鹽山上長樹

　　萬歷二十七年（1599年）十月，巡按浙江、監察禦史葉永盛正在廳堂內休息。突然，書童稟告說京城來了特快專遞，是從民營渠道發來的一封信，想搶在聖旨之前先發到他的手中。葉永盛聽罷，心中一震，他知道肯定京城出事了。他連忙讓送信的人進來，急急忙忙地打開一看，原來是一份邸報。讀罷邸報，葉永盛大驚失色。原來，皇帝聽信浙江忠義右衛百戶宦官高時夏的謊言，說浙江、福建的余鹽堆積如山，如果把它們都賣出去的話，可以得到30萬兩白銀。

　　信封內還附了一幅畫。葉永盛看罷哭笑不得。原來，高時夏為了表示自己的證據確鑿，畫了一張鹽山圖。令葉永盛好笑的是，在鹽山上竟然長著茂密的大樹。“一派胡言，一派胡言！鹽山上長樹！哈哈，真是千古奇觀呀！不，萬古奇觀！”

　　葉永盛為此半年內連續上了五道奏疏。十一月初九第一道奏疏就火藥味十足，斥責高時夏、高寀（這個人令人發指的行為我們後文還有交代）等人是危害邊關（九邊）的群姦，田應璧、吳應其等宵小已經把兩淮、蒲解兩大鹽場給搞壞了。如今高時夏竟然向兩浙鹽場伸出了黑手，說什麼浙江、福建的余鹽可以賣30萬兩白銀。他說：福建鹽場我不知道情況，兩浙鹽場的事情我可知道。

　　兩浙的鹽稅銀送京城14萬兩，九邊9.7萬兩。但這些可不全是鹽的稅還包括沿海沙地以及灶戶的人丁稅，其實真正的鹽稅不過9萬多兩而已。而兩浙還欠著人家邊商4萬兩銀子呢，所謂的鹽山全是一些人為了討皇帝的歡心而蓄意編造的謊言。

　　大概不到一個月，葉永盛再次上疏。這次他舉起了朱元璋的《大明律》。葉永盛認為高時夏等人之所以盯上兩浙鹽場，其目的就在于鹽走私。因此，他查閱了《大明律》，先後將法律條文給萬歷皇帝看，像什麼杖一百、徙三百里等等。並再次聲明：兩浙即使“化土為金”也斷不會有30萬兩白銀的余鹽。

　　其後，葉永盛靜待了三個多月，但皇帝的回饋還沒有來。葉永盛再次在二月底三月初上了第三道奏疏，對萬歷十九年（1591年）到萬歷二十八年（1600年）春為止的九年零一季的鹽引總額進行了統計，一共是322.5979萬引，共欠國家和商家99.1557萬引。說道：如果真的余鹽堆積如山，為了政績、為了還債我能不賣嗎？如今因為兩浙鹽場貧瘠、海水衝決、逃戶嚴重等原因，實在是難以滿足國家的要求。現在為了湊足這個錢數我已經竭盡所能了，只能有1.6萬兩，太監讓我交2.6萬兩，我實在是辦不到，絕對辦不到。萬歲，您想讓國庫充盈的想法我理解，但是您不要忘記，國庫增加1萬兩那麼供給九邊的就少1萬兩呀，長此以往，九邊該怎麼辦？

　　兩個月後，葉永盛經歷了高興與絕望的兩重天。起初萬歷皇帝要求查兩浙余鹽是否真的沒有，結果真的沒有。但後來，萬歷又要求按照原計劃攤派給兩浙15萬兩，葉永盛再次上書，他說：按照《大明會典》的規定，我們兩浙年鹽稅稅收為14萬兩，如今加派余鹽15萬兩，那就等于我們把給國庫的14萬兩都給了陛下您的小金庫內帑。那麼九邊怎麼辦？如今九邊危急您不可不察呀。臣還聽說，您對兩淮、河東等鹽場可不一樣。兩淮鹽場每年鹽稅60萬，您要求增派給內帑12萬，增派與原額相比為五分之一；河東年鹽稅為19.8萬兩，增派給內帑不到3萬兩，增派與原額相比為六分之一。可兩浙呢？卻是1.2倍，比兩淮、河東重了6倍多。此消息一出，灶戶紛紛逃亡，商人預見兩浙不會再有商賣的鹽，所以都不買鹽了。如今的兩浙真是一片衰敗景象呀。如果皇上真的要增派，那我也沒辦法，那就公平些吧，按照兩淮、河東的比例，給我們最多增派2.8萬兩吧。

