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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生豪和宋清如。
今年的4月23日是莎士比亞逝世400周年，也是一年一度的世界讀書日。直到今天我們仍然可以說，人類能擁有莎士比亞，是幸運的。莎士比亞的戲劇不僅穿越了幾個世紀，而且超越了疆界，把人類的情感聯係在一起。本版今日將為大家講述兩個人的生活故事，他們與莎士比亞的“緣分”很深，一位是莎翁十四行詩的重要譯者屠岸，另一位是朱生豪先生的兒子朱尚剛。循著“盜火者”的足跡，讓我們一同重溫莎士比亞作品在譯者生命中熠熠生輝的人性之光吧。
玉 瑤
今年4月23日，是莎士比亞去世400周年的紀念日（有趣的是，這天還同時是他的生日）。這位世界級大文豪在臨終前為我們留下了37部戲劇、154首十四行詩和2首敘事長詩，四百年來一直被演繹、傳誦不絕，如同一座綿延深厚的礦脈，讓後世的人在任何一個角落，都能挖掘到屬于自己的珍寶。
國人譯莎翁，是個接力的過程，也是個找尋的過程。在“莎士比亞”這座寶山里，每個人都能找到與自己生命相關聯的那一點。有人從里面找到了譯，比如朱生豪和梁實秋；有人從里面找到了戲，比如田漢、曹禺和英若誠；有人從里面找到了詩，比如卞之琳和吳興華。最早一輩譯者紛紛故去，他們生命有限，但“盜火者”取來的光焰澤被無窮。在這個紀念日，我們走訪了兩位老先生：一位是93歲的詩人、翻譯家屠岸，他在六十年前譯出了中國第一部莎士比亞十四行詩全集，從莎翁的詩行中找到了他的繆斯；另一位是72歲的朱尚剛，他的父親朱生豪曾譯出了中國第一部莎士比亞戲劇全集，而他沿著莎翁找到了父親的蹤跡。借此機會，我們也向所有在翻譯之路上走過、走著的“盜火者”們表示致敬和感謝。
莎士比亞被奉為經典，絕非僅僅只停留在文本的意義上。天才型的戲劇，總是在誕生之初就留下了豐富的闡釋空間供後人去發揮和演繹，是一處富饒的礦脈，而不是“做戲”的淺層地表水。即使四百年後，戲劇人依然可以從當下出發，在莎翁的故事里找到個人化的經驗和情感。如“大導”林兆華，就在莎翁的劇本里發現了自己想說的話；又如曾在莎翁故鄉求學的戲劇學者沈林，則在讀劇和看戲中對莎翁的“好玩”心有靈犀——經典之所以成為經典正在于此：它是能變動不拘的千面魔方，而非“非禮勿動”的鐵面權威。
詩人屠岸：從莎士比亞里找繆斯
屠岸先生是1923年生人，今年93歲了，住在北京市和平里的一幢老式住宅樓里。最近，他剛做完白內障手術沒幾天，還在恢復當中，又趕上莎士比亞400周年紀念日。作為莎翁十四行詩的重要譯者，他這段時間的活動日程排得滿滿。然而我們面前的屠岸先生卻含著儒雅和藹的笑，連說沒關係。事實上，他思維敏捷，說起話來聲如洪鐘，抑揚頓挫，自帶一種詩歌的韻致，一點兒也看不出來已有九旬高齡。客廳角落堆著高高幾摞紙箱子，里面是上海人民出版社這次新出的屠岸譯莎士比亞十四行詩集限量珍藏版，他在手術前一本一本地簽上了名字，足足簽了七百多套。這套書相當精美，宣紙印刷、豎排繁體，拿在手里，令人恍然有種穿越到1950年這部譯詩初版時的錯覺，盡管時間已悄然過去六十多年。
