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在波斯少年愛的凝視中

　　《波斯少年》中譯本今夏面世，這是英國女作家瑪麗·瑞瑙特的小說第一次被譯介成中文。

下圖：油畫《亞歷山大進入巴比倫》

《波斯少年》首版封頁圖

小說《天堂之火》英文版

　　——瑪麗·瑞瑙特，亞歷山大大帝，以及希臘精神的遙遠回響

　　最近看了紀錄片《鋼索上的人》（Man on Wire）。法國青年菲利普·佩提（Philippe Petit）與朋友們施展偷天換日之功，天亮前悄無聲息地把鋼索架好在當時的世界屋脊——美國紐約世貿雙子樓之間。天色初亮，曼哈頓的行人抬頭仰望，切切議論，警察也又驚又氣地來了。菲利普淩空做出致敬的姿勢，臉上浮現從容滿意的笑容。

　　我聯想到亞歷山大對索格地亞納巨石山的夜攻。在他的精心布置下，三百個攀崖好手從最陡的石壁登頂，讓敵人領教了一場神兵天降。假如亞歷山大活在今天，他會是另一個菲利普·佩提，抑或是乘坐阿波羅號登月的宇航員？反正他很可能不會踏上軍事、外交和政治舞臺——我們時代的種種成規肯定是掣肘，使他無從展翅。對于受《伊利亞特》熏陶的他，戰鬥是藝術也是快樂，他在戰場上常含著微笑；然而倚賴科技的現代戰爭，早已失去了冷兵器時代近距廝殺甚至肉搏的質感。他冒險者的靈魂不知疲倦，身體卻早早透支，33歲便猝然長逝。

　　炫技于摩天絕壁之間的鋼索上，“我聽見了下面大街人群的低語，他們在談我。”菲利普·佩提說。亞歷山大的人生也時時具有這種舞臺張力。多年以後，紐約世貿在衝天火光與巨大煙塵中轟然倒塌，人們卻仍然記得這個行走鋼索、不再青春的法國人。他們更難忘懷橫越萬里、永遠年輕的亞歷山大。他人性豐滿，美德與缺點並存，不但倣佛是一切冒險者與開拓者的原型，而且在短短一生中也表露出仁慈、寬宏，對藝術和建設的熱愛。也許在人類一切出類拔萃者身上，永遠能找到亞歷山大的影子。

　　所以不難理解英國女作家瑪麗·瑞瑙特對亞歷山大的偏愛和執著，這個感嘆過“歷史的真正價值在于考量本質與孤例之間永恆變化的互動”的女子，深切地明白亞歷山大是歷史上獨一無二的“孤例”。

　　在牛津大學求學期間，瑪麗仰慕托爾金和吉爾伯特·默雷等老師，都是沉浸于古代世界的博學者……

　　《天堂之火》《波斯少年》與《葬禮競技會》，組成了英國作家瑪麗·瑞瑙特膾炙人口的亞歷山大三部曲。一位20世紀的女性，何以對兩千多年前的馬其頓國王這樣感興趣？也許可以從作家的少女時代講起。在牛津大學念書第二年（1926年），瑪麗參觀了校園內的阿什莫爾博物館，那里有希臘克諾索斯古王宮的修復者——伊文思爵士所發掘的文物的復制品：克里特島鬥牛者雕塑（後來瑞瑙特也寫出與牛怪搏鬥的忒修斯傳奇）、金發少年像，以及雅典衛城出土的青年亞歷山大頭像。瑪麗端詳這些雕塑，在她看來，他們都像是真實的人，也是美的典范，令她對久遠的時代悠然神往。不過那時候她還太稚嫩；要到將近30年以後，這位已屆中年的作家才敢于涉筆希臘，並且一發不可收，在下半生寫出八部大氣磅薄、動人心魄的古希臘背景小說。

　　瑪麗·瑞瑙特（Mary Renault,1905-1983）本名是瑪麗·查倫斯，生于英國倫敦的醫師家庭。中產階級的父母給了她肉身，她的靈魂卻倣佛來自另一個時空。瑪麗是個好動的女孩，也愛看書，在遊戲中搬演牛仔故事。不同于幼承家學、早早修習希臘文的尤瑟納爾，瑪麗直到高中才讀到柏拉圖，而且只是英譯本。無論如何，《對話錄》里栩栩如生的蘇格拉底和一眾弟子（日後成為她兩本小說《殘酒》與《阿波羅面具》的素材），把她牽進了古典之門。大學時，她仰慕的幾位老師如J.R.R.托爾金（那時尚未寫《魔戒》）、希臘學教授吉爾伯特·默雷都是沉浸于古代世界的博學者，各種激進的社會變革思潮與瑪麗無緣。

　　畢業幾年後，一直憧憬當作家的瑪麗做了護士。這是非同尋常的決定：牛津畢業的文學才女不嫁名門，婚後寫寫小說自娛，反倒低就一個尚被輕視的婦女職業。瑪麗的選擇是由于省悟：缺少人生經驗的作家無法寫出好作品來，而醫院，這個生老病死的永恆舞臺，能給她機會重新領悟“人性”。三年紀律嚴明的護理學員生活開始不久，她認識了同學朱莉·穆拉德，很快互為摯友。“二戰”期間，兩人響應國家的動員令，分赴各地照料傷兵；戰後一起移居南非，共同生活直到瑞瑙特病逝。

