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類
經濟類
法律類
文化類
文學類
歷史類
軍事類
其他類
張愛玲
被研究的張愛玲，被讚美的張愛玲，她的故事會一直流傳下去，她的姿態會永遠被人記得。她的作品與創作，在各種熱鬧的解讀與考證的語境中，時常只是輔佐軼聞和談資的邊角料。在她去世後的20年後，或許可以重新借由她本真的創作，拂去縈繞在她身上種種的謎團與微塵，來洞見張愛玲才華與思想真正發光的部分。 有關《色，戒》的誤會？
小說《色·戒》 關于《色，戒》小說故事原型，不少評論指向是，1939年鄭蘋如刺殺汪精衛手下丁默�緾滲u實事件。上海名媛鄭蘋如生于1918年，是當年上海第一大畫報“良友畫報”曾將其作為封面女郎。上海淪陷後，她秘密加入中統，混跡于日偽人員當中，獲取情報。後參與暗殺日偽特務頭子丁默村，暴露身份被捕。學者陳子善曾經說過，鄭蘋如刺殺丁默村的時候，張愛玲並未在上海，當時她是在香港讀大學。她知道這件事情，是從後來上海各種小報的大肆渲染中獲悉的。還有說法是，張愛玲是從胡蘭成口中得知這個故事，獲得了詳細細節並最終將其寫進了《色，戒》中。 《色，戒》也被認為是寫盡了男女之間最本質的感情，“他們是原始的獵人與獵物的關係，虎與倀的關係，最終極的佔有。她這生是他的人，死是他的鬼。”所以有另外一種推測是，《色，戒》影射了張愛玲和胡蘭成的關係。 原型說可謂成為大眾對小說《色·戒》普遍的看法，結果連鄭蘋如的家人，也要在美國召開新聞發布會聲討李安和張愛玲。《宋家客廳》的作者宋以朗覺得這些聲音和評價，對張愛玲是一種誤解和不公平，他認為《色·戒》的故事並不是源于鄭蘋如。“《如果我趕在電影《色，戒》上映前說明經過，就不會有以下事情發生。” 事情可以上溯得到50年代初，宋淇在通信中跟張愛玲講了一個故事，用她在《惘然記》序中的講法就是：“這三個小故事都曾使我震動，因而甘心一遍遍改寫這麼些年。”1983年，宋淇在跟水晶提過《色·戒》故事的來歷：“主角當然不叫王佳芝，那時候燕京有一些大學生、中學生，愛國得不得了，自己組織一個Cell（單位），也沒有經驗，也沒有經驗，就分配工作，家里都是大少爺。其中一個是孫連仲的兒子孫襄德，後來我在香港碰見他。他是一個頭子，然後他們在北京、天津葌葌葌一連開槍打死了好幾個漢姦，各方面一查之下，什麼也不是：軍統也不是，中統也不是，國民黨各方面都不是。而且特務各方面都通的。彼此都有double-agent(反間諜)。日本人、憲兵隊、中統、軍統……大家一查，都不知是誰搞的。後來，就有人不知道怎麼搭上戴笠軍統的線，就拿這些人組織起來，一旦組織起來就讓反間諜知道了，于是有幾個人被逮去了。” 宋淇在1977年的信中更是斬釘截鐵地跟張愛玲說，女主角絕對不能是國民黨政府正統特務。宋淇認為，一個抗日女間諜事到臨頭出賣自己人，一般讀者不會接受，尤其對當時的臺灣國民黨政府來說，他們的特務絕對不會變節。若這樣寫，審批肯定通不過。當時臺灣可是張愛玲最大的市場。于是他建議，一定要把女主角寫成“一個普通人受特務安排，而去執行一件特別的任務，甚至可以說連外圍都不是”。 最後是張愛玲自己想通了：嶺南大學遷港後，有這麼一群愛國學生，共謀由一個女生出面去誘殺一名大漢姦。因為她是以少婦身份去勾引他，所以先得跟一個同夥的男生發生性關係。結果大漢姦在香港深居簡出，她根本無法接近。她覺得同夥的男生佔了她便宜，而且也不是她喜歡的人，反而因為那些同學好像看不起她，所以有點受委屈的感覺。