壯年以史逆今
劉瓊
《瞻對》 阿來著
四川文藝出版社
作家阿來或將憑借《瞻對》而不是《塵埃落定》或《空山》流傳後世，盡管今天人們還不能完全認識《瞻對》的價值。
《瞻對》是阿來生理的壯年之作，也是精神的壯年之作。寫作的使命和寫作的路徑十分清晰，深沉的歷史反思衝在臺前，臺後是強大的現實指向性。被反思現實和還原歷史的使命催趕，阿來用學者的嚴謹和政治家的眼光，對瞻對這一彈丸之地上吵吵鬧鬧的兩百年歷史進行細密的爬梳和戲劇性的講述，生成一個歷史和現實對話的空間。瞻對，夾壩，鐵疙瘩，這些拗口陌生的音詞，經過作家的轉譯、注疏，枝節橫生、深邃多義的歷史人物、歷史事件和歷史規律從歷史的迷霧中似乎撥雲見日。以史逆今，借史明理，是《瞻對》的寫作起點。
近年來，以藏民族、藏區為題材或原型的作品，往往不是隔靴搔癢、水中看月，就是深陷素材之累，缺乏文學重構和哲學把控。倒是民國時期陳渠珍的《艽野塵夢》和日本和尚河口慧海的《一�慐㵽~前西藏獨行記》這類“史志+親歷”書籍，性情、識見和史料一個不落。基本以編年史為體例的《瞻對》，識見和史料有明顯的優勢。作品也力圖彌補“無親歷”之憾，在對歷史進行鉤沉和敘寫的同時，每個章節都宕開幾筆，補充一定量的實地採訪和作家主體思考，盡力使歷史與現實的對話自然和有趣一些。這種1+1的寫法未必等于一個有張力的整體，如果能灑脫一點，應該更好。想來，是“非虛構”這個頭銜封堵了阿來更多的性靈表達。
老生不作常談
胡妍妍
《老生》 賈平凹著
人民文學出版社
故鄉種種，給賈平凹印象最深的卻是路，“路那麼地多，很瘦很白，在亂山之中如繩如索，有時你覺得那是誰在撒下了網，有時又覺得有人在扯著繩頭，正牽拽了群山走來。”鄉村的路和鄉村的人如此相似，多、瘦、雜，勒著貧窮的繩索又倔強地扯著脖子向上，隨命運踉蹌卻又有一股生的蠻力推著向前。《老生》寫出的正是這種人和歷史的直觀。
大開大闔于賈平凹不是問題，《老生》借一個出入生死的喪歌唱師之口，漫不經心地將百年中國近現代史“看淡”。四個村子的日常生活被陜北早期蘇維埃革命、“土改”、“文革”、改革開放初期的歷史所激蕩，不僅僅是打遊擊、分田地，包括假老虎事件、“非典”事件，都被他“化”了進來。形式上，以《山海經》及其釋義問答引起每段故事，“講古”和“摹寫”交替，漸漸地，故事、人物和那些名目繁多的山川草木、飛禽走獸一樣久遠起來，模糊起來。人生的來路、歷史的來路拉遠了來看，真是說不出哪里是真切哪里是放誕，哪里是平凡哪里是神異，不過是“一日遇佛一日遇魔”，一步步走過來了。老生老生，這里的“老”既有“久”的意味，是一種歷史的開闊、生命的從容，也一樣有“厭”的意味，該承認的就承認，該過去的都過去。
《老生》寫歷史“法自然”，淩空蹈虛，不作常談，卻也引發讀者對另一個“度”的擔心：不作常談的同時，如何不墜入流言，不讓歷史成為“野狐禪”？
變與不變之間
周舒藝
《蟠虺》 劉醒龍著
上海文藝出版社
從1984年發表處女作《黑蝴蝶，黑蝴蝶》算起，劉醒龍已經耕耘文學30年。在這個時間節點上推出《蟠虺》，既是總結，又預示著某種新的開始。
這部作品大膽借鑒了偵探小說的結構。圍繞著精美絕倫的青銅重器曾侯乙尊盤，多方力量展開角逐，事態的錯綜復雜如同蟠虺紋飾，作品設置了大量的懸疑和推理予以表現。選擇青銅器這一題材，是劉醒龍的自我求變，“我相信喜歡我作品的讀者會更喜歡《蟠虺》，至少他們能從這部作品中發現，那個叫劉醒龍的家夥還能寫出令人耳目一新的東西，而不是拾自己的牙慧，沒完沒了地重復可憐的三板斧。”
