等地，真正成為日不落帝國。
對茶葉的需求影響了海上貿易，也影響了皇家海軍、商業資本、銀行和信托係統。它促進了英國商業的快速發展，尤其是其在亞洲區域密集的貿易網絡，讓英國勢力強大無比，為他們在東南亞和喜馬拉雅山麓爭霸創造了很好的條件。
周寧在《鴉片帝國》中也總結了茶在四個方面對英國產生的影響。周寧.鴉片帝國〔M〕.北京：學苑出版社，2004.
其一是在國民體質方面，茶有效平衡了英國人的飲食結構，為英國人的多酸性主食——面包——找到了一種合理的、多鹼性的佐餐飲料。
其二是在家庭倫理與社會意義層面上，茶的溫和促使了人的溫和。英國人之前深受酗酒之害，在很大程度上，是茶陶冶煉了英國人的性情，維護了道德。一個家庭的下午茶有助于他們完成必要的親情儀式，帶來和諧。詩人庫柏用詩描繪了喝茶為英國人家庭生活創造的溫馨和諧的世界：撥旺爐火，緊閉門窗，
放下窗簾，圍起沙發，
茶壺的水已煮沸，葎葎作響，
沏一壺熱茶，又濃又香，
輕松而不沉醉，心神蕩漾，
我們迎來一個安詳的晚上。歐洲第一幅茶畫，基歇爾，1667年從家庭生活到社會交往，茶扮演了重要角色。茶會與咖啡館一樣，擴大了公共空間，促成了一個市民社會的誕生——這點正是資本主義形成的關鍵要素。
其三是茶促使英國人形成了獨特的審美觀和文化儀式。英國人生活中的下午茶點與茶會，是生活高度精雅化的表現。從飲茶使用的瓷器、客廳的餐桌到茶園的裝飾，布置都非常講究，喝茶的文化意義大于生理意義。
最後是茶在英國現代文明史上的經濟政治意義。東印度公司通過壟斷中國的茶葉生意，成為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公司。富可敵國的東印度公司成為英國的代名詞，為英國之後推行殖民政策，完成了必要的財富積累。
就在以英國為代表的歐洲國家喝茶成風時，德國思想家赫爾德危言聳聽地說，中國從歐洲商人那里得到白銀，給他們的卻是成千上萬磅使人疲軟無力的茶葉，從而使歐洲衰敗。事實證明，他錯了。而中國政府控制茶葉的想法卻是明智的，但是他們沒有想到這樣會帶來戰爭，並導致中國從此走向衰落。
考慮到中國對茶葉的絕對控制權，英國不得不尋求到其他地方種植茶樹。英國本土的茶樹種植一直不成功，英國派遣的植物獵人把茶種帶回英國後，悲觀地發現英國的土壤根本無法種植茶樹。後來茶樹在印度阿薩姆種植成功，英國人用了與清廷同樣的手段，他們企圖通過茶葉來控制西藏，另一輪的茶葉貿易與政治戰爭，從沿海轉至內陸，在喜馬拉雅山麓展開。
2白銀流失的恐慌
通過茶葉，大清賺到了不少銀子，這並沒有引起太大的關注。
但因為鴉片，大清丟了不少銀子，這就引發了清政府強烈的關注。
遠在1729年，雍正就下了一道禁煙令，明示鴉片為違禁品。清會典事例〔M〕.北京：中華書局，1991：513.這份禁令只是針對國內從事鴉片買賣的人，而不是普通的吸食者，也與經營鴉片的外商無關，屬于內禁范疇。懲戒措施主要為：販運鴉片枷號一個月，然後充軍；私開鴉片煙館判死緩，從犯則杖一百，流放三千里。這一時期，鴉片進口量還很少，主要用作藥材，稅收也不多，每百斤稅銀三兩，再加分頭銀二兩四錢五分。
到了嘉慶年間，清政府發現鴉片帶來的社會問題不小，于是，不僅增加了對國內吸食鴉片者的懲戒，還增加了對夾雜鴉片的外來船只的懲罰，這一時期清政府採用的是內禁與外禁的雙重措施。日本學者井上裕正研究發現，從雍正到嘉慶中期，鴉片問題都與民俗民風有關，鴉片連同賭博、奢侈、邪教等被視為人心從惡的一種劣習，會影響到社會的穩定，必須從嚴加以禁止。井上裕正.關于清代嘉慶、道光年間的鴉片問題〔M〕//武漢大學歷史係鴉片戰爭歷史編寫組.外國學者論鴉片戰爭和林則徐.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63拟90.許多官員把買賣鴉片等同于加入外教罪處罰。從雍正後期到道光年間，鴉片問題變得迫切，主題便直接切入到白銀流失的問題上。
外國人拍攝的中國鴉片吸食者早期關于白銀流失的爭論，主要圍繞以廣東十三行為首的洋商用高純度的紋銀(馬蹄銀)換低品質的鷹洋(西班牙銀幣，後稱墨西哥銀幣)而造成白銀流失的問題。許多官員對洋商發難，要求他們採用“以貨易貨”和“以洋銀易貨”以減少或杜絕國內紋銀流失。江口欠雄.鴉片戰爭後的銀價政策及其挫敗〔M〕//武漢大學歷史係鴉片戰爭歷史編寫組.外國學者論鴉片戰爭和林則徐.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91拟114.“十三行”是清政府授權的外貿機構，成立于1687年，由清初管理海外貿易的市舶司改制而來，主要由粵海關的富裕商人組成，代表清政府履行海外貿易職責，具有唯一性特徵，高度壟斷了各種進出口的貨物。關于“十三行”的著作很多，以20世紀30年代梁嘉彬的《廣東十三行考》最為著名。十三行的洋商辦理出入口許可證，需要20萬兩銀子，且財務之間需要相互擔保，是晚清從商最高級別門檻。十三行中最著名的莫過于兩個福建人——伍浩官和潘啟官。
十三行組織結構為：兩廣總督和廣州巡護(權力機構)——十三行洋商(中層代理、擔保)——本國和外國商人。1759年，乾隆下令外商交易必須在廣州，故這里成了對外貿易的唯一地。負責鴉片貿易的東印度公司在華設有管委會，這個管委會若要買賣貨物，必須與十三行對接。
清廷“銀子可以控制”的認識，就是建立在十三行高度壟斷對外貿易的基礎之上。他們認為只要在貿易層面上加以限制，就能控制住銀子流失。但其後隨著對這一問題認識的深入，清廷內部的許多官員發現，把罪責推給十三行是不對的，鴉片走私才是導致白銀外流的元兇。
盡管程含章和包世臣分別在道光三、四年提出白銀流失與鴉片有關，但當時白銀流失問題的嚴重程度不足以令道光重視。只有皇帝覺得自己的錢袋子出了問題，他才會積極介入。于是就有了弛禁派和嚴禁派的那場著名爭論。
1836年(道光十六年)，太常寺少卿許乃濟率先發難，他上奏《為鴉片煙例禁愈嚴流弊愈大應亟請變通辦理折》和《請弛內地民人栽種罌粟之禁片》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鴉片戰爭檔案史料(一)〔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200拟203.，主要內容為以下幾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