遇見莎士比亞詩歌
發源于意大利的十四行詩，文藝復興時期先後經彼特拉克、莎士比亞之手日臻完善，後傳至世界各國。上世紀二三十年代，致力于新詩探索的中國詩人也注意到了這種形式（聞一多將其譯作“商籟體”），並始終保持著濃厚的興趣，朱湘、梁宗岱、梁遇春、孫大雨、袁水拍等人均翻譯過莎翁十四行詩的篇目，但直到屠岸，才完完整整地將這154首全部翻譯出來。
屠岸和莎士比亞結緣，一直可以追溯到他上初中的時候。他本是江蘇常州人，考上上海中學後，借住在姨母家里。姨母的兒子，即他的表哥，當時正在上海光華大學學英國文學，家里總是有許多英文讀物。讓屠岸印象最深的，是一本名叫《英詩金庫》的詩歌選集。這本集子由18世紀的一個英國編輯選編，有點類似中國的《唐詩三百首》，里面收了不少莎士比亞的詩作，讓還是中學生的屠岸“看得入迷”，被其藝術魅力深深徵服。
1946年的一件事，更是讓命運女神直接把莎士比亞引到了屠岸面前。那時他在上海交通大學讀書，喜歡去辣斐德路（今復興中路）的一家“古今書店”看書，和店主的兒子、上海美專學生王麥稈成了朋友。有一天，他在書架上看到一冊由著名莎學家斯托普斯女士注釋的莎士比亞十四行詩英文原本，愛不釋手，但4000偽幣的價格令他一個窮學生負擔不起，便提出借閱一周。王麥稈爽快地答應了。一周後，屠岸如約來還書，沒想到王麥稈打開扉頁，用筆沙沙寫上了題贈，把書送給了屠岸。屠岸擔心書店賠本，王麥稈卻勸慰道：“書歸愛書人，書得其所。”
斯托普斯的注釋本極其詳盡，為屠岸理解莎士比亞用古英語寫的詩歌提供了許多幫助。他也開始嘗試拿起筆來，用中文來演繹這些美妙的詩句。六十年過去了，這本小開本的精裝書現在還靜靜立在屠岸的書櫃里，只是題贈的那一頁在“文革”中被家人裁掉了——王麥稈後來成為我國著名版畫家，不幸在“反右”運動被打成右派，家里人怕他受牽連。93歲的老人用手反復撫著被裁掉那一頁留下的紙茬，輕輕地說：“很對不起他。”
沒有終極的翻譯
1949年上海解放後，屠岸一邊在華東文化部工作，一邊翻譯莎士比亞十四行詩，然而這項大工程差點“夭折”，因為當時支部書記金村田認為這件事“毫無意義”。理由自然是帶有濃厚時代特色的：這些詩是莎士比亞送給他的一個貴族青年朋友南安普頓伯爵的，在詩中告知朋友生命有限，一定要結婚、生子，方能把美傳承下去——“你怎麼能勸青年去結婚呢？你要勸青年去革命！”
那時屠岸還是個二十多歲的小夥子，一心向黨。他想想也是，既然書記都這麼說了，也就不好再翻譯下去。1950年春，屠岸去拜訪胡風，胡風問他最近在做什麼，他說原本在翻莎翁十四行詩，現在停下來了，因為支部書記說沒有意義。胡風立馬反駁道，怎麼沒意義呢，莎士比亞的作品是永恆的，對現在有用，對未來也有用，你一定要把它翻譯出來。胡風的話給屠岸打了一針強心劑，讓他繼續拿起了譯筆。幾個月後，中國第一部莎士比亞十四行詩全集由上海文化工作社出版。
十四行詩脫胎于民間歌詩，有些類似于中國的詞，失掉歌譜而余曲詞，有著相當嚴格的抑揚韻格。我問屠岸先生，翻譯時這些韻好找嗎？他像講課一樣認真起來：“漢語能入韻的字比英語少，但一個字的內涵很豐富。英語準確，漢語豐富，用漢語來翻譯英語是綽綽有余的。”
