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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2月24日，廣東東莞大嶺山鎮金立工業園，車間入庫處的“風洞”吹落員工身上的粉塵。作為中國手機制造業的典型樣本，通過這里可以洞察到中國手機制造業和流水線上“廠工廠妹”的真實生存狀況。 劉行�� 澎湃資料圖
【編者按】中國能否通過創新，走出經濟放緩的現狀？中國市場研究集團（CMR）的董事總經理雷小山（Shaun Rein）持樂觀的態度，雷小山認為，中國如今將開啟創新之路。雷小山的另外一個身份是美國《商業周刊》亞洲專欄的撰稿人，並且定期在《福布斯》領導者板塊和首席市場營運官板塊上發表文章，長期在中國生活和做生意的他先後創作了《廉價中國的終結》和《山寨中國的終結》，其中《山寨中國的終結》即將由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
在《山寨中國的終結》中，在5萬份消費者調查報告的基礎上，雷小山與普通消費者、公司高管、最具創新能力的企業創始人，甚至是官員進行面對面的深入交談。本文係該書的前言，由上海譯文出版社授權澎湃新聞使用。
《山寨中國的終結》作者雷小山（Shaun Rein），他認為科技創新正在增長，在中國，有70%的人是通過手機接入了互聯網。
臺上的燈光太亮，幾乎什麼都看不見。我擦掉眉頭間滲出的汗珠，看了看坐在我左邊的微軟美國全國廣播公司的電視主持人迪倫·雷迪根，這位以他名字命名的訪談節目的主持人此刻正準備向我發問，談論中國的經濟變革以及我的新書《廉價中國的終結：顛覆世界的經濟和文化趨勢》。
雷迪根在電視上看起來像個身形魁梧的巨人，毫不顧忌用尖銳的問題拷問嘉賓。現在他本人近在眼前，比電視上的他更像個國家橄欖球聯盟的後衛。他轉過頭，盯著我，那樣子讓我感覺像是一頭獅子追捕獵物。
我試圖掩蓋我的緊張。在此之前我也上過很多次電視，但是從來沒有在曼哈頓的洛克菲勒中心上過。這里是美國全國廣播公司錄制節目的地方，其中有些節目我從小看到大，比如《周六夜現場》。難以置信，18個小時之前我還在上海家中，而現在卻在臺上，在許多世界名流坐過的同一個舞臺。我看到被曝光與時薪1000美元的妓女廝混的美國紐約州前州長艾略特·斯皮策，正在去演播候場室拿他的麥克風。我真的是在洛克菲勒中心30號的攝影棚嗎？還是說我在做夢？
“3,2,1，進直播，”舞臺管理喊著，把我拉回到現實。節目一開始先播了一個短片，內容是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對中美關係的遐想。她拋出一個問題：“一個老牌大國和一個崛起的大國之間會發生什麼？”兩國之間會像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的英國和德國那樣不可避免地劍拔弩張，還是會開創一種超級大國之間合作的新范式？
一聽到希拉里的這個短片，我就知道雷迪根一定不會輕易放過我。畢竟沒幾個月就要進行2012年的美國總統大選了，而反對中國的狂熱情緒則達到了頂點。《紐約時報》的專欄作家保羅·克魯格曼似乎每天都在唱衰中國，說中國是個操縱人民幣的“惡人”。共和黨候選人和民主黨候選人之間唯一可能達成共識的議題，就是把中國當做美國經濟蕭條的罪魁禍首，將所有的罪責一股腦地扣在中國頭上。
我的眼角余光掃到雷迪根兩側還有三位嘉賓主持，他們是雷迪根節目的常客。一位是民主黨候選人克麗絲特爾·鮑爾，一位是作家及文化批評家杜雷,還有一位是政策專家阿里·梅爾波。他們已經準備好在雷迪根拷問我的時候，隨時提出尖銳的問題以火上澆油。