　　上第四道奏疏後不到一個月，五月二十四日葉永盛上了第五道疏。與此同時，浙江巡撫也上疏說浙江的鹽稅增加兩萬就已夠多了，為了保證民生，應該按季度分批次交給宦官們主管的內帑。葉永盛這第五道奏疏，基本上屬于膽戰心驚的自我表白。因為，三個月前兩浙鹽場的1.6萬兩白銀已經送入內帑之中，可萬歷沒有任何回音，也沒有簽收的憑據，葉永盛認為肯定是萬歷生氣了，嫌銀子少，或者內官私吞了。

　　最終，萬歷皇帝下旨：高時夏以前的奏鹽是胡說八道，兩浙確實無余鹽。但既然我下了旨就不能白下，你們多想些辦法給我湊夠2.6萬兩，分夏秋兩季交給內帑。

　　因為鹽的利潤極大，通常凈利潤都在200%以上，因此，引得萬千權貴競折腰。首先進行搜刮的就是皇帝，正如上文所說。其次就是各方權貴。這種事情在明朝中前期就出現過，但因為朱元璋父子時代，法律比較嚴苛、對宦官的約束較為嚴格，這種現象並不多見。自成化年間開始，宦官巧取豪奪的案例越來越多。

　　本來皇室、王府、官員等政府已經給了相應的食鹽配給。但自成化三年（1467年）德王討鹽100引嘗到甜頭後，又于十七年（1481年）再次奏討1000引。成化年間，各藩王討鹽的數量一般在1000引左右。即使只按照小引制度，1000引鹽也是20萬斤，顯然這麼多鹽是吃不了的。那麼多出來的幹什麼？私賣。

　　隨著私賣現象越來越普遍，到了弘治年間，藩王們討要的數量則十幾倍、幾十倍地增加。弘治四年（1491年）興王奏討1萬引，兩年後將紀錄大規模刷新的人是靖王，他一下子就要了10萬引。其後的弘治皇帝是明君，對這種現象進行了或明或暗的制止。從此以後，再次恢復到了千引時代。

　　自成化三年（1467年）太監也開始進入私鹽運輸領域，到了成化十四年（1478年）南京的留守宦官覃力朋販私鹽達到了10萬引，得銀500多兩，甚至武裝走私。一次，甚至毆打巡檢典史，打死稅務官員一名。雖然有剛正廉潔的宦官汪直出面將覃力朋抓捕問罪，刑部也以販私鹽和拒捕之罪判了死刑，但在皇帝的過問下沒有被處死。自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宋玉偷賣長蘆鹽于兩淮處10萬引開始，太監們則公開進入了賣私鹽的隊伍。

　　成化年間，唯一被處罰的太監就是熊保。因為這小子打死了人，不知道被害者是什麼背景，最終驚動了東廠太監，熊保被發配到“南海子”做了“海戶”。成化年間太監因為賣私鹽打死了人還會受到處罰，但到了萬歷年間，高寀害死了上百條人命，甚至吸食童男童女腦髓，仍然逍遙法外。

　　在藩王、太監先後販私鹽之後，文武官員、地方官紳也陸續加入私鹽隊伍。結果，國家鹽法遭到破壞，最終不得不進行改革。

　　不斷改革下的真實：從明代七位百姓的悲慘命運說起

　　一切都是為了鹽

　　在山東濰坊，有一個姓丁的人家，有四個兒子：丁一、丁二、丁三、丁四。因為務農艱難且沒有辦法交足稅款，兄弟四個個個犯愁。最終，丁一、丁二、丁三商量好準備賣私鹽。丁四年齡小，留在家照顧父母。丁一先找到了一個認識的灶丁于某，于某也因為灶戶的生活非常艱苦、社會地位又低，早有逃戶的想法。