有了這心理背景，這個沒見過世面的女孩子，對鑽石、戒指眼花繚繞而埋下伏筆。珍珠港事變後，這一群人來滬轉學，與一個國民黨地下工作者搭上了線。地下工作者看他們雖然沒受過訓練，但有寶貴的經驗，不過覺得他們太嫩，就只派了一人參與指揮。事敗後他成功脫逃，而學生群體則被一網打盡。這個故事有哪一點像鄭蘋如事件？所以王佳芝根本不可能是鄭蘋如。“電影上映後，因為太多人捕風捉影，說什麼‘張愛玲詆毀民族女英雄’，我只好公開澄清《色，戒》故事的來歷，但不少媒體依然繼續推波助瀾，令謠言越傳越兇。這不奇怪。如果你是刊物編輯，要吸引讀者眼球，你認為以下兩個標題哪一個較搶眼呢？是‘張愛玲與宋淇的文學討’”呢，還是‘漢姦妻張愛玲污蔑民族英雄鄭蘋如’？”宋淇說。 其實早在1978年，張愛玲就寫了《羊毛出在羊身上》一文為自己“辯白”，反駁當時的評論文章《不吃辣的怎麼胡得出辣子？——評＜色，戒＞》，開頭便說道“我最不會辯論，又寫得慢，實在勻不出時間來打筆墨官司。域外人這篇書評，貌作持平之論，讀者未必知道通篇穿鑿附會，任意割裂原文，予以牽強的曲解與“想當然耳”：一方面又一再聲明“但願是我錯會了意”，自己預留退步，可以歸之于誤解，就可以說話完全不負責。我到底對自己的作品不能不負責，所以只好寫了這篇短文，下不為例。”
《相見歡》始終曲高和寡？ 張愛玲的短篇小說《相見歡》，初刊于1978年《皇冠》雜志，這是一部曲高和寡的作品，直至後來也有很多張迷，對于張愛玲的文風改變感到不解。例如香港作家亦舒嫌《相見歡》沒有骨幹，覺得整篇小說兩萬余字都是中年婦女的瑣碎對白，一點故事性也沒有，連她都看不下去，“怕只有宋淇老先生還是欣賞的”，把宋淇都牽了進去，因此張愛玲覺得很抱歉。愛玲當時說他們恨不得她快點死掉，免得破壞形象，可見中國人對老的觀念太陳舊。亦舒反對她復出，更言：“世界原屬于早上7、8點鐘的太陽，這是不變的定律”。 宋以朗在《宋家客廳》中為《相見歡》辯護，他指出亦舒這篇短文其實充斥著錯誤，最明顯的是把《相見歡》中提及的中著名舊小說《醒世姻緣》誤當電影，“確實是無知者無畏。”香港的邁克也在2010年寫短文讚賞《相見歡》：“張的明鏡偏偏照出迂回曲折的世態人情，讀者教人又笑又嘆。” 張愛玲在《表姨細姨及其他》一文中，早就很有洞見地指出一般讀者看不懂《相見歡》的原因：“（小說）幾個人一個個心里都有個小火。山在，盡管看不見火，只偶爾冒點煙，並不像林女士說的‘槁木死灰’‘麻木到近無感覺’，這種隔閡，我想由來已久。我這不過是個拙劣的嘗試，但是‘意在言外’‘一說便俗’的傳統也是失傳了，我們不習慣看字里行間的夾縫文章。而從另一方面說來，夾縫文章並不是打謎。”
《上海懶漢》是《浮花浪蕊》的初稿？ 在張愛玲的一本相關傳記中，曾提及過張愛玲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已寫好的或準備寫的三篇英文小說，且記下標題，分別是：Bridge of FilialP iety；CorpseD river和The Shanghai Loafer，都是中篇或短篇。《TheShanghai Loafer》似乎是三篇中最有名的，Shanghai就是上海，Loafer在英文里可解釋為“懶人”或“懶佬鞋”。張愛玲的傳記作者們已經有幾個中文譯名，如《上海遊閒人》、《上海閒人》、《上海白相人》等。 “上海懶漢”顯然是The Shanghai Loafer的中譯，據我所知，這也是張愛玲唯一一次向我爸爸提到這篇小說。