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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1935年
麥克唐納——鮑德溫聯合政府——印度的瓦解——全德國的大動蕩——興登堡與希特勒——施萊歇作為補缺者失敗了——希特勒當上總理——1933年2月27日國會失火——希特勒在選舉中獲得多數——新主人——質量上的裁軍——1932年的德國——1933年英國空軍預算——軍備狀態的均等——“麥克唐納計劃”——“感謝上帝幸虧有法國陸軍”——希特勒退出國際聯盟——紐約歷險記——在恰特韋爾莊園的寧靜生活——一些聰明的朋友——馬爾巴羅的古戰場——普齊——保守黨的態度——遠東的危機——日本進攻中國——責有攸歸
1931年大選所產生的英國政府，在表面上是英國歷史上最強的政府，而實際上卻是最弱的政府。首相麥克唐納同他畢生致力創設的工黨發生分裂，雙方的對立情緒很深。他的政府，在名義上是聯合政府，但事實上是保守黨人佔優勢，因此，他雖身居政府首位，但倒也覺得清閒。鮑德溫先生寧取實權，不在乎形式；他退居幕後掌握大權。外交大臣一職由約翰?西蒙爵士擔任，他是自由黨的領袖之一。內維爾?張伯倫先生主持內政部主要工作，他不久就繼斯諾登先生任財政大臣。工黨因未能解決金融危機而大受責難，在選舉中慘遭嚴重打擊，現在由極端和平主義者喬㙉治?𤥂蘭斯伯里負領導之責。在這個政府從1931年8月至1935年11月這四年多的執政時期內，歐洲大陸的整個形勢已翻轉過來了。蕌
在新議會第一次集會時，政府要求對其印度政策作信任投票。關于這個問題，我當時提出了下面的修正動議：
該政策並不規定本院必須按威斯敏特法令的規定來制定一部印度自治領憲法……而且在這個期間，任何有關印度自治的問題都不得有損議會為了維持印度帝國的和平、秩序和良好的治理而擔負的根本職責。
我這一次發言長達一個半鐘頭，大家都聚精會神地傾聽，但對于這個問題，正如後來對于國防問題一樣，不論人們怎麼說，也不會有些微的變異。在這條次要的東方道路上，我們現在也走到了可怕的盡頭：幾十萬可憐的人民，本來只期望在和平與公正的情況下謀生，現在卻陷于廝殺之中。我大膽向各黨的不了解情況的議員們說：
只要英國權力有一刻的松懈，穆斯林與印度教徒之間的舊有仇恨就會死灰復燃，並有變本加厲以致達到極其狠毒之勢。他們這種仇恨是我們難以想象的。在印度，終生比鄰相居的民眾，一旦被這種情緒所支配，就會彼此廝殺，男女老幼都卷進去。自從人們認為英國即將失去其統治並相信只要提出要求就可使英國撤出以來，穆斯林與印度教徒之間關係的惡化，是一百年來所未有的。
我們在議會的休息室里，僅能召集四十多人與下院三個政黨相對抗。這必須視為在這條下坡路上的一個不幸的里程碑。
與此同時，德國全境在動蕩之中，重大的事件接踵而來。
在1932年5月，布呂寧內閣下臺後的一年之內，出現了很多事情。巴本和政治將軍施萊歇，向來都一直企圖憑機詐和陰謀來統治德國，但是現在這種機會已經過去了。繼布呂寧任總理的巴本，希望取得興登堡周圍親信和國會內極端國家主義派的支持。7月20日他採取了一個決定性的步驟。普魯士的社會黨政府被迫下臺。巴本的對手正在積極圖謀奪取權力。按照施萊歇的盤算，奪取權力的工具，乃是在希特勒的日益增長的名氣和勢力的後面，正在衝擊著德國政治的那些陰暗和隱蔽的力量。他希望使希特勒運動成為德國陸軍的馴服的仆人，並由此而使兩者都歸入他的掌握。施萊歇同納粹衝鋒隊領袖羅姆的接觸，開始于1931年，至第二年就發展為施萊歇和希特勒本人之間的更為正式的關係了。這兩個人要取得政權，其唯一的障礙看來就是巴本以及興登堡對巴本的信任。
1932年8月，希特勒奉總統密召到了柏林。向前跨進一步的機會似乎就在眼前。在這位領袖的背後，有一千三百萬德國選民的支持。只要他開口，想必有顯赫的官職。現在他所處的地位，和向羅馬進軍前夕墨索里尼所處的地位大致相同。可是巴本並沒有理會最近的意大利歷史；他有興登堡的支持，並無辭職之意。高齡的元帥接見了希特勒，但並沒有產生好印象。“這個人想當總理？我可以委他當個郵政局長，他可以舔舔印有我的頭像的郵票。”希特勒在宮廷的圈子里，並不具有他的競爭者們所具有的那種勢力。