　　于某找了兩個好朋友，一個負責鹽的搬運、一個負責外聯購買生活用品。丁氏三兄弟，丁一負責觀察巡檢軍隊動向，丁二負責尋找交通工具和買家，丁三負責接應于某三人、與他們聯係。

　　鹽場周圍每隔兩三里就有一處駐軍，雖然人數不多只有三十個人，但他們經常巡視，只要發現有人形跡可疑一嚷一叫其他營的官兵就會迅速趕來。于某的一個朋友不慎被抓住了，以夾帶私鹽出場之罪被絞死，他的上司百夫長也因為監管不善被杖一百。

　　其他五個人一看沒有辦法，只好趕著馬車逃離了鹽場，馬車上裝著一千斤食鹽，按照市價不過三兩銀子而已。官兵追來，丁三為了保護大家，仗著一身武藝跳下馬車與官兵對打，最終被捕。盜鹽還拒捕，丁三也被殺。最終馬車也跑壞了，四個人每人背著一袋食鹽逃走。

　　第二天，四人覺得危險已過，這才松了一口氣，雇了一艘小船前往他鄉。不想船行了沒多遠，就碰到了收稅站。因為沒有鹽引，四人都被拖到岸上各打了五十軍棍，四袋食鹽全沒收。收稅站派衙役準備將四人押回鹽場，于某的朋友在船上突然發力，將收稅站的衙差打下了船，四人四處逃竄。無奈，于某的這位朋友因為受了傷在逃到一戶農家之後，被農家發覺有問題送了官，被斬了。

　　丁一走散之後，來到北京城，身無分文。正巧宮中招閹人，丁一便去宮里做了太監。

　　于某則在逃亡中，入贅當地之家。結果被官府發現，以“脫籍”之罪發回原地，又發現他盜鹽，最終被斬。

　　丁二則逃到海上當了海盜，在一次搶劫中被打死。

　　唯有留在家中的丁四性命稍長，娶妻生子。但在一次水災中，兒子被大水衝走生死不明，妻子則被水災之後的瘟疫奪去了性命。丁四茍延殘喘又過了八年，35歲那一年遇大旱，被餓死在家中。不過，臨死前他聽說了一件令他興奮的事兒，他那被大水衝走的兒子沒有死，在城里的一個大戶人家做仆人。被衝走的那一年孩子5歲，如今已經13歲了。丁四在微笑中逝去。

　　不要以為上面的故事是純粹的瞎編亂造，這是有歷史根據的。明代中後期，普通百姓其實就生活在這樣的境況中。

　　明代中後期朱元璋鹽政體制失敗，各種鹽業改革措施紛紛出籠。然而，無論怎麼改革，百姓的命運仍然是悲苦的，為了幾兩銀子就會鋌而走險，從而不斷上演人間慘劇。

　　朱元璋的鹽政體係是鹽業走私的根源，中後期的各種修修補補式的改革，根本解決不了鹽業走私的問題。那麼，有明一代鹽業的改革歷程怎樣？

　　明初，鹽的運銷分為兩大係統，引鹽係統、票鹽係統，它們都有官鹽、商鹽（客鹽）之分。引的含義就是憑證，引目由工部進行制版（銅質），宦官掌握出入，戶部蓋章後發給鹽運司。因為明初戰爭仍在繼續，所以，朱元璋便借助商人之手施行開中制。由商人運糧到邊關各鎮，邊關驗收糧食後，由倉管糧郎中發給勘合證明，拿到鹽運司進行比對照磨後發給鹽引，商人按照鹽引領取食鹽進行批驗後，按照指定銷售地區銷售食鹽。