其次，她明明白白地說，她之所以把這故事稱為“上海懶漢”，是因為她“不過是為了表示本來只是一個人家的故事。”宋以朗是這樣理解的。 1983年1月，張愛玲在《惘然記》序中說：“其實三篇近作也都是一九五零年間寫的，不過此後屢經徹底改寫，《相見歡》與《色，戒》發表後又還添改多處。《浮花浪蕊》最後一次大改，才參用社會小說做法，題材比近代短篇小說散漫，是一個實驗。這三個小故事都曾經使我震動，因而甘心一遍遍改寫這麼些年，甚至于想起來只想到最初獲得材料的驚喜，與改寫的歷程，一點都不覺得其間三十年的時間過去了。愛就是不問值得不值得。” 《上海懶漢》就是《浮花浪蕊》的初稿？《色，戒》叫T heSpyring(可譯為《間諜之戒指》或《間諜圈》)，《相見歡》叫Visiting(可譯為《探訪》)，中英文名稱都很靠譜，但《浮花浪蕊》和TheShanghai Loafer這個名字實在搭不上邊？“我只能告訴你，《相見歡》本來也不叫“相見歡”的，張愛玲一直稱它為“往事知多少”，跟V isiting也相去甚遠。1978年，她寫信給爸爸說：“《往事知多少》題目被陳香梅用了去了，另想了個《話舊記》太瘟，《情之為物》太preten-tious(做作)了些，但是幫助解釋主題。”可見《相見歡》本來還有好幾個名字，她不說，實在也想不出當中的關聯。既然《浮花浪蕊》曾被她“徹底改寫”，它有可能就是《上海懶漢》嗎？我認為極有可能。” 看過《浮》的讀者也知道，故事是從洛貞的角度寫的，“浮花浪蕊”的意思當然是指漂泊異鄉的洛貞，也指故事中的一眾女子，如范妮和英印人的日本太太，可以說《浮》的中心主題是那群女人的命運，不是什麼“上海懶漢”。但這是張愛玲廿多年間屢次改寫而成的版本，不是最初的版本。《浮》里寫得最多最用力的男角就是艾軍，而艾軍正是一個不折不扣的上海懶漢：他留學要妻子范妮照顧起居，不懂駕駛，讀了十多年才得學位，回國後做什麼生意也失敗，要依賴哥哥和妻子過活，妻子到香港後，自己留在上海賣房子卻賣不成，只終日在舞廳流連，最後竟把老婆活活氣死。《浮》的艾軍，形象跟“上海懶漢”這名字完全符合，很可能就是《T h e S h an g h aiLoafer》的軸心人物。 這假設也可以很有效地解釋為什麼《上海懶漢》和《浮花浪蕊》的英文稿都同時失蹤———因為這兩本就是同一本！但為什麼會不翼而飛？張愛玲在1966年12月30日致函夏志清：“我搬來搬去的次數太多，有兩篇沒發表的短篇小說稿子都遺失了。”是哪兩篇呢？不得而知，但遺失稿子于張愛玲而言確實平常不過。 “《上海懶漢》猜想，恐怕是難以嚴格證明的，除非可找到它的英文原稿吧。但至少那是可以自圓其說的，也很有解釋力。《上海懶漢》這本書傳說了這麼多年，而《浮花浪蕊》也不知不覺問世了三十年，卻好像沒有任何人猜到這兩者的關係。如果我的猜想沒錯，《T heShanghai Loafer》其實早已‘轉世’，只是大家都認不出這位‘活佛’來。”宋以朗在《宋家客廳》中寫道。
張愛玲沒有寫的作品？
1990年2月15日張愛玲致宋淇信，談及想寫一篇談相面的文章 張愛玲有過不少構思好但沒有寫好的作品，只是聽過的人很少。她曾告訴宋以朗想寫蘇青和她小叔的故事，是一個名為《aroma port》的長篇，(芳香的港)結果也沒有寫。 張愛玲還想過寫一篇名為《三寶太監鄭和下西洋》的小說，張愛玲構思這種題材，打破了我們對她的傳統想象，但最終她還是放棄了這本書，她在與宋淇家通信中提到“鄭和小說因為沒有英美人（至少歐洲人）做主角之一，我認為美國讀者不會有興趣的，短的歷史小說沒處登，長的又工程浩大，不值一試。”