在國內，廣大的選民浮躁不安，彷徨而無所適從。1932年11月，德國全境舉行這一年內的第五次選舉。納粹黨在選舉中失勢，由二百三十席減到一百九十六席，共產黨取得了舉足輕重的地位。希特勒討價還價的實力因此被削弱。也許施萊歇將軍可以完全用不著他了。這位將軍獲得了興登堡的謀士們的讚助。11月17日，巴本辭職，施萊歇繼任總理，但這位新總理比較適合于在幕後操縱，卻不擅長于公開執政。他得罪的人太多了。希特勒、巴本和德國國家人民黨現在聯合起來反對他；而共產黨一方面在大街上和納粹黨格鬥，另一方面又用罷工同政府作鬥爭，這更使施萊歇的統治成為不可能。巴本運用了他個人對興登堡的影響力量。為撫慰希特勒，把希特勒推出去做官，負起責任，這豈不是最妙的辦法嗎？興登堡最後勉強同意了。于是，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就任德國總理。
那些將會或可能會反對新秩序的人不久就嘗到這位新主人的手段。2月2日禁止德國共產黨的一切集會和示威，在全國各地開始搜查共產黨的秘藏武器。1933年2月27日晚，形勢達到了高潮。國會大廈忽然失火，褐衫隊、黑衫隊，以及其他附屬組織奉命出動。一夜之間有四千人被捕，其中包括共產黨的中央委員。這些措施是由新就任普魯士內政部長的戈林負責辦理的。這是為下次選舉做準備，以確保挫敗新政府的最厲害敵人——共產黨。組織選舉運動是戈培爾的工作，他當然是手段高超，熱情奮發的。
但是，在德國，仍有許多勢力對希特勒主義不願接受，或堅決反對，甚至是積極反對的。選舉的結果，共產黨獲得八十一席，有許多人在彷徨痛苦之中投了他們的票；社會黨得一百一十八席，中央黨得七十三席，在巴本和胡根堡領導下的與希特勒結成同盟的德國國家人民黨獲得五十二席。為數較少的右派中心集團分得三十三席。納粹黨獲得一千七百三十萬票，二百八十八席。選舉結果使希特勒和他的盟友德國國家人民黨得以操縱國會。希特勒不擇手段，用盡了種種陰謀詭計，才能在德國選民中得到這一多數選票。按照通常文明國家議會政治的情況，這樣龐大的少數，對國家是會有巨大的影響，其本身也會受到相當的重視的。但在新的納粹德國，少數派現在就要領教到，他們根本沒有什麼權利可言。
1933年3月21日，希特勒在波茨坦靠近腓特烈大帝墓陵的駐軍教堂內召開第三帝國的第一屆國會。在教堂正中就座的有：象徵德國威力綿續的陸軍代表和復興的德國的新顯貴衝鋒隊和黨衛隊的高級軍官。3月24日，國會的多數壓倒或壓服了一切反對派，以四百四十一票對九十四票通過把全部緊急措施權力授予希特勒總理，以四年為期。議決案宣布時，希特勒朝著社會民主黨的席次喊道：“我再也用不著你們了。”
這次選舉搞得興奮熱烈，歡欣鼓舞的國社黨隊伍，在柏林的大街上舉行火炬遊行。當隊伍經過他們的領袖面前，行異教徒式的敬禮。這是一個長期的鬥爭，對于外國人，尤其是對于那些不知戰敗痛苦的人來說，是很難理解的。希特勒終于來到了，但他不是一個人來的。希特勒從失敗的深淵喚起了潛伏在歐洲這一個人數最多、最有作為，但殘酷、矛盾和不幸的民族之中的隱蔽而狂暴的憤怒。他召來了一個要吞食一切的莫洛克神的可怕偶像，而他則成了這個神的祭師和化身。至于如何以難以想象的殘暴和兇狠下流的手段來形成這種仇恨與暴政的機構，以及如何使這種機構趨于完善，那就不在我所要敘述的范圍之內了。在這里有必要向讀者提出的只是，在這個仍然懵懵懂懂的世界上，已經出現了這個新的可怕事實：德國在希特勒統治之下，而且德國正在武裝起來。
正當德國發生這些極其嚴重和不祥的變化的時候，麥克唐納-鮑德溫的政府迫于財政危機，卻認為必須在若幹時期內把已經夠少的軍備加以大大削減和限制。他們對于歐洲出現的令人不安的徵兆，則始終置若罔聞。麥克唐納和他的保守黨及自由黨的同僚熱心地致力于勝利者的裁軍，使之減縮到同凡爾賽和約強加于戰敗國的裁軍相等。他們曾在國際聯盟和通過一切可行的途徑提出一係列的建議。在法國方面，雖然它的政治狀態還是毫無意義地不斷更迭，但它卻堅定地保持法國的陸軍，把它作為法國和所有盟國的生命的中心和支柱。這種態度不論在英國或美國都受到抨擊。報紙和公眾的輿論完全不去面對事實，而且這股逆流又是十分強大的。
1932年5月，當各黨在下院對裁軍的美德大加讚賞的時候，外交大臣提出了一個把武器分為應準予保持和應予廢止兩類的新的劃分界線。他稱之為“質量上的裁軍”。這種說法適足以暴露其荒謬而難以使議員信服。我說：