鮑爾直截了當地問我：“中國政府有多穩定？抗議者對政府的威脅有多大？”那時中東地區的“阿拉伯之春”正如火如荼，而參議院的約翰·麥凱恩認為這陣風遲早要吹到中國。
麥凱恩完全錯了，我回答。我指出，總部位于華盛頓的無黨派中立機構皮尤中心的調查發現，大多數中國人支持中央政府的領導方針。哈佛大學教授安東尼·賽奇也在他的調研中得出了類似的結論。我告訴鮑爾，中國民眾對地方政府的腐敗和環境污染的不滿越來越深，需要解決，但像“阿拉伯之春”那樣的大規模運動在短時間內是不會發生的。
接下來是梅爾波。他問我越來越嚴重的收入不平等是否會造成社會不穩定。問得好——貧富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而且房價漲幅比工資快，這讓那些還沒有買房的人很沮喪。
中國的經濟到了一個危險的點，也就是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我回答道。當人均收入達到6000美元時，薪資增長會趨于停滯。富者越富，窮者愈窮，造成了社會不穩定。泰國就是這樣，這個微笑之國也因此在2014年又一次爆發了軍事政變。只有四五個國家，比如日本，在二戰之後跨越了這個陷阱。中國必須更加公平廣泛地分配財富，否則新興的中產階級會遭遇失敗的風險，而穩定的中產階級正是一個健康經濟體的中流砥柱。
為了抗擊這種停滯，中國政府必須加強勞動法，提高最低工資額度，以服務業和消費來驅動經濟轉型創新。更多的中國人需要看得了病，買得起房，擁有一個與美國社會保障體係相似的安全網。
雷迪根窮追不舍，問我美國譴責中國用“不正當手段非法操縱貿易”和侵犯知識產權，從而“搞垮”了美國的說法是否公平。那時，中國經濟還在強勢增長，保持著8%的增速，而美國則遭到大蕭條之後歷史上最高失業率的沉重打擊。
當我擋回雷迪根和嘉賓主持們的質疑時，我意識到，許多美國人相信中國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30年的經濟增長，是建立在侵犯知識產權，操縱貨幣匯率，以及搶美國人飯碗的前提上的。
《山寨中國的終結》作者雷小山（Shaun Rein），他認為科技創新正在增長，在中國，有70%的人是通過手機接入了互聯網。
極少有人知道，中國在制造業價值鏈中往上遊遷移，人民幣從2005年以來兌換美元的匯率上升了25%，也少有人知道中國本身在輕工業方面的就業機會也正流失到勞動力更便宜的國家，比如斯里蘭卡、印度尼西亞和柬埔寨。
他們沒有意識到中國消費者開始回避倣路易威登（LV）的山寨貨,而中國已經成為了全球第二大奢侈品消費國。以遊客人均消費計算，中國遊客是美國和法國當地最大的消費群。2012年倫敦奧運會期間，中國消費者的人均消費比其他任何國家的都高。同時，中國也已成為美國第二大貿易夥伴，貿易量僅次于加拿大，比整個歐盟高出近30%。
那一天，我對雷迪根和其他嘉賓主持的論調發起反擊，論證中國的消費者“通過購買玉米、堅果和肉類蛋白拯救了美國的農業”，沒有他們，美國內陸的日子將遠比今天更糟。截至2013年，美國農業部宣布中國成為美國農產品的最大進口國，進口額超過260億美元，而在十年前，中國才排到第七位。中國的崛起也為星巴克和蘋果這樣的美國公司創造了機遇。
九分鐘後，訪談結束了。我如釋重負，長舒一口氣。雷迪根與我握手，笑容可掬。他具有一名政治家的人格魅力；他讓我感到自己像是他的至交。幾個月後，他放棄了幾百萬美元的工作合同，拋開了在微軟美國全國廣播公司的名與利，開辦了一家水產養殖場，雇傭從戰場上退伍的美國老兵。如果他哪天從政了，我也不會感到意外。