翻譯過程中，很多前輩也給過他幫助。有一次，他覺得某句詩的語法十分別扭，不知該怎麼翻譯，就“冒冒失失”寫信給復旦大學英文係教授葛傳渏。他原本也沒指望葛教授會給他這個素不相識的“無名小卒”回信，沒想到很快就收到了答復，並告訴他這是英文里常見的“語法錯位”現象。“葛教授真是一個非常好的人。”回憶起往事，屠岸先生的目光晶瑩閃爍。
還有一位是著名詩人卞之琳。卞之琳當時是社科院研究員，帶了不少學生，屠岸卻是一個“冒冒失失”登門拜訪的“私淑弟子”。他經常上門向卞之琳請教，卞之琳還為他示范翻譯了莎翁十四行詩的第一首。“文革”前夕，屠岸寫了一篇有學術研究性質的譯後記，送到卞之琳家里去請他指導，但還沒等取回來，“文革”就爆發了。一直等到十年動亂結束後，他才得以重訪卞之琳。如今他還深深記得那個場景：年近七旬的老人從家里櫥頂上取下這篇譯後記，拂去灰塵，遞給自己，說，“你寫得很好”。經歷了“文革”中的屢次抄家，這篇文章都沒有被抄走，這讓屠岸先生感念不已。
這部譯詩迄今為止已經重版重印多次，而每一次重版，屠岸先生都要大幅修訂一次，直到最新這套珍藏限量版依然如此。他總是反復地在咂摸自己的譯詩，不斷重譯。“修改的工作可以是一輩子，盡善盡美是不存在的，不可能到達終極，但每次能夠盡量好一點。”
“詩歌是我的宗教”
屠岸先生對于詩的記性極好。一時興起，還為我背誦了莎士比亞十四行詩第十八首，聲調抑揚明快，正宗的倫敦牛津音，流暢得讓人不敢相信這是一個93歲老人的記憶。
“英國有一個著名演員Ronald Colman，錄了全部154首莎士比亞十四行詩。我朋友弄到了錄音帶送給我，我就經常聽他怎麼朗誦，這是很高的藝術享受。他的發音很標準，是倫敦貴族語言。”其實，屠岸關于英語的敏銳感觸，早在初中上英語夜校時就有了。夜校的老師是個英國老太太，最反感美式發音，教他們要發英國倫敦上流社會的標準音。後來，屠岸有一次去蘇格蘭格拉斯哥，應邀朗誦了一首蘇格蘭詩人彭斯的詩。當地人紛紛說他發音“太標準了”，他笑說是個不知名的英國老太太教的。
對于屠岸來說，背誦詩歌不是生活的裝飾，而是生活的一部分，在特殊的日子里，甚至成為生活的拯救方式。“文革”期間，他受到了衝擊，成了“反革命分子”，被下放到團泊洼勞動。割高粱時，要用手鐮把高粱穗扦下來。這是項技術活，要伴隨著節奏才能用上力。這時，莎士比亞、濟慈的詩歌就紛紛涌進了他的腦海。心里默念的詩歌節奏配合著手上扦高粱穗的節奏，讓勞動充滿了一種愉悅感，令他短暫地忘卻了身心遭受的政治痛苦。
上世紀80年代時，他患了嚴重的憂鬱症，一度徹夜失眠。夜闌無聲，依然是詩歌來陪伴他。他背莎士比亞、濟慈、華茲華斯，也背杜甫、白居易、李商隱，在詩歌的安慰下慢慢入眠。這個習慣他到現在還保留著，名之曰“詩療”。
在十四行詩的世界里沉浸久了，他也喜歡寫。1986年，他出了一本《屠岸十四行詩》，這本集子現在還在不斷增加著，因為他還在不斷尋找著詩的靈感。十四行詩是“戴著鐐銬跳舞”，但他認同歌德所言“規范里面才有自由”，“有本事的詩人，可以在這個小框框里面上天入地”。
他也還在翻譯。他現在正和小女兒章燕合作譯出《莎士比亞詩歌全編》，計劃五月完稿，只剩一首敘事長詩《維納斯和安東尼斯》還沒完成。俟一譯完，他就完完整整翻譯過莎士比亞全部的詩歌了。章燕現在是北京師范大學外語係教授，同樣是個莎士比亞專家。