外交大臣告訴我們，要把武器分為進攻性和防禦性兩個范疇是困難的。這當然是對的，因為幾乎每一種可以想象到的武器，既可以用作進攻，也可以用作防禦；既可以由侵略者來使用，也可以由被侵略的無辜的受害者來使用。為了使侵略者在進行侵略時有較大的困難，說是把重炮、坦克和毒氣歸入進攻性武器這一個罪惡的范疇。但1914年德國入侵法國達到高潮的時候，並沒有使用這些武器。重炮被稱為“一種進攻性的武器”。在要塞中設置重炮是完全可以的；它在那里，其性質是屬于善良的、和平的；但是，如果移到戰場上去——而且，如果有必要的話，它當然會被搬到戰場去的——它就立刻變成惡劣的、罪惡的和黷武的了，而且必須被視為人類文明所不允許的。以坦克為例，德國人在入侵法國之後，深挖戰壕；在兩年之內擊斃一百五十萬試圖解放法國領土的法英兩國士兵。坦克的發明，是為了制服德國人用來守住在法佔領地的機關槍火力，在趕走侵略者的戰鬥中挽救了許多人的生命。現在，很明顯，德國為了保持所佔領的法國十三個省而使用過的機關槍，要被視為善良的、防守性的機關槍，而用來保住協約國許多人的生命的坦克，卻要受到一切公正和正直的人的責備和咒罵……
比較正確的分類，我想，應該禁止的武器，就是那些在使用時會漫無目標的武器，這些武器不僅導致戰場上戰鬥人員的傷亡，而且導致遠離戰場的居民，男的、女的和兒童的傷亡。在我看來，這才是在日內瓦開會的各國有希望獲得談判結果的方向。……
在末了，我第一次正式提出戰爭臨近的警告：
德國的軍事力量如果同法國的相接近，我將深以為憾。有人認為這種接近好像有道理，甚至認為這是對德國的公平待遇，他們都是低估了歐洲局勢的嚴重性。我要對那些希望看到德法軍備均等的人進一言：“難道你們想打仗嗎？”就我個人來說，我衷心希望我這一輩子或者我的孩子一輩子也不會看到德法軍備相接近的情況。我這樣說，一點也不意味著我不尊重或不敬佩德國人民的偉大品質，但我可以肯定，德國應取得與法國相等的軍事地位的這種議論，如果一旦見諸于事實，就一定會把我們帶到不堪設想的災難中去。
1933年3月的英國空軍預算，表明了政府以及在野的自由黨和工黨對于當前局勢的演變完全缺乏認識。我不得不說話了（1933年3月14日）：
我聽到次官說，我們只是居第五位的空軍國家，十年計劃要推遲到明年才實行。我深感遺憾。我聽到他自豪地宣稱空軍部在本年內沒有成立過一個新單位，這使我引以為憂。事態的發展使這些想法越來越顯得荒唐。我們應該聽取忠告，以更多的精力去加強我們的空防建設。
在所謂的聯合政府之下，英國的輿論顯得越來越放松對德國的戒備。1931年7月21日，法國毫無結果地在一個備忘錄中正確指出：根據凡爾賽和約的規定，繼德國單方面廢除軍備之後，各國將實行普遍裁減軍備這個一般性的保證，並不構成一種條約義務，更不是不管時勢和環境如何都必須強制履行的義務。然而，當1932年出席裁軍會議的德國代表團明白提出要求取消對他們重整軍備權利的一切限制時，竟得到英國報紙的有力支持。《泰晤士報》稱之為“對不平等待遇的適時補救”。《新政治家報》稱之為“對各國平等的原則的無條件承認”。這就是說，應該準許七千萬德國人重行武裝，準備戰爭，而最近一次艱苦戰爭中的勝利者卻不許提出任何反對意見。這是勝利者與戰敗者之間的平等地位，是三千九百萬人口的法國與比其幾乎多一倍人口的德國之間的平等！
英國的姿態給德國政府壯膽，他們把這種姿態看做是民主和議會制的社會給一個北歐種族所造成的根本的軟弱性和根深蒂固的頹廢性。他們有希特勒的民族運動為其後盾，採取了一條傲慢的路線。7月間他們的代表團挾起公事包，退出了裁軍會議。此後，用好話來勸請他們回到會議桌上來，就成了勝利的協約國的主要政治目標。十一月，在英國的持續的重大壓力之下，法國提出了名稱有欠公允的“赫里歐計劃”。計劃的要求就是把所有歐洲國家的國防軍改編為短期服役並在人數上有一定限制的軍隊，承認各國地位平等，但並不一定要接受實力平等。不過既然承認了地位平等，則無論在原則上和事實上結果也得接受實力平等。這使協約國政府可以給德國提供“在保障各國安全的體制之下的平等權利”。法國在某些幻想性質的保證之下，勉強接受這個沒有意義的公式。這樣，德國就同意回到裁軍會議上來。這件事被歌頌為一個值得重視的和平勝利。