幸運的是，我的新書反響不錯，世界各地的組織邀請我討論書中的結論。我在2005年建立的戰略市場情報公司“中國市場研究集團”（CMR）的業務量猛增，因為跨國公司、私募股權公司、對衝基金公司還有中國公司都來找我們，想要了解中國市場正在出現的變化，並制定戰略應對這些轉變。
接下來的兩年里，我好像一直生活在會議室、酒店和飛機上。不是在論壇上發布主題演講，就是和商界人士面談，從悉尼到東京，從舊金山到開普敦，從曼谷到新加坡和紐約。
我約見了幾十位億萬富豪，幾百位高級對衝基金投資人和全球最大幾家公司的首席執行官（CEO）。他們都想知道中國的主要趨勢，以及這些趨勢對商業意味著什麼。只有極少數人擁有可靠而及時的信息，知道中國當下發生了什麼。
有些專家用頗具爭議的立場劫持了媒體，比如獨立經濟學家謝國忠，前清華大學經濟及管理學院教授帕特里克·喬萬內克，以及前里昂證券的中國宏觀經濟學家安迪·羅斯曼。他們高談闊論，但並沒有提供投資決策所需要的真知灼見。像謝國忠和喬萬內克這樣的唱空專業戶總是對中國持消極意見，年復一年地宣講中國經濟會硬著陸。他們似乎從來沒有正視過積極的數據，同時也正是在這些數據那里，羅斯曼忽略了中國經濟正在形成的現實危險。
事實就是中國經濟並沒有走向災難——也沒有走向永久增長。現實介于兩者之間，一些公司對發生的變化做出快速調整，並且賺錢了，而那些反應遲鈍的公司則踏上了渡渡鳥那樣的滅絕之路。
三年前行得通的，現在可能行不通了，三年後肯定更行不通。我見過的公司高管中，絕大多數認為中國的經濟增長基于大量投資、出口和盜版——只有極少數意識到2013年中國有50%的經濟增長是由消費驅動的。
只有四五位高管注意到世界上最有創造性的幾家公司是中國公司——比如阿里巴巴、騰訊和聯想，而且他們在研發（R&D）方面的投入比國外的同業公司都要多。比如2013年通訊設備制造商華為投入了50億美元進行研發，超過了它的主要競爭對手愛立信投入的49億美元。這些重視研發的企業當中已經有相當一部分開始把業務拓展到東南亞、東歐和非洲。
只有極少數高管了解城鎮化對驅動中國經濟增長的重大作用。李克強總理定下未來五年城鎮居民將佔全國人口60%的目標，而1990年代這一比例是30%，目前的比例是52%。這是什麼概念呢？參照起來看，日本在1992年還沒有開始長達20年經濟停滯的時候，其城鎮人口就佔到全國人口的90%了。
城鎮化大部分的推進進程發生在幾百個三線、四線、五線小城市，很少有外國人知道這些地方，比如汕頭、鞍山、南平。這些城市人口超過100萬，通過放開戶口政策和降低購房要求進行城鎮化。同時，限制上海和北京這些特大城市的人口增長。
與商界人士面談時，我向各位說明中國依靠出口和修路拉動經濟成功的模式已經行不通了，而創新、服務業和消費必須在經濟增長中佔有更大的份額。這種轉變正在發生，但風險比比皆是，因為地方政府重度依賴低息貸款驅動經濟增長的模式。
我寫了《廉價中國的終結》來說明中國面臨著許多變化：人口老齡化，租金與薪資飛漲，勞工群體希望實現白領夢，而不是在工廠里任勞任怨。我論證美國公司需要在生產價值鏈上升級，將工廠遷移到別的國家，或是比中國勞動力更便宜的地區，或是回流到美國本土。制造業已經在回流了，比如美國玩具制造商科樂思把工廠遷回美國運營。而富士康這家為蘋果公司代工諸多產品的企業，已經在印度尼西亞和越南投資了幾十億美元。
