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許䉪
拿下今年普利策虛構類獎項後，美國作家安東尼·多爾的小說《所有我們看不見的光》擺在了美國多家書店的顯眼位置。安東尼·多爾將故事置于二戰時期的法國和德國，描寫了戰爭碾壓下普通人的生活，主角以自身經歷訴說著“世人分為兩類，向平凡生活投降的人，以及為它英勇而戰的人”。《所有我們看不見的光》是多爾的第5部作品，耗時10年完成，此書中文版日前由中信出版社推出。《老無所依》《社交網絡》的影片制片人斯科特·魯丁打算將小說搬上大銀幕。
書評人、貝殼學家岡瓦納認為，書中把兩個孩子放在兩個平行的故事里，結構談不上多新穎，讀者心知肚明這兩條線遲早會交叉，小說的奇妙之處恰恰在于，到最後反而是對于人物命運的揪心，緊緊抓住讀者的心思。有評論稱，表面上這是關于戰爭的緩慢述說，控訴了強加于受害者的暴力行徑，但小說超出了一般的戰事描寫，而是深刻洞察了單純的人們如何在殺戮與正義間徘徊選擇，並最終找到各自命運的出路。
當平靜生活遭遇黑暗，我們是否還有勇氣
“這是一部由二戰激發創作的小說，富有想象力又錯綜復雜，通過簡短優雅的篇章，探索人類本性和技術之間相互矛盾的力量。”普利策獎評委會如此評價《所有我們看不見的光》。法國少女瑪麗洛爾生活在巴黎，幼年失明後，父親保護並訓練她。德國入侵後，她被迫離家，不久又與父親骨肉分離，以瘦削肩膀抵抗納粹暴政，最終成長為頗有建樹的貝殼學家。小說的另一條線索轉到德國，少年維爾納失去雙親，與妹妹在礦區孤兒院相依為命。一心想擺脫底層狀態的他，憑借無線電天賦躋身精英學校。
如果處在和平的社會，維爾納完全能成為偉大科學家或傑出工程師。不幸的是，他置身納粹德國，無法自主選擇，就像被帶離生活環境的蝸牛、離水的螺。當平靜生活遭遇黑暗，他們是否有勇氣在死之前活出生機？在作家陶立夏看來，一個因短篇屢獲嘉獎的美國作家，雖寫了長達500頁，但依然是以層層簡短篇章方式呈現，每個篇章都貫穿著大主題：願所有人都能看見真正的光，無論是在戰爭的煉獄里，抑或和平年代。
“盲人貝殼學家”在美國有原型
無獨有偶，多爾的第一本小說集《撿貝殼的人》同樣有“貝殼”“失明”關鍵詞。看得出，對于博物館資料室里那些品種繁多、螺旋優美的貝殼類，作者擁有偏執的熱愛。到了新書中，“貝殼”一詞使用了98次，還有不少于10處對貝殼特徵的專業描述，這一切構成瑪麗洛爾進步的臺階。有意思的是，盲人貝殼學家並非完全虛構，在多爾生活的美國，就有3歲失明的盲人科學家海爾特·弗爾邁伊教授，他曾著有《貝殼的自然史》。
瑪麗洛爾最後成為貝殼專家，讀者並不感到意外。多爾在書中作了層層鋪墊，從小姑娘幼時興趣愛好寫起，她的貝類知識逐步進步。由于她喪失視力，作者並不直接說瑪麗洛爾如何一步步變得專業，而是細致描摹她的手指觸摸到不同貝殼後，那種繁復而又差異化的觸感。
岡瓦納談到，瑪麗洛爾的一生和巴黎自然博物館緊密結合，即使在逃難的幾年里也是如此。“自然博物在歐洲有著特別重要的意義，可以說，參觀自然博物館是歐洲青少年成長中的重要事項。換言之，正常開放的自然博物館是和平生活的象徵。”
一次《紐約時報》專訪中，多爾表示，11歲時他就讀過保羅·鮑爾斯《遮蔽的天空》，不管是他媽媽還是當地圖書館員，都沒有說過“這不是你這個年齡該讀的東西，你讀不懂的”。這也奠定了多爾龐雜、文理通吃的閱讀習慣。《所有我們看不見的光》中有很大一部分內容，描述了電波對人類和戰爭的影響，70年前的電波相當于如今的互聯網，多爾始終關注科技發展，他在《波士頓環球報》上還曾開設科學叢書專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