英國政府受流行的輿論的推動，于1933年3月16日提出了一個以其發起和草擬者命名的“麥克唐納計劃”。它以接受法國的短期服役軍隊的概念為出發點（當時規定服役期為八個月），並進而為每一個國家的軍隊規定確定的人數。法國的陸軍應由平時編制的五十萬人減為二十萬人，而德國則應擴充到與這個數字相等。德國此時的軍事力量，雖然還缺乏受過訓練的大量後備隊伍，因為這是只有靠逐年徵召一定數額人員入伍才能做到的。但是，德國可能已經有了總數在一百萬以上半武裝的熱心的志願兵，他們從改裝的和部分改裝的工廠里得到許多最新式的武器來裝備。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法國也同英國一樣，存有大量重炮，而德國軍隊的大炮，事實上都已按照和約炸成碎片。麥克唐納先生為了補救這種明顯的不平等，提議把機動炮隊大炮的口徑限為一百零五毫米或四點二英寸。現有口徑六英寸以下的大炮仍得保留，但此後的補充替換必須以四點二英寸為限。英國的利益與法國的不同，直到1935年提議舉行新的海軍會議時之前，它可以由于保持和約中對德國海軍軍備的限制而取得保障。在協定規定的期限內，德國不準保有軍用飛機，但三個協約國都得把空軍裁減為每國只能有五百架飛機。
我對這種損害法國軍事力量並使法德兩國搞成平等的企圖深為不滿；1933年3月23日，我在議會說：
我懷疑現時強迫法國接受這個計劃是否明智。我不認為法國會表示同意。他們對于德國所發生的事情以及對于他們一些鄰國的態度，一定會感到極大的關切。幾年以來，我一直在說：“感謝上帝，幸虧有法國陸軍。”在這個令人焦慮的月份，我相信大概有許多人也這麼說了。當我們看到德國的情形，當我們以驚訝和悲痛的心情看到兇狠和黷武精神的喧鬧動亂，殘忍地虐待少數派，廢除文明社會所具有的正常保障，僅僅以種族為理由迫害大批人——當我們看到所有這些事情發生在世界上最有天賦、最有學識、科學最發達的強大國家時，我們不得不引以為幸的是，德國盡情發泄的這種兇惡的情緒，除了向他們自己發泄之外，還沒有向別的地方發泄。在我看來，在目前這個時候，要求法國把軍隊減去一半，而德國則增加一倍，要求法國把空軍減少一半，而德國空軍則保持現狀，這個提議，至少在目前，法國政府很可能認為有點不合時宜。計劃中關于陸軍和飛機的實力所規定的數字，保證法國所能有的飛機數額，同意大利所能有的飛機數額相等，而對于德國所能有的空軍力量，卻沒有給予規定。
在同年4月，我又說：
德國要求武器平等，陸軍與海軍的組織平等，我們聽有人說，“你不能使這樣一個大國長久處于卑下的地位。別人有的東西，他們也得有。”對于這種說法，我始終是不同意的。這是最危險的要求。生命中沒有永恆的東西，然而，只要德國在它的怨恨和不滿還未消除，還抱著我們不幸看到過的那種情緒時，就真的獲得與其鄰國完全相等的軍事力量，那麼，可以肯定，我們自己也將面臨計日可待的歐洲大戰的重新爆發。
……大戰後我們聽到一種說法，說是德國會成為一個議會民主制的民主國家，從而使我們享有安全保障。所有這些，現在都蕩然無存了。現在有的是最嚴酷的獨裁。有的是軍國主義和喚起各種戰鬥精神的方式，如從各高等院校重新提倡決鬥直到教育部指示各小學可以充分使用鞭子等情況。有的是這些好勇鬥狠的現象，還有許多議員都談過的對猶太人的迫害……
我現在先放下德國，來談談法國吧。法國不僅是在歐洲唯一尚存的偉大的民主國家，而且我很高興地說，它還是一個在軍事上最強大的國家。法國是幾個國家和民族聯成的體係的領袖。它是從比利時繞彎到南斯拉夫和羅馬尼亞這整個新月形地帶中各個小國的保證人和保護者。它們全都指望著法國。如果英國或其他大國採取任何足以削弱法國外交上或軍事上的安全的步驟，那麼，所有這些小國就一定會大為震驚和憤怒。它們害怕這個在中部的保護力量會被削弱，如果這樣，它們就只好俯首聽命于那個條頓人大國了。
如果人們認為這些都是無可置辯的事實，那麼，對于由尊敬的先生們來組成的負責政府竟然會採取這些行動，而輿論界也竟然會這樣一窩蜂地加以支持，就很難令人理解了。這好像蒙了一床鴨絨被，捂得令人窒息。記得當我在下院中說到“感謝上帝，幸虧有法國陸軍”時，我特別注意到各方面議員們臉上那種難堪和反感的神情。所有的話都是白費唇舌。
但是法國頑強地堅持，必須過四年之後才銷毀他們的重武器。英國政府接受了這個修正，但條件是法國必須同意在即將簽訂的一項文件中明確規定銷毀他們的大炮。法國答應了。1932年10月14日約翰?西蒙爵士對前幾個星期德國改變態度一事埋怨一陣之後，在裁軍會議上提出了這些建議草案。結果是出乎意料之外的。現在已任總理並成為德國主人的希特勒，一旦掌握權力就發出了各項命令，要在全國范圍內，不論軍事訓練營或工廠，都大膽向前趕。他已感到自己的地位十分鞏固。他甚至懶得理會向他提出的堂吉訶德式的建議。他以輕蔑的態度命令德國政府一起退出裁軍會議和國際聯盟。這就是“麥克唐納計劃”的命運。
