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來在書香節現場。 南方日報記者 劉力勤 實習生 何雯婷 攝

　　“阿來中短篇小說集”三本套裝封面。

　　南方日報記者 陳龍 實習生 陳欣捷 古嘉瑩 錢虹

　　8月17日，茅盾文學獎最年輕得主、四川省作協主席阿來蒞臨南國書香節琶洲會展中心，開展了題為“走進阿來，走進《瞻對》”的演講和圖書簽售活動。在活動中，阿來以自己的創作思想為引子，向讀者介紹了《瞻對》展現的川西藏族風情和當地文化，帶領讀者進行了一場“康巴文化之旅”。

　　談起創作思想，阿來引用米蘭·昆德拉在《被背叛的遺囑》中談到的小說藝術的三個空間：遊戲的空間、道德的空間、歷史的空間。他表示：“我不喜歡我的人生悲情。我不同意為了一部好的作品而累死的行為，相反的，我覺得應該要採取一種‘遊戲’的態度。”同時，他認為文學不應該止于道德的探討，而應該創造“大的人類歷史空間”，超越道德，觀照社會的各種景觀。阿來指出，“一部文學作品能對推進一個地區、民族和文化的進步做出貢獻，才達到了最高尺度”。

　　在將川西藏族的歷史和生活置入書寫的同時，阿來十分注重文學語言和藝術技巧的探索。此次，阿來還為南國書香節帶來了由四川文藝出版社最新結集出版的《阿來中短篇小說集》（含《奔馬似的白色群山》《少年詩篇》《行刑人爾依》三本小說集）。隨後，阿來接受了南方日報記者獨家專訪。

　　談小說

　　《少年詩篇》是我的“精神自傳”

　　南方日報：這三本中短篇小說是怎樣的創作過程？

　　阿來：短篇小說的創作是在長篇小說以前，《塵埃落定》是我在1994年寫的，但我之前也寫了十年，開始是在寫詩，還至少有七八年是在寫小說。我覺得短篇小說在藝術上、結構上、語言上都比長篇小說要有更高的要求。所以當今文學界有一個問題就是，很多長篇小說水平不高，大家一上手就是長篇，但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作家每個人都寫過大量的中短篇小說。

　　所以，要保持對語言、對形式的高度敏感還是要不斷回到短篇小說的寫作，長篇小說容易讓你把興趣轉到作品的主題上，缺少對細節、語言、結構的推敲。其實每一部作品對我而言都很重要，哪怕我寫一千字，我都是非常嚴肅認真的。但有一個問題是，消費市場里，人們主要還是消費長篇小說，文學圈里才看短篇小說。

　　南方日報：在《少年詩篇》里，你好像回到了童年的狀態？

　　阿來：不光是童年，因為我想所有人的鄉村生活經驗，包括市井、城市生活經驗都有這樣的一些因素。今天我們的媒體習慣把鄉村、留守兒童描寫得沒有希望，但你說如果他們的生活中沒有一點點主觀感受到的詩意，他們是怎麼活的？這里面就有我童年時代、少年時代的回憶。幾乎可以說，《少年詩篇》是我“精神自傳”的一部分。

　　南方日報：你提到昆德拉的文學的三個空間，以此作為標準，中國文學是什麼樣的？

　　阿來：中國當代文學在道德書寫這一塊很強。但是我們對上一個空間和下一個空間的書寫就不那麼重視，比如我們對歷史的書寫有些像裁判，而對書寫的藝術性又相對缺乏重視。藝術性就是昆德拉所說的遊戲性，兩個詞這樣擺就舒服，那樣擺就不舒服。說到歷史空間，我們相對缺乏歷史的思想力和感受力，容易屈從于多數人的潮流，形成簡單的思維。

　　談生活

　　我的“田野考察”是尋找真相

　　南方日報：你的小說中既有童真也有成熟的特點，這是什麼原因？

　　阿來：一個作家最重要的是有沒有充分開掘了生活。比如，一個作家得從美學出發才能看到這種東西，當然現在我們老在談“社會進化論”，我們來不及從更基本的層面去感受生活。我們經常講文學的超越性，其實就是在超越這些東西。生活中有很多是沒法簡單傳達的，而文學就是要傳達這種復雜的感受。相比之下，別的學科就必須“一、二、三、四”地說清楚，這也就是我們為什麼需要文學。