但根據推測，張愛玲很可能想把故事改編成電影劇本。 1985年10月，張愛玲寫信給宋淇說想寫一篇《不捫虱而談》放在《續集》發表，目前沒工夫只要先讓它去了。宋淇回復道“《不捫虱而談》題目極精彩，但寫起來極不容易。不過寫出之後可以（silence）消除所有的竊竊‘私語’。”可惜跳蚤對張愛玲的困擾似乎達到災難級，結果這篇文沒有寫成，而她很可能為了躲避跳蚤，就連《續集》的序也無暇顧及。據林式同說，她自1984年8月到1988年3月，幾乎每星期搬一次家。為了跳蚤問題一直過著流離遷徙的日子，還怎麼專注寫作？她打算寫《不捫虱而談》，結果卻是“捫虱而不談”，十分諷刺。不由得想起《天才夢》中那句名言：“可是我一天不能克服這種咬嚙性的小煩惱，生命是一襲華美的袍，爬滿了虱子。” 佔卜算命、心靈感應之類的事情一直是張愛玲感興趣的，《異鄉記》和《怨女》中就有一大段寫算命的，1937年聖瑪利亞女校校刊《鳳藻》，張愛玲把漫畫和真人照片結合，把自己畫成水晶球的巫女，又畫了她幻想中的各個同學的未來。張愛玲自己常借宋淇家的牙牌簽書佔卜，《張愛玲私語錄》中說“Medium(通靈者)——從前胡XX就說我寫的東西‘有鬼氣’。我的確有一種才能，近乎巫，能夠預感事情將如何發展。我覺得成功的一定會成功。”1990年，張愛玲對宋淇說，十二年來一直想寫一篇講相面的書，在洛杉磯中央圖書館見到的《美國總統列傳》，“最粗目的是林肯照片特別清晰，耳垂分裂為二。因為找不到參考資料，文章變擱置了。1989年12月11日，張愛玲寫信給莊信正說：“我想寫篇散文關于靈異，提起陳先生陳太太告訴過我濟安病發當時的telepathy。”陳先生指陳世驤，濟安就是夏濟安，他在1965年2月因腦溢血離世。Telepathy是“心靈感應”，陳世驤夫婦的奇異經驗，可見于陳世驤的《夏濟安先生哀誄序》。“談靈異”這篇散文，張愛玲沒有跟我爸爸提起，但憑她寫給莊信正的那句話可知，所謂“靈異”不是指鬼魂或U FO，而是指“預感”、“心靈感應”之類的現象。她晚年寫給我爸爸的信，會偶然提及榮格（Carl Jung），甚至討論祈禱功效，這些話題都符合她的“巫女”氣質，也跟心靈感應有關。 1980年6月7日，張愛玲打算以曹禺為題，寫一篇叫《謝幕》的小說，講一位訪美的中國劇作家，在美國大學的雞尾酒會，回憶起戰後上海電影公司的盛宴，用兩個派對來對比今昔。最後張愛玲也沒有寫，原因從她1988年這封信里可以猜到：“《謝幕》小說的主要內容是兩個party（派對），戰後上海電影公司歡迎曹禺從重慶回來，加大演《雷雨》後的雞尾酒會。他的私生活我其實一無所知，全部臆測，除了陪李麗華買衣料這件瑣事。”張愛玲的寫作態度非常謹嚴，在動筆之前，總要再三思考，把每個角色都想得清清楚楚，連面貌體型都有了明確的輪廓紋，才著手描寫。既然對曹禺不熟悉，她便幹脆不寫。 張愛玲在上海聖瑪利亞女校中學畢業，學校年刊《鳳藻》曾刊登了一張調查表，由當年的畢業生填寫自己最喜歡什麼，最恨什麼等等。張愛玲的答案往往出人意表，非常有性格，張愛玲稱它為“愛憎表”。這“愛憎表”沒有收入張愛玲的文集，也沒多少人看過，直到上世紀90年代初，才被陳子善發掘出來發表，可惜沒有寫完。80年代末，張愛玲還曾打算寫一中篇小說《美男子》，更與宋淇二人往來了8封信，商討一些情節，情況就如當年的《色·戒》，只是這次並沒寫成。
（內容資料來自《宋家客廳》 宋以朗 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