我說，現在正是進軍中國市場的大好時機。過去的三年證明我說得沒錯——中國的制造業成本持續上升，擠壓利潤空間，而中國的成本優勢在輕工業那里已經不復存在。數以千計的公司破產或虧損，無力調整適應新的現實狀況。一些西方公司採取正確的策略進軍中國市場，利潤飛漲，中國正在變成它們全球最大的市場，比如說保健與美容產品直銷公司安利，跑車品牌保時捷，以及半導體公司高通。
我在世界各地出差旅行的時候，意識到中國的變化和改革發生得太快了，以至于不在中國的人們很難跟上這種節奏。政府似乎每天都在發布新的規定，是否讓銀行存款利率自由化，或是放松對跨境投資的監管，有時甚至是一些相當細小的事情，比如把汽車年檢的有效期限從一年一檢放寬到六年一檢，但這種小事會改變整個汽車行業。即便對于中國國內的人來說，也很難跟上節奏，掌握所有的變化。
我決定寫《山寨中國的終結》，作為對上一本書的延伸，以展現自上一本書出版之後中國這個經濟體所發生的變化，同時也預測下一個十年的大趨勢，為投資者和管理者提供一個框架。
2015年12月24日，廣東東莞大嶺山鎮金立工業園，車間入庫處的“風洞”吹落員工身上的粉塵。作為中國手機制造業的典型樣本，通過這里可以洞察到中國手機制造業和流水線上“廠工廠妹”的真實生存狀況。 劉行�� 澎湃資料圖
中國經濟增長放緩是一種新的狀態，大家不必害怕——這種狀態表示中國政府，尤其是新一任主席習近平終于意識到收緊低息貸款，以及集中精力提高經濟效率的必要性，而他也有足夠的信心做到這兩點。習近平鞏固了權威，贏得了廣泛的支持,帶動整個官僚體係跟隨他的領導，引領中國走向更健康的發展道路。習近平領導的大規模反腐行動以改革官僚主義獲得了老百姓的支持。
這些改變可以歸結為兩個關鍵的變化，而商界人士和投資者必須了解這兩點。
第一，中國公司不再簡單地山寨美國和歐洲的商業模式。他們仍然在摘取唾手可得的果實，但更注重創新。跨國企業必須做出調整以適應中國對手帶來的日益激烈的競爭。他們不再用廉價而質量過得去的產品來競爭，而是在價值和創新層面進行競爭。
像通信設備制造商華為這樣的公司已經從愛立信和思科手中奪走了市場份額。2013年聯想取代惠普成為全球最大的個人電腦(PC)制造商。他們不僅僅只靠低價和分銷渠道競爭。聯想公司的主席和CEO楊元慶與特斯拉汽車公司的CEO及產品構架師、空間探索科技公司（SpaceX）的CEO及首席科技官埃隆·馬斯克同時獲得愛迪生成就獎，而楊元慶是第一個獲得該獎項的亞洲人。
楊元慶（右）與埃隆·馬斯克（左）獲得愛迪生成就獎
還有一些公司通過收購西方企業而獲取技術，就像吉利收購沃爾沃那樣。
第二，中國消費者不再盲目追隨美國和西歐的流行趨勢，甚至不再盲從周圍人的風潮。實現中國夢的全民舉動以及中國人對中國文化重新興起的自豪感讓消費者摒棄了西方廣告刻畫的那些形象。把高定價和奢華的品牌標志作為市場營銷和銷售策略，也已經行不通了。品牌們必須細分目標客戶市場，並了解消費者的希望、夢想和追求。
污染嚴重，房價高企，讓中國的中產階級重新對生活各要素的輕重緩急進行排序，重新考慮如何消費。他們傾向于購買小眾、正牌、低調的產品和體驗。以前的大牌產品，比如體育服飾公司阿迪達斯和奢侈品牌路易威登必須調整策略，否則其中國市場的表現會拖累公司的成長。這些變化對一些品牌來說也意味著開拓有利空間的機遇，包括高級體育服飾品牌邁克·高仕（Michael Kors）和戶外服飾公司北面(North Face)。
只需要看看一些行業巨頭的慘淡案例，例如食品業巨頭雀巢，就能了解無法快速調整以適應消費趨勢轉變的結果，就是利潤和事業發展遭到毀滅性的打擊。2014年雀巢在中國競爭激烈的食品市場面對強大的本土品牌競爭，表現差強人意，籠罩在業績不佳的陰雲之下，雀巢中國區的CEO辭職。中國競爭對手推出新產品的動作更加靈活，比如瓶裝水市場的昆侖山，以及冰淇淋市場的伊利。