　　南方日報：有人認為《塵埃落定》是你作品的高峰，之後的作品都與之有關。《塵埃落定》和後來作品是什麼樣的關係？

　　阿來：今天在談論文學時，我們很少從文學本身去看。你所說的“高峰”，就是指它獲得過比較重要的獎。我後來的《空山》也獲得過華語文學傳媒獎，但大家好像不是很記得。大家可能覺得官方獎更重要。《空山》是現實主義的，《塵埃落定》是浪漫主義的，風格上是不同的。如果有誰看出《瞻對》和《塵埃落定》相似，那是可笑的。我之所以從《塵埃落定》那種具有浪漫色彩的書寫轉向後來《瞻對》的歷史非虛構寫作，不是刻意為之，而是我拿到的材料適合寫什麼就寫成什麼。這是自然發生的。

　　南方日報：你曾說，現在的生活狀態是“三分之一讀書、三分之一旅遊、三分之一寫作”，而且走過了青海、甘肅等多個省份地區。這種行走對你的寫作有一種刺激作用？

　　阿來：三分之一讀書、三分之一旅遊，用現在的話叫“田野考察”，用古人的話叫“行萬里路”。我最初的小說就是關于行走，我的小說很多都是在行走當中寫的。但這並不意味著我要靠旅途中的偶然事件去刺激寫作。我的寫作不靠偶然事情。如果一個文學家想靠偶然、奇遇來寫作，那是不靠譜的。我不認為我是去尋找奇遇，我是去尋找真相。所謂的真相，就是我在書里寫出來的東西。

　　談文學

　　文學創作應該反對跟風

　　南方日報：新的茅盾文學獎剛剛揭曉，你也曾經獲得過茅盾文學獎，你怎麼看待這個獎項？

　　阿來：茅盾文學獎一路過來，受到消費主義、評選程序等因素的影響。我們能夠看到茅盾文學獎的評選在不斷調試，不斷走向公正。如今這麼多文學獎項，為什麼茅盾文學獎能夠屹立不倒？為什麼得獎後市場上立馬就有反應？一本書增加十萬、二十萬銷量是沒問題的。所以，它是有權威性的。本屆茅盾文學獎選出來的5部長篇，格非的《江南三部曲》、王蒙的《這邊風景》、李佩甫的《生命冊》、金宇澄的《繁花》、蘇童的《黃雀記》，都是質量過硬的作品。

　　南方日報：《塵埃落定》後，你有沒有考慮過再度衝擊獎項？

　　阿來：沒有考慮過。我在寫《塵埃落定》時，也沒有考慮過這個問題。今天我們在談文學成功的時候，因為市場經濟，我們常談作品得獎沒有，再說作品賺錢沒有，但對作品本身的考慮是很少的。我要是想進一步提升自己的話，主要的精力還是要放在作品本身，談論評獎是沒有意義的。

　　南方日報：有一種現象，大家對某個地域的文化越來越關注，卻認識不深刻，原因是什麼？

　　阿來：社會上有些人缺乏思考，流行什麼就追什麼，因為太多人已經習慣了流行。就像穿衣服，我們會等到流行發布會之後再去買衣服，不然我們擔心會“出流”。其實不止物質消費方面，文化領域也一樣。我們總在制造流行。而且現在的人有一種趨勢，就是怕跟不上時尚。很多時候的情況是，越是這樣，我們越難以在文化上站穩腳跟。文學恰恰反對跟風、反對流行，而是要不斷探索新的語言形式、故事風格。

　　南方日報：你的作品描寫川西藏文化，對當地是否也會產生影響？

　　阿來：文化是潛移默化的。文學作品能增進藏族人民對自己文化的反思和認同，我認為我的小說的主要作用就在于此。其實每個民族的文化都面臨這樣問題：怎麼樣從原來的文化走出來，趨向于現代、開放，和世界對話，然後再實現自身現代化。雖然這個過程會很緩慢，但這個過程已經開始。面對困境、克服困境，才能往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