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漢晉春秋》對後世的深遠影響

　　綜上所述，不難發現《漢晉春秋》的確是一本奇書。而其奇妙之處，從它對後世的影響更可以看出。清顧炎武有言：“正統之論，始于習鑿齒，不過帝漢而偽魏、吳二國耳。”（《日知錄》卷七《年號當從實》）饒宗頤先生雖以為其說“未諦”而主張上溯，但他在歷數歷代正統論之爭後也說：“自習鑿齒改撰《三國志》為《漢春秋》，對後代影響至大。”（《中國史學上之正統論·通論十一》）我以為，其深遠影響主要表現在以下兩方面：

　　首先，《漢晉春秋》開啟了中國史學史上的正統之爭，並深刻地影響了後世的史學創作。

　　自漢儒創為正閏之說並提出正統概念，到習鑿齒著《漢晉春秋》以晉承漢，歷東晉南北朝至隋唐，雖有史家著述各以南、北為正統之別，如南人涉及三國時期多以蜀漢為正統，而北魏張始均嘗改陳壽《魏志》為編年體，後魏梁祚改撰《三國志》為《魏國統》，皆尊曹魏為正統，但南、北自說自話，並未引起人們的特別關注。而自劉知幾褒美習書，正統之論爭遂漸囂塵上，至趙宋則諸多名家巨擘參與其中。北宋時，歐陽修為探討五代統緒而興正統之論，于三國不黜魏、五代不黜梁；其賓客章望之著《明統論》以辨之，以為“永叔之進魏，特獎其能篡也”。蘇軾力挺歐公，著《後正統論》與章氏辨論；王安石則斥蘇軾為“邪憸之人臣，……其論都無理”，顯見又支持章氏（見《中國史學上之正統論》之《資料一·宋章望之<明統論>》及《通論·宋之正統論》）。司馬光編集《資治通鑒》，雖將蜀正名為漢或蜀漢，改稱蜀二主為漢主，但在大體上仍帝魏主蜀、吳，即實際上以正統予魏；而負責執筆三國至隋部分的副手、時負重名的劉恕，與司馬光意見相左，嘗與之往還論難，“恕嘗以蜀比東晉，擬紹正統，與光力爭而不從。”（《四庫提要·通鑒問疑》）與司馬光同時常住洛陽的理學創立者程頤，在答門人問“三國之興，孰為正”時明確表示：“蜀之君臣，志在興復漢室，正也。”（《河南程氏粹言》卷第二《聖賢篇》）如前所述，王安石更一再表達了對重修三國史的願望，清俞樾在其《茶香室四鈔》中曾就此提問說：“按《三國志》已有成書，荊公欲使東坡為之，不知何意。豈荊公已有帝蜀之見乎？”我以為，以荊公附和章望之觀之，其有帝蜀之見，應非臆測。這里可舉荊公《諸葛武侯》詩為證，詩雲：“漢日落西南，中原一星黃。群盜伺昏黑，聯翩各飛揚。武侯當此時，龍臥獨摧藏。掉頭梁甫吟，羞與眾爭光。邂逅得所從，幅巾起南陽。崎嶇巴漢間，屢以弱攻強。暉暉若長庚，孤出照一方。勢欲起六龍，東回出扶桑。惜哉淪中路，怨者為悲傷。豎子祖余策，猶能走強梁。”詩寫得很直白，其帝蜀之意，躍然紙上。故北宋時雖天下一統，太祖得天下亦以禪受為名，由于尊劉抑曹、以蜀漢為主體的三國文化已深植于社會大眾的土壤之中，學者有帝蜀之見，也是情理中事。這一點我在下面還要談到。

　　逮至宋室南渡，時移世易，帝蜀偽魏之聲方熾。名家如張栻撰《經世紀年》，朱熹修《通鑒綱目》，皆直以昭烈上繼獻帝為漢，而附魏、吳于其下。張氏《經世紀年序》雲：“漢獻之末，曹丕雖稱帝，而昭烈以正義立于蜀，不改漢號，則漢統烏得為絕？故獻帝之後，即係昭烈年號，書曰‘蜀漢’。”（《張栻集》卷十四）朱熹談《綱目》，則有以下問對：“問《綱目》主意。曰：‘主在正統。’問何以主在正統？曰：‘三國當以蜀漢為正。而溫公乃雲：某年某月，諸葛亮入寇，是冠履倒置，何以示訓？緣此遂欲起意成書。’”（《朱子語類》卷一百五《通鑒綱目》）陳亮《三國紀年序》亦論曰：“先主諸臣惓惓漢事之心，庸可沒乎！魏氏之代漢也，得其幾而不以其道，變之大者也。孫氏倔強江左，自為一時之雄，于是乎魏不足以正天下矣。陳壽之《志》何取焉！” （《陳亮集》卷十二）其所擬論讚，首列“漢昭烈皇帝”。自此以降，歷元、明、清三代，以蜀漢為正統改修《三國志》者代不乏人，其中影響較著且現在尚可覓得的，如宋蕭常《續後漢書》，元郝經《續後漢書》、趙居正《蜀漢本末》，明謝陛《季漢書》，清王復禮《季漢五志》、章陶《季漢書》、趙作羹《季漢紀》，以及未能傳世的宋李杞改修《三國志》、翁再《蜀漢書》、鄭雄飛《蜀漢書》，元張樞《續後漢書》、王希聖《續漢春秋》，明吳尚儉《續後漢書》，清湯成烈《季漢書》，等等，朱紫雜陳，不一而足。而正統之論爭亦風生水起，眾多史評史論史纂史鈔文字，如宋胡寅《讀史管見》、王應麟《困學紀聞·考史》、鄭思肖《心史·古今正統大論》，元胡一桂《十七史纂古今通要》、陶宗儀《南村輟耕錄·正統辨》，明方孝孺《釋統》及《後正統論》、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史學佔畢》、朱明鎬《史糾》，以及清吳乘權等《綱鑒易知錄》、乾隆《禦批歷代通鑒輯覽》之屬，皆以正統予蜀漢，林林總總，蔚為大觀，把一個蜀漢正統炒得熱火朝天，帝蜀偽魏幾乎呈一邊倒之勢。