英國政府的愚蠢和法國政府的軟弱，確實少有，但在這個可悲的時期里，他們也確實反映了兩國議會的意見。美國也逃不了歷史的責難。他們只顧自己的問題，專心致志于自由社會的各種各樣利益、活動和事變，對歐洲所發生的重大變化，只是張大嘴呆看著，以為這不關他們的事。為數相當多的精明幹練而素有訓練的美國官員，雖有他們自己的見解，但對于美國外交政策那種缺乏先見之明、對歐洲事態採取漠然處之的態度，並無顯著的影響。如果美國運用了他們的影響，就有可能激發英法兩國的政治家，促使他們行動起來。國際聯盟過去雖已不斷遭受挫折，但仍不失為一個莊嚴的機構，它本來是可以用國際法的制裁來對付希特勒的新的戰爭威脅的。可是在這種緊張狀態下，美國人不過是聳聳肩膀而已。于是，不到幾年，他們不得不大量付出新大陸的鮮血和財富，以求自救，俾能免于危亡。
在七年以後，我在圖爾目擊法國的苦難時，所有這些仍在我的腦海里；這也是為什麼即使在他們提出要單獨媾和的提議時，我只說些安慰和保證的話。我現在引以為快的是，這種保證現在已經履行了。
在1931年初，我安排了在美國做一次范圍廣泛的演講旅行，到了紐約。在那里，我遇到一次幾乎把命都送掉的嚴重意外事故。12月13日，我去拜訪伯納德?巴魯克先生，車子停了以後，我搞錯了，在靠馬路的一邊下了車，我橫過第五街時，根本沒想到美國車行靠右的規則剛巧和歐洲相反，也沒有注意到在那時英國尚未採用的紅燈信號，結果被汽車猛烈碰撞。我變成殘廢達兩個月。後來，我在巴哈馬群島的拿騷養病，逐漸恢復，慢慢才可以緩步行走。在這種情形之下，我走遍美國全境做了四十次演講。整個白天在火車上睡覺，晚上向人數眾多的聽眾演說。總之，我認為這是我畢生中所經歷過的最辛苦的時期。在這一年中，我的身體相當衰弱，但是，慢慢地我的體力還是恢復了。
與此同時，在國內方面，國家的生活無聲無息地走向下坡路。在議會，鮑德溫先生採納和擁護麥克唐納先生印度法案的主要原則，並由新任印度事務大臣的塞繆爾?霍爾爵士把法案提交下院。西蒙委員會的報告被置之不理，也沒有讓議會有辯論這個法案的機會。我和其他大約七十位保守黨員，組織了一個叫做“印度保衛同盟”的團體，在此後的四年內，如果政府的印度政策超出西蒙委員會的建議，就予以反對。我們把問題提到黨的會議上，鬥爭到底，並得到人們相當大的支持，有時比數很接近，不過經常仍居少數地位。在野的工黨，在印度問題上，在議會中投票讚成政府，像在裁軍問題上的情形一樣，它成為執政黨和在野黨左右兩方坐在前排的頭頭們之間的紐帶。兩黨頭頭們的支持者構成了絕大多數，聯合起來反對我們的團體，把我們斥為“死硬派”。希特勒的崛起，納粹黨支配了整個德國，德國武裝力量之迅速的活躍的發展，使我同政府和國內各黨之間的分歧進一步加深。
從1931年到1935年這幾年中，我除了為大局焦慮之外，在個人生活上還是很愉快的。我以口授寫成的文章來維持生活，這些文章不僅在英美兩國的報紙上，而且當希特勒的陰影尚未降臨之前，在十六個歐洲國家報紙上廣泛刊載。我的生活確實是既動口又動手。在這時期內，我陸續寫出《馬爾巴羅傳》一書的各卷。同時我不斷考慮歐洲的局勢和德國重整軍備的問題。我大部分的時間住在恰特韋爾莊園。生活過得很有趣。那里有兩所小屋和寬闊的菜園的圍牆，大部分是由我親手砌成的。此外我還築成各種假山、噴泉和一個可以把水過濾澄清的大遊泳池，還可以加熱以補充變化無常的陽光。因此，從早到晚，我沒有一刻沉悶和懶散。我同我快樂的一家在家中度過平靜的生活。
在這幾年中，我時常見到牛津大學實驗哲學教授林德曼。他早就是我的老朋友了。我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時初次與他相識，在戰時他以進行過許多空中試驗而著稱，這些試驗本來是膽子特大的駕駛員才能進行的，目的是克服那時由于“螺旋下降”幾乎產生的致命危險。自1932年以來，我們的接觸更密切了，他常常從牛津開汽車到恰特韋爾同我呆在一起。在那里我們多次談到看來逐漸逼近的危險，一直談到深夜。林德曼，他的朋友們稱他為“教授”，後來成為我的現代戰爭科學顧問，尤其是在空防以及各種涉及統計的問題上，成了我的主要顧問。這種愉快的和有益的友誼，在整個戰爭時期中仍然繼續著。
