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人為了茶葉而打仗
美國獨立戰爭打響造反第一槍的就是“茶葉黨”黨徒。1775年4月18日英軍在波士頓開始鎮壓,“茶葉黨”領導人之一保羅?里維爾,在晚上10點騎馬狂奔向各地報信,高呼:“紅衣英軍來了,紅衣英軍來了!”。為此,他被稱為“午夜騎士”。
1773年,為了抗議英國國王喬治三世徵收巨額茶稅(每磅三便士),波士頓人假扮荷蘭人將英國的三艘運茶船佔領,最後將342箱茶葉倒入海中。這就是著名的“茶葉黨”的由來,同時也是美國人造反的開始。而到了2009年,美國人為了反對奧巴馬的房屋救濟貸款政策,由國家廣播公司電視節目主持人桑特利倡議成立了“新茶葉黨”。2012年美國大選中誰能夠獲得勝利,“新茶葉黨”的支持與否竟然成了決定性力量,茶黨女領袖米歇爾?巴克曼甚至成為共和黨內總統候選人預選最拉風的人選。
茶葉自漢代開始便進入人們的生活,到了明代,飲茶方式、茶類更加豐富。在明代以前,人們一般喝團茶。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朱元璋下令廢團茶興散茶。花茶、烏龍茶也在明代出現,從而形成了今日綠茶、紅茶、花茶、烏龍茶、普洱茶等類型。
茶葉在15世紀末16世紀初傳入葡萄牙,由此開始了歐洲人喝茶的歷史。1622年因為英國凱瑟琳女王只飲紅茶而拒絕喝酒,而使得英法兩國發生了間諜案。結果,法國間諜發現,女王喝的原來是中國茶。後金、蒙古也因為茶葉多次與明朝發生戰爭。
茶葉既然可以影響國際局勢,也就可以影響國內局勢。在國內,有一條著名的交通線,名字叫做茶馬古道。
茶馬古道有兩條。一條是滇藏道,起自雲南西部洱海一代的產茶區,經麗江、中甸、德欽、芒康、察雅到昌都、衛藏。另一條是川藏道,自雅安一帶的產茶區進入康定後分為兩條:北線從康定向北,經過道孚、爐霍、甘孜、德格、江達、昌都(川藏公路北線),進入衛藏地區;南線則從康定向南,經雅江、理塘、巴塘、芒康、左貢、昌都(川藏公路南線),進入衛藏地區。
除了兩條主幹線外,還有若幹支線,例如“唐藏古道”(今天的青藏線)等。茶馬古道促進了漢藏交流,加深了兩個民族的兄弟情誼。例如一首山歌唱道:山上住的是藏人,山下住的是漢人;雖然住處各是各的,但每天生活在一起。
在貿易過程中,為了解決茶的運輸問題,也實行了“招商中茶”制度。
當然,招商運輸茶葉的這種形式只是作為附屬現象出現。這些茶或者給予鹽引等其他商品售賣權,或者有一部可以允許在茶馬貿易中進行售賣。
對于貿易的另一方——西北藏民,朱元璋要求:三千戶每三戶出馬一匹,四千戶則每四戶出馬一匹。馬匹的進貢與賞賜同時進行,由政府定價,物物交易。在邊貿市場,無論是交易物品的種類、數量,還是交易時間、地點,乃至進行交易的對象都由明政府規定。
明初茶馬貿易的規模,我們可以從洪武四年(1371年)戶部的上書中略窺一二:陜西諸縣茶園45頃,茶樹86萬株。四川238萬株。規定茶稅十取一。無主茶園命令軍士進行種植,茶稅十取其八。由此,茶稅所得為陜西2.6萬斤,四川100萬斤。
第二年,朱元璋在秦州(後改為西寧茶馬司)、河州、洮州設置了茶馬司,專門負責茶馬貿易。茶馬司設有司令、司丞各一人。洪武十五年(1382年)改設大使、副使各一人,大使為正九品、副使為從九品。與此同時,又建立茶課司進行茶葉徵收。再設批驗所對茶引(通常每個茶引可以販茶100斤,課稅數百錢)、茶由(販茶不足一引的稱為畸零,茶由就是販賣零星茶的執照)的真假進行鑒別。
最終,朱元璋設計出了“金牌信符”,金牌居中上寫“皇帝聖旨”,該行字的下左方寫著“合當差發”,下右方寫著“不信者死”,最下邊為“下號金牌降諸番,上號藏內府以為契,三歲一遣官合符”。朱元璋還規定:只有見到持金牌信符的政府官員才可以與之進行茶馬貿易,無者則以私茶販賣論處。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朱元璋命曹國公李景隆到西涼、西寧等西北邊境頒發了41面金牌銅符,強行要求少數民族納馬。為了防止走私茶葉,朱元璋每月都派遣官員奔赴陜西、四川等地進行巡察。
私茶的判定以無茶由、茶引,或茶引、茶由與貨物不符為標準。對販私茶者的懲罰比對販私鹽的處罰要重,“私茶出境者斬”,對于邊境守將也是死罪。對于販私茶的規定,大概到了景泰年間開始放寬。成化以後,商人漸漸可以販茶。特別是到了弘治年間,招商中茶之後,茶商可以運最多3000斤茶(30引),其中1200斤交給官方,余茶可以進行販賣。
對私販鹽茶的處罰盡管很相似,但二者又有區別。販私鹽的主要懲處對象是明朝的官吏和漢人私鹽販賣者。對一部分少數民族地區的同胞,因為生活所需而私販少量的茶葉,不給予處罰。即使如此,處罰也是非常嚴厲的,死罪必不可少。但即使如此也抵擋不住販賣私茶所帶來的巨額利潤的誘惑。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朱元璋的本意是將茶葉作為控制工具而不是商品,所以,採用的方式是壓低馬價抬高茶價。顯而易見,這會使少數民族地區吃虧。
這種情況不可能長期存在。因此,茶馬的比價起伏非常大。最終,洪武十六年(1383年)八月,兵部提議:河州茶馬上馬每匹給茶40斤、中馬30斤,下馬20斤。這種低廉的馬價,顯然不符合馬的實際價值,因此,馬價一路上漲。四年後的洪武二十年(1387年)六月,馬價已經到了962斤一匹。兩年以後,繼續上漲到1800斤左右一匹。永樂七年也達到了1186斤左右一匹。
顯而易見,40斤對1800斤這種中央與地方馬價的差別是如此懸殊。最終,政府將比價調整為上馬一匹120斤,中馬70斤,駒馬50斤。與此同時,大力實行茶禁,以期茶禁之後茶價能夠上揚。其後,果然茶葉價格上揚,宣德十年,84斤左右一匹;正統十二年43斤一匹;正德三年87斤一匹。如果折銀的話,弘治前每斤茶折銀0.02兩左右,弘治朝則上升到0.05兩。
對于每日一變的兌換數字,許多人都為之發愁。有的人是為了自己的私利,有的人則是為了國家利益。楊一清這位明朝的治世能臣,在弘治年間就曾為此做過算術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