　　總的看，劉知幾以降至清末千餘年間，在傳統的王朝政治倫理和儒家文化語境中，盡管有大家如歐陽修、司馬光在三國正統攸歸問題上本陳壽說，而大多數學者還是選擇了帝蜀漢而僭曹魏。何以如此？明葉向高為謝陛撰《季漢書敘》，可以說為這一歷史現象作了很好的詮釋。其論曰：

　　漢魏之際，世運一大變也。蓋自漢而前，得天下者，有徵誅而無篡弒；間有篡弒，亦名之曰篡弒耳。至魏氏父子幽縶其君，戕其君後，而奪之位，乃自詭于禪讓，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歷五季、唐、宋，凡竊國之盜，皆祖其術。以唐、虞聖帝揖遜之盛舉，為亂臣賊子攘奪之先資，恬然相襲，不知怪也。故夫漢以上篡臣少，以其跡顯，而其勢有難以徑遂；漢以下篡臣多，以其機秘，而其辭有可以諱避。此操、丕之逆為千古之魁首也。而陳氏徒以魏、晉相承之故，乃使其正帝號，承漢統，偃然得附于神明之祚。而涑水復以其私，伸魏而抑漢，史家謬戾，至此極矣！襄陽、紫陽，先後矯正，于是魏氏父子詘，而所謂漢統、帝號、神明之祚者，舉而歸之中山之帝裔、偏安一再傳之蜀，而世共稱快也。

　　由此亦可見《漢晉春秋》之深遠影響。

　　事實鑿鑿無疑：後世史家之論蜀漢正統，皆本習鑿齒《漢晉春秋》。王應麟嘗言：“三國鼎峙，司馬公《通鑒》以魏為正統，本陳壽；朱子《綱目》以蜀漢為正統，本習鑿齒。”（《困學紀聞》卷十三《考史》）清彭孫貽則讚曰：“習鑿齒《漢晉春秋》，以蜀繼漢，以晉承之，削去魏統，以著篡代之實。謂晉承漢、非承魏，宋儒尊昭烈而黜曹丕，此論開乎鑿齒，可謂萬古卓識。”（《茗香堂史論》卷一《晉書》）信哉斯言！

　　這里還有一個問題需要補充辨明，即以朱彝尊、錢大昕、王鳴盛、章學誠等名家為代表的少數清儒為陳壽辯護，將陳、習二人生活的兩晉分別類比于兩宋，因而才有帝魏、帝蜀之別，故知人“當論其世，未可以一格繩也”，提出了一個所謂處境說。這顯然不能令人信服。如上述北宋諸儒之間的論難，對兩宋諸儒各各一概而論，是不能成立的；處境之說，也經不起認真推敲。饒宗頤先生在《中國史學史上之正統論·通論·結語》中論曰：

　　自漢以來，史家致力于正統問題之探討，表面觀之，似是重床疊屋，細察則精義紛披，理而董之，正可窺見中國史學精神之所在。正統理論之精髓，在于闡釋如何始可以承統，又如何方可謂之“正”之真理。持此論者，皆凜然有不可侵犯之態度。……

　　章學誠《文德篇》主張：“論古必恕。”謂作史者須為古人設身處地。（《文史通義·內篇》）然史家之尚論史事，貴能據德以衡史，決不可循史以遷德。史家眼中對于帝王（統治者）僅視作歷史人物看待，其是非得失，均得加以衡量評判。記述史事而無是非之辨，則何貴乎有史？……實齋之說，婉而未當。

　　該書《資料三·清黃中堅擬更季漢書昭烈皇帝本紀識語》的饒氏按語，更有精辟的駁論，是我所見到的對清儒造作處境說最有力的駁論，以文長，不具引。退而言之，設若處境說可以成立，那麼錢氏所主張“史者所以傳信後世也，何私尊之有！”“史家以不虛美、不隱惡為良，美惡不掩，各從其實”；（《廿二史考異·序》）王氏所倡言“作史者之所記錄，讀史者之所考核，總期于能得其實焉而已矣，此外又何多求邪”；（《十七史商榷·序》）章氏所強調“史所貴者，義也”，（《文史通義·史德》）等等，豈不都成了徒托空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