我問屠岸先生，詩歌在精神上對他的意義是什麼？他鄭重地說：“有人問我信不信宗教，我說不信。但是我靈魂精神有寄托，詩歌就是我的宗教，繆斯就是我的上帝。”女兒也曾開玩笑問他來生想做什麼，他說，來生還是當個詩人。
朱生豪之子朱尚剛：從莎士比亞里找父親
72歲的朱尚剛先生說起話來，帶著一些南方口音。他住在浙江嘉興，這也是他父親朱生豪的故鄉。朱家的故居老屋是典型的江南建築，1943年到1944年，就在這里，患有嚴重肺結核的父親拼著命，連續譯出了《羅密歐與朱麗葉》、《哈姆雷特》、《李爾王》、《理查二世》等多部莎士比亞劇作，直到1944年底病魔徹底帶走了他。雖然還有五部半沒完成，但這位年輕的“盜火者”，讓中國自此終于有了自己的“莎士比亞戲劇全集”（上海世界書局1947年版）。
2007年，朱生豪故居修葺開放，朱尚剛擔任館長（現退休，為名譽館長）。每天，他都要在這里工作半天，或是介紹事跡，或是整理資料，以這種方式，默默陪伴著長眠于此的父親。
追尋父親遺蹤
朱生豪離世時年僅32歲，那時朱尚剛才剛滿周歲。他對于父親的印象，在很長一段時間里都是空白的，甚至母親宋清如也很少講起父親的事。稍微長大一些，母親才像講童話一般，把莎士比亞的劇本編織成一個個故事，講給兒子聽。及至上了高中，朱尚剛才真正從父親筆下讀到了莎士比亞。
不怪朱尚剛接觸得晚——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政治文化環境里，莎士比亞被視為“小資產階級的文藝”，本就不怎麼被人提起。甚至在故鄉嘉興，朱生豪的名字也鮮有人知。1954年，作家出版社再版朱生豪譯《莎士比亞戲劇集》時，在“出版說明”里勉強評論道：“這個譯本的優點是文字明白流暢，也多少保存了原作的精神；我們認為，在莎士比亞的全部劇作還不可能在短時期內就有較完善的譯本以前，將這個譯本略作必要的修訂重排出版是有意義的。”
不知是不是遺傳，朱尚剛的英語成績很好，後來在嘉興毛紡廠職工大學當了一名英語教師。當有外賓來時，他還會擔任翻譯。
“文革”中，朱尚剛受到了一些衝擊，直到動亂結束後，才有機會去一點點找尋父親生平的全貌。1978年，《新文學史料》創刊，戲劇藝術家金山邀請朱尚剛母親宋清如寫一些回憶他父親的東西。朱尚剛嗅到了一股“文藝復興”的氣息，覺得這件事很有價值，便也勸母親把相關史料整理出來。根據母親提供的線索，他還登門拜訪了不少父親從前的朋友、同學、同事。在諸多舊雨的印象里，父親是個勤勞、聰明、很少說話的人，有詩才、文章做得好，但因為時隔太久，他們能提供的都是雪泥鴻爪，沒有辦法拼出一個完整的父親來。
1987年夏天，家里來了兩位杭州大學的老師吳潔敏和朱宏達。他們想創作一部朱生豪的傳記，希望宋清如能提供材料。回憶起那段時間，朱尚剛笑說母親當時“累得夠嗆”，每一天都憶述許多父親的往事，還翻出了不少詩集和書信。在這個過程中，朱尚剛也幫助做了很多工作，跟隨著傳記作者，追尋到了匆匆離開的父親的蹤跡。1989年，《朱生豪傳》終于寫成出版。
守護父親工作