　　鹽引分為大引和小引，一般規定是400斤、200斤，但由于各地度量衡較為混亂，直到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才統一為200斤，但隨後又改為400，不久又改為200斤。但到了明末，各地標準又開始不一樣，200斤、300斤、400斤都有。

　　開中制雖然給明代邊關穩定、國家稅收帶來了好處，然而，由于運糧到邊關路途遙遠、花費巨大，許多商人無法涉足。只有那些距離邊關較近省份的商人獲得了大利，例如陜晉兩地的商人。陜商在是開中制最大的受益者，因此對它也最支持。

　　直到嘉靖十六年（1537年）這種狀況才出現了轉機。這一年，巡按浙江禦史李遂建議，因為商人在崇山峻嶺間運糧實在辛苦，請兩浙的黃岩、長亭、杜瀆三場的鹽商不必再運糧，而是到收稅所按照每百斤稅銀二分的稅率繳稅，然後去幹白水溪、清溪鎮、寧海縣三地領取票據。

　　李遂又建議，不僅商人可以買賣鹽，灶戶、軍戶、民戶也都可以買賣。盡管票鹽施行地區僅限山區，但因為免去了運糧這道煩瑣的環節，各地方政府開始紛紛效倣。最終，兩淮鹽場也開始施行，由此開中制徹底崩盤。

　　隆慶二年（1568年），總理江北等處的屯鹽督禦史龐尚鵬開始改革鹽務。他上奏朝廷：

　　國初本來是沒有邊商內商的區分的，如今居于邊疆等待鹽引的邊商都不願、也難以再跑到南方鹽場去等候支取鹽，所以，就把鹽引賣給專門守候在鹽場等待取鹽的內商。內商呢？又很難去邊疆辦理鹽引，所以他們也就樂于買鹽引。一個專門負責辦理鹽引，一個專門等候取鹽。

　　國初鹽法治理得很好，鹽的流通非常順暢，可以速買速賣，國家和商人都可以得利。如今鹽法不行，內商手中攥著大把大把的鹽引卻不能取鹽，所以都不願意買鹽引。這是他們的原因嗎？不是，是形勢逼得他們不敢買。為了生計他們便減價賣掉鹽引，這樣連鎖反應，邊商手中的鹽引也就賣不出去了，結果邊商辦理鹽引也不積極了。

　　其後，邊商為了改變于自身不利的局面，因為他們運糧到邊關的投入需要及早收回，因此急于賣掉鹽引。而內商卻沒有這方面的衝動，可以慢慢地討價還價。為了制衡內商，邊商又建議開發河鹽。結果，邊商、內商發生激烈衝突。

　　龐尚鵬對此進行了居中調解，對于這種違反朱元璋時代“開中納糧支鹽法”的內商、邊商情況，他並沒有反對，還為此規定了三種取鹽賣鹽憑證的價格。

　　到司勘合的票據，淮南鹽定價0.7兩，淮北定價0.6兩；起紙關引的票據，淮南鹽定價0.8兩，淮北定價0.7兩；鹽引票據，淮南鹽定價0.9兩，淮北定價0.8兩。

　　由此，陜商沒落，晉商成為商幫龍頭，徽商則成為後起之秀。不過，陜商在兩淮、兩浙、長蘆等鹽場失敗後，轉向了四川井鹽，從而保留了在鹽業的一席之地，並最終在清朝成為四川、雲南等地的主體鹽商。

　　龐尚鵬改革後不過三四十年，商人久候無鹽的情況再次廣泛出現。為此，萬歷四十五年（1617年）朝廷接受袁世振的建議，施行“綱法”，將各商所領鹽引分成十綱，編成綱冊，每年以一綱行積引(即憑積存的舊引支鹽運銷)，另外九綱用新引(即由商人直接向鹽戶收購運銷)。

　　從此官不收鹽，收買遠銷權都歸于商，並可世襲。至此，明代鹽業大型改革完畢，綱法一直運行到明末。然而，即使能臣廉吏們嘔心瀝血地去修修補補，但最終仍然擺脫不了鹽業混亂的歷史宿命，從而發生搶鹽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