我的另一摯友是德斯蒙德?莫頓。1917年當陸軍元帥黑格挑選剛從戰場調回來的青年軍官來充實他自己的幕僚時，德斯蒙德作為炮兵的精選人選而被推薦給他。在那年最激烈的春季戰鬥中，他曾指揮法國阿拉斯前線的前沿炮兵。他除了獲得軍事十字勳章外，還有一個獨特的榮譽，子彈穿過他的心臟，雖然子彈還留在他身體里，但他還活得很快樂。1917年7月，我任軍需大臣時，我常以總司令的客人的身份訪問前線，德斯蒙德?莫頓是總司令的親信副官，常奉命與我偕行。我們參觀了戰線的許多部分。在這些有時很危險的旅行中，以及在總司令的房子里，我對這位卓越而勇敢的軍官產生了極大的尊敬和友誼。1919年，當我出任陸軍和空軍大臣時，我委派他在情報處擔任要職，他一直幹了好些年。他是我的鄰居，距恰特韋爾僅一英里之遙。他經麥克唐納首相的允許，可以很自由地和我談話，使我知道許多事情。他在那時以及後來在戰時直到我們獲得最後勝利為止，始終是我最接近的顧問之一。
我和拉爾弗?威格拉姆也建立了友誼，那時他是外交部的紅人，是外交事務的中心人物。他在部里達到了有資格對政策發表負責意見的地位，對正式的和非正式的接觸，他可以有范圍很廣的自由處理權。他是一個惹人歡喜和什麼都不怕的人，他的以深奧學識為基礎的信念，成了他生活中的支配力量。他同我一樣清楚地看到，可怕的危險日漸迫近我們，但他比我有更為確實的情報。這種共同的認識促使我們彼此接近。我們常在北街他的小房子里聚會，他和他的夫人也常去恰特韋爾我的家里。同其他高級官員一樣，他以充分的信任來同我談話。所有這些，都促使我形成和加強對希特勒運動的看法。那時我在德國、法國和其他國家已有許多聯係，這使我能夠給他相當數量的情報，供我們共同研究。
自從1933年以後，威格拉姆對政府的政策和事態的演變深感憂慮。雖然他的上司對他的能力日益器重，而且他在外交部的影響亦有所增長，但他還是一再想辭職。他的談話非常有力量而得體，凡是曾經和他接洽過重要事務的人以及其他許多人，對他的見解都越來越重視。
在好些年，我竟然能夠在這個小圈子里進行透徹而深刻的討論，對于我，也許對于國家，都有重大的價值。而在這方面，我也收集和提供了大量的國外情報。我和法國幾個部長以及法國政府歷屆元首都有密切的聯係。那位《晨郵報》著名社論作家的兒子伊恩?科爾文，是《新聞紀事報》駐柏林的記者。他深入到德國政治之中，同德國幾個重要的將軍以及一些看出希特勒運動將招致國家毀滅的性格高尚的有身份的人，發生極為秘密性質的接觸。有幾個德國上層人物從德國來找我，向我傾吐他們內心的憤慨和痛苦。這些人，大多數在戰爭時都被希特勒處決了。我也從其他方面來查證和提供關于我們整個空防局勢的資料。這樣，我就和許多內閣大臣一樣熟悉情況了。我從各方面得來的材料，尤其包括從國外聯係中得到的材料，我都經常向政府報告。我同各位大臣和許多高級官員的個人關係，是密切而無拘束的；我雖常常批評他們，但我們之間仍舊維持同志式的精神。在下文就可以看到，他們正式讓我看了許多極其機密的資料。從我擔任政府高職的長期經驗中，我也知道一些國家的絕密材料。所有這些，使我可以不憑報紙所載消息來確定和保持我的見解，雖則明眼人從報紙上亦可窺索出許多問題。蕌
在威斯敏斯特議會里，我繼續提出印度問題和德國威脅問題這兩個主題。我時常在議會發表警告性的演說。這些演說雖引起人們的注意，但不幸並沒有使擠在一起的迷惑不安的兩院聽眾有所醒悟而行動起來。關于德國威脅的問題，同對印度問題一樣，我在議會中找到一群朋友合作。它的組成分子與“保衛印度同盟”不大相同。奧斯汀?張伯倫爵士、羅伯特?霍恩爵士、愛德華?格里格爵士、溫特頓勳爵、布雷肯先生、克羅夫特爵士，以及其他幾個人，組成了我們的集團。我們經常定期聚會，基本上匯集了我們的情報。大臣們對于這一個由他們自己的擁護者和以前的同事或上司所組成的有影響的但並非不友好的團體，還是頗為重視的。我們隨時可以引起議會的注意和發起正式辯論。
請讀者原諒，讓我以較輕松的心情講一講我個人的一件題外事情。
1932年夏季，為了寫我的《馬爾巴羅傳》，我訪問了他曾在尼德蘭和德國打仗的古戰場。我全家連同“教授”一起同行，沿著1705年馬爾巴羅從尼德蘭到多瑙河的著名行軍路線進行了一次愉快的旅行。我們在科布倫茨渡過萊茵河。當我們一路經過這些美麗的地區，經過一個又一個古代名城的時候，我很自然地去打聽希特勒運動的事情，我發現這是每一個德國人心目中的最主要的事情。我感受到希特勒的氣氛。我在布倫海姆的田野走了一天之後，乘車到慕尼黑，在那里住了差不多一個星期。