朱尚剛認同母親評價父親的話：“朱生豪首先是個詩人，也是個愛國者，其次才能是一個優秀的翻譯家。”詩人的素質，讓父親能夠駕馭著文字在莎士比亞的藝術世界中飛馳；而愛國思想，則能讓父親在異常艱苦的情況下，堅持把譯莎工作繼續下去。父親翻譯莎士比亞，是受了愛國心的驅使——這原是世界書局交給父親的一項翻譯工作，但當父親聽說日本人因為中國沒有莎士比亞譯本而譏笑中國是“沒有文化的國家”時，便將文弱書生的工作視為了英雄式的民族事業，將譯莎作為了畢生的方向。
就在父親把莎士比亞的九個喜劇全部譯完交付書局時，爆發了“八一三”事變，日軍進攻上海，已成譯稿被全部摧毀。後來，父親轉到中美日報社工作，補譯出了毀失的譯稿，沒想到又再次被毀于戰火。為了躲避戰亂，父親帶著母親回到了嘉興老家，在頑強的意志下，又重新開始了工作。他單槍匹馬，僅僅依靠兩部英文詞典，只花了兩年時間，在逝世前搶救般地共譯出了31部劇作。
談起這段往事，朱尚剛很是唏噓：“在民族矛盾尖銳的情況下，每個中國人心里都有一股氣，想為國家做點事情。”1982年到1985年，朱尚剛修讀了廣播電視大學中文專業，畢業論文題目即是“朱生豪的愛國思想”。
父親的傳記出版後，朱尚剛以為不會有更多新材料了。1997年，母親去世，他在整理母親遺物時，又重讀了父母全部的書信文稿。深受觸動之下，他自己開始著手書寫父母的故事，後來以《詩侶莎魂》之名在華東師大出版社出版。
他很後悔自己整理得“太晚了”。“要是母親還在，有些問題就可以問她，現在就要查各種資料弄清，有的就再也弄不清了。”他很清楚這項工作的意義。
這些年來，朱尚剛一直在做著整理工作：其中包括父親在中美日報社工作時為“小言”欄目撰寫的時事評論，匯成《小言集》出版；也包括父母的書信集，出版了多個版本的“朱生豪情書”——這些情書集的面世，讓朱生豪在莎士比亞譯者之外，獲得了“中國最會說情話的人”的稱號。朱尚剛說，其實他本不想把書名叫“情書”的，“是情書，但內涵比情書大，反映了社會時代很多東西”，但出版社執意認為這是個賣點。
當然還包括莎士比亞。從整理父親幾版譯稿中，他發現了很多珍貴的資料。譬如在父親給母親的一封信中，附譯了一段《皆大歡喜》的臺詞，這就為朱譯莎士比亞增加了一個可參考的譯文。前年，中國青年出版社推出了莎劇朱生豪原譯本全集，不少內容要根據手稿重新校訂，出版社向朱尚剛提出一些有疑問的地方，他就去查閱資料和莎翁原文，給出一些建議。重新閱讀父親的譯文，他由衷感到父親詞匯量的豐富，總是能找到表現力很強的文字來傳達出莎翁劇作的神韻。
雖然這些年也經常應邀參加一些研討會、做過一些譯本方面的研究，但朱尚剛反復說自己是個“外行”，在真正的專家面前，水平不夠。他只是覺得，既然自己有條件和資料，就應該共享出來，“拋磚引玉”，引導專家去研究一些問題。最近趕上莎翁400周年紀念日，他算了算自己的活動日程，安排得很是緊張。
朱尚剛給自己的兒子起名朱之江，這是為了紀念父母在之江大學的相遇相知。之江的英語也很好，被保送北京外國語大學英語係，現在美國。冥冥之中倣佛有一條線，把這個家族聯係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