一個成熟的作家或許正該如此。但還不夠。一個成熟的作家必然還有著堅定的立場與價值判斷。一部《蟠虺》，關乎知識分子的人格，關乎世道和人心。小說里，學者、官員、文物大盜等各色人物形象躍然紙上，真與偽、欲望與良知、誘惑與清醒等價值觀的呈現交織其間，最終呼喚的是對欲望及利益的抵抗、對良知和真的堅守——就像小說主人公曾本之反復說的那句話“青銅重器只能與君子相伴”。事實上，“《聖天門口》的‘聖’，《天行者》的‘天’和《蟠虺》的‘虺’，都有著同一個意義，就是‘信’，信這個世界上存在一種超乎利益的價值。‘聖’是一種價值，‘天’是一種價值，而‘虺’同樣是一種價值判斷——虺五百年為蛟，蛟一千年為龍。”
故鄉還是世界
張珊珊
《耶路撒冷》 徐則臣著
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
“一部好的長篇小說應在小說的各個基本面上全方位呈現出新質”，徐則臣把這寫作的雄心灌注到《耶路撒冷》中，伏案6年，以40余萬字“正面強攻我們的時代”。
對稱的結構，穿插的專欄，徐則臣撿起先鋒派的遺產，耐心安排自己的故事和人物。奇數章標題以“花街”上的小夥伴命名：初平陽、舒袖、易長安、秦福小、楊傑，從故事兩端依次向中心排列。風暴的中心是景天賜的自殺事件，作者在各處來回描摹，經由幾個人扯痛神經的回憶，拼湊出事件可能的樣貌。播撒各處的互現、對照，經由作者的精確裝訂，不會在枝蔓里遁去了蹤跡。偶數章初平陽的專欄，隨筆、演講稿、短篇小說等，多個文體的轉換中勾勒出70後的經驗和精神狀況，不打擾主體故事的行進，在文本內部制造藝術與生活的映照。
對徐則臣來說，每寫一部小說都是要解決一個問題。他對70後的觀察和思考，終于在《耶路撒冷》中得到“一次徹底的清理”，不是要為時代和一代人代言，而是通過寫自己經驗到的人和事，努力尋找個體與時代、歷史的關連。書名“耶路撒冷”象徵著讓人心安的信仰，在書中，“到世界去”和“還鄉”這兩個行為同時發生在人們身上，但“還鄉”更多時候只是臨時停靠，收拾下記憶和鄉愁，人們還是要“到世界去”，那里才能安放理想。
追尋鄉土變遷
任飛帆
《日頭》 關仁山著
人民文學出版社
作為關仁山“中國農民命運三部曲”的收官之作，小說《日頭》以四個家族錯綜復雜的關係為線索，用魔幻加現實的手法描寫了冀東平原日頭村從“文革”到改革開放新時期幾十年的風雲變幻。整本書以天啟大鐘貫穿，鐘的際遇關乎日頭村的輝煌與災難，鐘聲作為日頭村的精神引領，既是祝福又是警示。
長年在華北平原上行走的關仁山，對土地、農村有著非同尋常的感悟。他看到了農民生活水平的顯著提高，也看到了繁榮背後的隱憂——“日頭村”的鄉村文明正在逐漸衰落。這種衰落不僅是農民失去土地、環境被破壞和資源大量消耗，更是中國鄉村傳統良性文化和倫理秩序的崩塌。如何為平衡發展找到支點，如何讓農民漂泊的心靈重回港灣，不僅是小說，更是我們現實社會要探尋的問題。古鐘象徵著的中國幾千年的傳統文化，或許會給我們精神的指引。《日頭》中的金沐灶形象，寄托的正是作者這樣的情感。金沐灶不僅揭露官商勾結，帶領村民致富，還是一位思想家，廣泛涉獵儒、釋、道、基督教的思想，甚至還提煉出依善而行的農民主體觀，“亦余心之所向兮，雖九死其猶未悔。”這種悲壯的探索，值得尊敬。
當然，小說也有不足之處，人物形象前後一致性不夠，魔幻部分有為魔幻而魔幻之嫌。但瑕不掩瑜，《日頭》對當下鄉村中國的深入思考和文學表現仍具有突破性和啟迪性。
《 人民日報 》（ 2015年01月09日 24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