在里吉納旅館里，一個不速之客來拜訪我們中間的一些人。他是漢夫施滕格爾先生，他說了一大堆關于“領袖”的事，看來他同領袖有密切的關係。看上去他是一個精神飽滿而又健談的人，操著流利的英語，因此我就邀請他共進晚餐。他給我們生動地講述希特勒的活動和見解，他說得好像著了魔似的。他很可能是受命來同我接觸的，顯然一心要博取我的喜歡。吃完飯後，他走到鋼琴旁邊，又彈琴，又唱歌，彈唱了許多曲子，果然別具一格，我們得到極大的享受。他似乎完全知道我所喜歡的英國歌曲。他是一位極會應酬的人，而且當時我們也知道他是領袖所寵愛的人。他說我應該見見希特勒，而且再便當不過。希特勒先生每天五點鐘左右都到旅館來，一定很願意和我談談。
當時我對希特勒並不抱有什麼民族偏見。關于他的理論或著作，我只略有所聞，而對于他的為人，更是不了解。在國家戰敗時奮起的人我都很欽佩，即使我是他的對立面。如果他願意，他自然有做一個愛國的德國人的充分權利。我一向要求英國、德國和法國都和睦相處。當我和漢夫施滕格爾談話時，我隨便說起：“你們的領袖為什麼對猶太人這樣殘暴？憤恨那些幹過壞事或反對國家的猶太人，我是能夠完全理解的；如果由于他們在生活的任何方面想實行壟斷，因此加以反對，這也是我所能理解的，但是，單單為了一個人的血統便加以反對，這是什麼意思呢？任何人對自己的血統，又怎麼能夠自己作主呢？”他一定把我這番話轉告希特勒了，因為到第二天的中午，他帶著很嚴肅的神情趕到我處，告訴我，他為我說好會見希特勒的事不能實現了，因為希特勒在那天中午不能到旅館來。這是我最後一次見到“普齊”（他的愛稱），雖然我們在旅館還住了幾天。希特勒失去了和我見面的唯一機會。以後他大權在握，曾幾次邀請我，但到那時，情況已發生很大的變化，我都謝絕了。
在這段時期，美國仍然全神貫注地致力于急速變化的國內事務和經濟問題。歐洲和遙遠的日本，凝視著德國軍事力量的勃興。斯堪的納維亞國家、“小協約國”和一些巴爾幹國家越來越惶恐不安。法國因得到了關于希特勒活動和德國備戰的大批資料，就更為焦慮了。我聽說，法國對德國嚴重破壞和約的情況，有精確的記錄，但我問過我的法國朋友，為什麼不把這個問題向國際聯盟提出，邀請——甚至召喚德國出席，要求它解釋它的行動和具體說明它到底在做些什麼，他們回答我說，英國政府一定不會讚成這一個驚人的步驟。這樣，在一方面，麥克唐納在鮑德溫的政治權威的大力支持下，向法國勸說裁軍，而英國更是以身作則，身體力行；在另一方面，德國的實力則可以飛躍增長，公然採取行動的時刻越來越迫近了。
在這里，有必要替保守黨說幾句公道話。自從1932年以來，在每一次保守黨全國代表大會上，由勞埃德勳爵和克羅夫特爵士等有聲望人士所提出的關于要求立即加強軍備以應付國外日漸嚴重的危機的議案，都獲得幾乎一致的通過。可是，這時在下院中的執政黨議會領袖，對議會的控制是很有效的，而政府中的三個政黨和在野的工黨又是那麼麻木不仁，視而不見，以致國內支持者的警告，以及時局的徵兆和情報機構所獲得的證據都不能觸動他們。這是我們歷史上一再發生的不幸時期之一，在這樣的時期中，高貴的英國民族似乎從高位上跌下來，失去一切觀念和目的，對外來危險的威脅畏縮不前，在敵人磨刀霍霍之時，卻迂腐地空談一些陳詞濫調。
在這個黑暗的時期里，最卑劣的情感得到了各個政黨的負責領袖們的接受或縱容。1933年，牛津大學俱樂部的學生，在一位叫做喬德先生的鼓動之下，通過了一項真夠丟臉的決議：“本院絕不為國王和祖國而戰。”這一類的插曲，在英國國內固然不妨一笑置之，但在德國，在俄國，在意大利，在日本，人們已深深感到英國已萎靡不振了，而且這種看法支配了他們的一些謀算。通過這個決議的傻孩子們絕沒有想到，他們早已注定要在行將爆發的戰爭中，不是取得勝利，就是光榮犧牲，要在戰場上證明他們自己是英國迄今最優秀的一代人；而他們的長輩，由于沒有機會在戰場上來自贖，恐怕就找不到什麼寬恕的理由了。〔2〕
1933年11月，我們在下院又有一次辯論。我回到我的主要論題：
我們讀到了（德國）超乎尋常地大量輸入廢鐵、鎳和軍用金屬的消息，我們讀到了關于這個國家盛行全國的軍國主義精神的一切消息；我們還看到他們正以一種嗜血的哲學來向青年灌輸，這是自野蠻時代以來所未有的。看到這些正在活躍起來的力量，我們不要忘記，這就是曾經同整個世界作戰並且幾乎把世界擊敗的那一個強大的德國，在那次戰爭中，它以一個人的生命換取對方兩個半人的生命。〔3〕如果你知道了這些準備、這些理論和這些公開提出的主張，就不難理解德國周圍各國都感到驚慌失措了……
當在歐洲方面，勝利者與戰敗者之間在戰爭實力的對比上出現了這種可怕的轉變的時候，在遠東方面，非侵略的和愛好和平的國家之間，也出現了完全缺乏協調的情形。那里的事情成了歐洲事態惡化的復本，這都是由于從前的協約國和未來的同盟國的領袖們在思想上和行動上的麻木不仁而造成的。
