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平等的世界 

　　氣候變化的後果被不平等地分攤在全球各個區域，現在看來，最大的肇事者反倒承擔著最輕微的後果，並且還極有可能從目前的情形中漁利。反過來，那些至今對導致全球變暖的二氧化碳排放未嘗有任何責任的國家，卻遭到了最大的打擊。在發達國家，人均二氧化碳年排放量是12.6噸，而在最貧窮的國家，人均年排放量只有0.9噸。雖然正處于經濟發展階段的國家在環境污染方面正迅猛直追，有增無減，全世界近一半的排放量卻仍要算在發達國家的賬上。季風氣候變得不規律，受影響的首先是東南亞國家，洪澇災害殃及的首先是居住在河流三角洲的居民，例如孟加拉和印度。而海平面的升高對小島國的打擊最大，例如太平洋無數的島嶼，其次是海拔不高的摩加迪沙、威尼斯和新奧爾良。相比較之下，對于荷蘭這樣的富裕國家，加固堤岸的工作要輕松一些，在經歷了風暴襲擊之後，在堪薩斯重新造林要比在印度喀拉拉邦要容易得多。

　　而當整個民族失去生存的基礎——像由于氣候的變化，像圖瓦盧這樣的島國遭到海水淹沒，因紐特人賴以生存的土地也逐漸消失時，這種相對而言的不公平就演變成了絕對的不公平。圖瓦盧政府為自己的國民申請避難澳大利亞和新西蘭，而因紐特人在人權組織的協助下，正在進行一場針對美國的起訴，控告美國是溫室氣體排放的最大元兇。

　　目前還沒有任何前景有望解決國際間的不平等，國際環境法尚在起草階段，至今既不具備約束力又不具備責任。用以制裁那些違背可持續發展和環境保護原則的行為的國際法庭也沒有建立起來。要達成阻止溫室氣體進一步排放的具有約束力的國際措施，需要就各種條約、協議進行復雜的談判和磋商，而最大的問題在于，這些措施預先考慮的往往是簽署條約國家的自律——這反過來就意味著，只要一個國家違約，條約就很難或根本無法簽署成功。此外，有些國家根本不願同意那些影響其經濟發展的責任條款，就像美國和澳大利亞在簽署京都議定書過程中所表現的那樣。

　　因此，未來急需的是一個國際環境組織，而組建這個組織的最大關鍵是建立起一個國際環境法庭——但是，等到這些初具雛形，恐怕全球溫度已經升高好幾度了。

　　各地區所分擔的由氣候變化導致的後果的不均衡，所受打擊程度的不同，以及抗打擊能力的不同，這一切不僅說明，生活是多麼不公平——而且，它們還隱含了潛在的矛盾危機，比如復雜的人權問題，比如由于氣候變暖和洪災造成的生存空間已受到危及的島嶼和北極居民實際遭受的損失。不公平還不僅表現在國與國之間截然不同的因果關聯，而且表現在幾代人所遭受的由氣候變化造成的不同打擊，潛在的衝突將在各個方面爆發。

　　在上世紀50年代，發達國家的溫室氣體排放直線上升——由此引起的後果直到現在才被認識到，而期間已經過去了五十年。可是氣候演變的原因不僅早在幾十年前就發生了，而且，在此後的時間，問題不斷升級，並且和新工業化國家的迅猛現代化相融為一體，形成全球化的局面。這是一條不歸路，很難回頭，在一片紛爭之中，就連將排放量限制在現有水準的要求也顯得是一種遙不可及的理想。

　　而即便人們可以達到這些要求，還要面對一個問題：氣候變化的結果是滯後出現的。遺憾的是，現在和未來的人們與造成這些氣候變化的人們有半個世紀的時間差，即使從今天開始，我們不再開車、開飛機，關閉所有的工廠，氣候變化的惡果還是不可遏止。因此，要阻止目前氣候演變的發展進程，這可不是一件讓人非常有積極性的事情。

　　由于氣候演變在各個國家造成的損失全然不同，在全球范圍內，各國之間出現了不少由于這種不公平導致的爭端。雖然國際上，比如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和全球環境基金（GEF），為了加強應對氣候變化的能力而採取了很多措施，但是是否達到成效，令人懷疑。尤其叫人沮喪和絕望的是，現在和未來的人們必須克服前人遺留下來的難題，而且，惡果已然發作，而前景依舊茫然。

　　更何況，現在人們已經採取和正在採取的措施要在很遠的未來才能見到成效，它們極不具備可靠性——而另一方面，人們所棲居的這個世界，環境已經開始發生改變。人們的行為和行為後果之間的時間差長達數代人，那麼人們不禁要問，有沒有可能採取一種讓人可以立即見到效果的行動，並且使人在世時便由此獲益？

　　將這個問題說得再復雜一些，就是：雖然氣候演變造成的後果有一部分已經清晰可見，但是，諸如炎熱、風暴和強降雨這類極端的氣候現象，它們的影響只是在科學論斷的范疇內獲得新的意義。人們不再會說：“老天真是瘋了！”而只是說：“氣候變了。”對于氣候演變，人們所有的知識都來自于科學研究和模型，而那些由于極地冰層消融而喪失生存基礎的人們，除了具體的體驗外，還具備更深層的理解。他們知道自己所經歷的只屬于少數經驗，而且都是極端情況，與諸如中歐國家這樣地區的情況大相徑庭，他們的經驗暫時都只是被當做異類的經驗罷了。

　　而對其他人而言，即將來臨的災難主要只在實驗模型中顯現，這一點對他們意義重大。因為從心理學的角度來講，人們這樣就很難有積極性來改變自身行為或者放棄至今為止的生活方式和利益。這種情況即使在西方發達國家也一樣，盡管四分之一世紀以來，這些國家的富裕程度和教育水準已經使得人們能夠奢侈地將自己的注意力分給環境問題。但是各國的不同步發展，尤其是非西方國家在經濟方面奮起直追的現代化進程，極大阻撓了人們亟待發展的環境意識和對解決環境難題策略的進一步研究。

　　關于公正的論斷看法在接受和容忍非西方國家經濟追趕的問題上左右為難：早期工業化國家由于技術和經濟上的現代化而實現了高生活水準，取得了當今和未來的優勢，人們沒有理由阻止正在發展中的國家也同樣完成這個現代化過程。人們在此也許會問，公正是否就意味著人人均有機會摧毀人類長遠生存的根基呢？但這並非是現在所討論問題的關鍵，我們現在所討論的是，那些圍繞公正主題的疑問和論斷，在對有關氣候變化產生後果的研究中非常重要，而且在未來將會更加具有爭議性。因為今天，我們就已經很清楚地看到，那些從進一步惡化的溫室氣體排放中獲得利益的人打著公正的旗號，目的是在現實當中不受阻撓地實現他們對現代化的不合時宜的見解；而那些喪失了生存機遇的人們則對這種公正提出抗議，他們試圖尋找一處落腳，即使不能在希望的地方生活，至少能有一處安身。

　　簡而言之，目前正在亞洲地區如火如荼的工業現代化進程，使我們可以預見到：在不遠的將來，在飛速的現代化過程中，一種以資源和生存機遇為原則的理性將會建立起來，而隨著同時形成的公正反差使這種理性又有可能遭到毀滅。此外，不公平和不同步的現象在社會和民主理論方面也具有極大的影響，因為：幾代人之間的不公正對于政治主體的人意味著什麼？意味著以匹夫之力改變世界的那種感覺嗎？意味著對于可能的改變我們還能有多豐富的想象？在這樣的情形下，不能致力于解決民間疾苦的政治還叫什麼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