本書旨在近距離地展示說明這些變化，並為商界人士提供一個參照以準備好應對這些變化。中國企業與中國政府注重創新，即應用改進的解決方案，以更優化的程序、更發達的技術、更優質的服務和理念來滿足市場需求。創新與發明不同。創新首先要提出一種理念或是想出一個好辦法。
以往中國以盜版橫行，政府幹預經濟，嚴苛的監管壓制創新而聞名，而現在中國的進步之大也許讓全世界驚訝。“創新”已經成為日常話語的一部分，消費者抵制山寨貨，政府開始鼓勵而不是阻礙創新。
中國正在創新路上前進，從：
1.山寨階段，走向->2.為中國創新階段，它目前正處于這個階段，然後從這個階段邁向->3.為全球創新階段。在這個階段，中國開始為世界創新，而某些行業的中國企業，已經處在這個階段了，比如移動設備制造和服務業。
中國消費者想要最好的，而且是由雄心勃勃、財力雄厚的公司直接為他們開發的產品和服務，後者以此抵消增速放緩和競爭加劇的局面，並成為全球品牌，這種需求和動力推動中國走向第二階段和第三階段。
為了獲得貼近事實的觀察視角，我採訪了普通消費者、公司管理層、億萬富豪和中國一些最有創造力、盈利能力最強的公司創始人。我甚至也跟官員們討論——包括一些和中國政府密切往來的外國國家領導人，以獲得宏觀層面的觀點。我也採信了我的公司CMR做的5萬份消費者調研結果。
本書還包括一些對成功企業與失敗企業的案例分析，為讀者提供具體的認知，看看什麼行得通，什麼又行不通。
根據中國的創新發展曲線的三個階段，本書章節分為四個部分。
1.在過去的35年間，對于大部分的中國企業來說，幾乎沒有理由搞創新或創立品牌。經濟增長依賴大量投資，現成的創意發明就像低垂的誘人果實隨手可得，刺激著企業山寨別人成功的模式，只看短期利益，賺快錢。第一章和第二章會闡述在中國經濟飛速增長，缺乏知識產權保護的情況下，這個時期的中國企業不關注長遠的未來，並認為投資搞創新花費太大，風險太高——私人投資者也一樣。
2.中國經濟低垂的果實正在逐漸消失。隨著競爭加劇，成本上升，管理層逐漸開始重視長期效益，關注由創新所產生的效益。具體說來就是創新曲線第二階段的情況。目前許多創新也被視為商業模式的創新，而不是技術創新。第三章和第四章將考察有哪些行業的創新最活躍，以及這些行業離第三階段還有多遠——才能達到為全球創新的階段。這一部分也會關注中國創新過程中有哪些障礙和挑戰，比如不完善的教育體係，過分強調死記硬背，這些問題阻礙了中國創新的前進步伐。
3.正如中國人重新定義了理想的中國夢，他們的消費正在變化之中。第五章到第九章將檢視消費模式正如何改變，復興的愛國主義如何影響中國人的購買習慣。我會關注移動通訊、電子商務、食品與飲料、旅遊、娛樂與休閒這些行業將如何不斷崛起，而百貨公司、奢侈品、服裝鞋履這些行業將如何面臨挑戰，以及這些行業的公司怎樣才能克服這些困難。
4.第十章是本書的最後一個部分。在這部分我會關注中國經濟的轉變將如何影響像柬埔寨、印度尼西亞這樣的亞洲國家，比如說一些工廠搬到印度尼西亞，促使印度尼西亞出現新興的中產階級。而中國與日本、菲律賓和越南之間的緊張勢必加劇。
中國持續不斷的經濟成功並非沒有變數。壞賬攀升，中產階級消費者信心下降，以及與鄰國之間的緊張關係可能令中國經濟增長放緩甚至停止。
而中國唯一的定數就是這個國家正在快速改變。中國的經濟增長將影響和徹底改變世界格局——它不再是一個山寨國家了。要了解中國將去向何方，我們得看看它曾經走過的路，我也將從這一點開始寫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