1929年到1931年的經濟風暴，對日本的影響並不亞于對世界其他部分的影響。自1914年以來，日本的人口由五千萬增加到七千萬。它的冶金工廠由五十家增加到一百四十八家。生活費用不斷上漲。稻米的生產停滯不前，輸入糧食又很昂貴。原料和國外市場的需要日益迫切。在嚴重的經濟蕭條期間，英國和其他四十個國家都越來越覺得不得不採取限制政策或關稅政策，以抵制以不同于英美標準的勞動條件生產出來的日本貨物。中國不僅一向是日本棉織品和其他工業制品的主要輸出市場，也幾乎是日本取得煤和鐵的唯一的來源。因此，重新確保對中國的控制就成為日本政策的主要目標。
1931年9月，日本以一次地方性騷亂為借口，佔領沈陽和南滿鐵路沿線各地。1932年1月，日本要求中國解散一切反日團體。經中國政府拒絕後，日本于1月28日在上海公共租界以北登陸。中國進行了英勇的抵抗，雖然缺乏飛機、反坦克炮和任何現代武器，但仍然堅持抵抗達一個月以上。至二月底，在遭到極其嚴重的損失之後，他們不得不撤出吳淞口炮臺，退至離海岸約十二英里的新陣地。1932年初，日本成立了滿洲傀儡國。一年以後，中國的熱河省又被兼並，而且日本軍隊深入到沒有設防的區域，直達長城。這種侵略行動，是和日本遠東勢力的增長以及它在海洋方面所取得的新的海軍地位相一致的。
日本對華的暴行，從第一槍開始就在美國引起最強烈的反對。但孤立政策卻採取騎牆的態度。如果美國是國際聯盟的會員國，那麼，它就一定會領導國際聯盟對日本採取集體行動，而美國自己也會在集體行動中成為國際聯盟的主要委托國。在英國方面，它表示不願意單獨同美國採取共同行動；他們也不希望在國際聯盟憲章所規定的義務以外卷入反對日本的旋渦之中。英日同盟的終止，削弱了英國在遠東的地位及其長久建立起來的權益，使一些英國人士感到不滿。英國政府當時正在為了嚴重的財政問題和歐洲局勢的日漸緊迫而大傷腦筋，它在沒有希望獲得美國在歐洲方面相應的支持的情況下，在遠東方面沒有站在美國一邊發揮重要的作用，也是無可厚非的。
中國是國際聯盟的會員國，雖然它沒有付清應繳納的款項。它向國際聯盟呼吁，完全是正義的。1931年9月30日，國際聯盟要求日本把軍隊撤出滿洲，12月，還指派了一個調查團赴當地調查。李頓勳爵被任命為該調查團的主席。他是名門世家的後裔。他過去曾任孟加拉省長和印度代理總督，在東方有過多年的經驗。調查團一致通過的調查報告，是一個很值得重視的文件，是認真研究中日衝突的基礎。滿洲事件的全部背景，在報告中有仔細的敘述，提出的結論是明明白白的：滿洲國是日本參謀部的人為產物，這個傀儡國家並不是根據人民的願望而成立起來的。李頓勳爵及其同僚在他們的報告中，不僅分析了形勢，而且提出了國際解決的具體建議。這就是宣布滿洲自治，但它仍是中國的一部分，受國際聯盟的保護；此外由中日兩國訂立一個全面的條約，規定兩國在滿洲的權益。國際聯盟雖然沒有採納這個建議，但這並無損于李頓調查報告的價值。美國國務卿史汀生就這個文件寫道：“它立刻成為並且迄今仍然是報告所涉及的問題的極為公正的權威。”1933年2月，國際聯盟宣布不能承認滿洲國。國際聯盟沒有對日本進行制裁，也沒有採取任何其他行動，日本卻于1933年3月27日退出國際聯盟。在上次大戰中，德國和日本各在對立的方面；而現在則以完全不同的心情，彼此情投意合了。正當世界局勢非常需要國際聯盟的活動和力量的時候，國際聯盟在道義上的權威卻顯出缺乏任何實質上的支持。
我們必須認為，在這個性命攸關的時期里，不僅英國這個基本上由保守黨執政的聯合政府的行為，而且政府內外的工黨或自由黨人的行為，都應該受到歷史的譴責。他們陶醉于悅耳的陳詞濫調，而不願正視不愉快的事實；只求嘩眾取寵，獲得選票，而不顧國家的根本利益；真心誠意地愛好和平，可悲地相信單憑一心熱愛就能為和平奠定基礎；聯合政府中兩黨的領袖顯然都是理解遲鈍；鮑德溫先生對歐洲的情況毫無所知，一提到歐洲問題就感到厭煩；強烈的和平主義情緒支配著當時的工黨；自由黨人又熱衷于不切實際的想法；昔日的戰時偉大領袖勞合?喬治未能繼續為他的事業奮鬥，甚至比這一情況更糟；全部做法都獲得兩院的壓倒多數的支持：所有這些就勾畫出一幅英國的昏庸愚昧、萎靡不振的形象。其中雖無詭詐，但罪責難逃；雖無惡意或陰謀，但對世界之陷入恐怖和悲慘的境地卻起了明顯的作用。這種恐怖和悲慘的情況，就當時已顯示出的程度來說，已是人類經歷中無可比擬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