　　從長篇處女作《愛的意義》（1939）開始，瑪麗就用筆名瑞瑙特發表作品。她最初的五本小說多少與親身經歷有關，部分主角是醫生或護士。比起其後的歷史文學，這些書不乏生澀之筆。1953年在英國出版的《禦者》是瑞瑙特邁向成熟的標志。故事的主人公羅瑞從小知道自己愛慕同性，但他發誓要“忠誠于他的人性，即使不是忠誠于他的性別。”在瑞瑙特筆下，羅瑞和他的愛人皆是常人，作家賦予兩位男主角的愛情一個團圓的結尾，遠遠走在了時代之前。《紐約時報》書評讚道：“瑞瑙特女士的抒情文體筆法細致、探索幽深，自成一家，帶我們進入一個如此微妙私密的感情世界，令讀者時有擅闖之感。”

　　《禦者》對于瑞瑙特既是成功也是挫折。由于題材的爭議性，美國出版商一度退還手稿，使此書晚了整整六年才登上美國市場。從此瑞瑙特轉向歷史小說，不再寫當代。

　　“……在他生命的這個那個時刻，他父王在做什麼，為何亞里士多德會被選為他的導師……赫菲斯提昂為何變得那樣無可替代？我的回答可能全都不對，但這是我所研究過最有意思的題目。”

　　——瑪麗·瑞瑙特

　　學者卡羅琳·齊布爾格（Caroline Zilboorg）曾經解說瑞瑙特的分水嶺：“把故事設在古代可以讓瑞瑙特為她的素材戴上面具，那些題材若直接落筆，爆炸性會太大；借著古代背景，她得以自由書寫最感興趣的題目——戰爭、和平、職業生涯、女性的角色、男男女女的同性愛，與雙性愛。”這樣的闡釋簡潔有力，卻容易被斷章取義，倣佛瑞瑙特寫的是影射小說。實際上，作家對古希臘一直念念不忘，在多本當代小說中反復引用古典，《禦者》甚至直接以柏拉圖意象為象徵和書名。

　　歷史小說在她既是新起點，也是回歸。瑞瑙特深知，歷史主題與歷史事件之間存在一種辯證關係——主題縈回往復，事件可一而不可再。在關于柏拉圖如何實踐其政治理想，終因屢屢失敗而幻滅的長篇《阿波羅面具》（1966）的後記里，她有感而發:“哲學家赫拉克利特那句話含有深刻的真理：人不能兩次踏進同一條河。永遠奔流的人性之河，由于所經過的土地而不斷改變，成為淺水、漩渦、瀑布和湖泊。或許歷史唯一具有的真正價值，就在于考量這種本質與孤例之間的永恆變化的互動。”

　　亞歷山大是歷史上獨一無二的“孤例”。瑞瑙特于1960年代後期構思少年亞歷山大故事《天堂之火》的時候，很清楚此書屬于反潮流。在歷經兩次世界大戰，繼而承受核武器與越南戰爭陰霾的西方，英雄主義不再時興，和平理念呼聲高漲；二千多年前的徵服者亞歷山大，經常被現代歷史學家們涂抹上獨裁武夫的色彩。瑞瑙特不這樣想。她認為現代人用了古代世界所沒有的準繩來衡量亞歷山大，有失公平。1969年底《天堂之火》殺青之際，她寫信告訴一位作家同行：“他們反反復復地說亞歷山大如何謎樣、復雜、矛盾，可是普魯塔克寫他早年的那一點點篇幅本身就極有意義，如果你有心拿它跟當時的歷史並列看的話……你會知道在他生命的這個那個時刻，他父王在做什麼，為何亞里士多德會被選為他的導師……赫菲斯提昂為何變得那樣無可替代，以至于他死的時候亞歷山大幾乎癲狂，而且僅僅三個月後也與世長辭？我的回答可能全都不對，但這是我所研究過最有意思的題目。”

　　《天堂之火》不吝筆墨地描寫了馬其頓王子亞歷山大與赫菲斯提昂從小生根、愈發枝繁葉茂的情誼。他們以荷馬史詩《伊利亞特》里阿基琉斯與帕特羅克洛斯的生死之交為楷模，在亞里士多德的米埃扎學園里，柏拉圖論友誼的篇章令兩人心動神馳。然而對現代讀者最感興趣的八卦——亞歷山大與赫菲斯提昂的關係是否逾越友誼——瑞瑙特落筆並不坐實，只讓情欲流動散落于全書，著重刻畫兩人如何靈魂相通。這是一部特殊的成長小說，副標題可作“一個君主的造就”。亞歷山大失和的父母——國王腓力與王後奧林匹婭斯爭奪著兒子，都想按自己的目的去塑造他。齊布爾格指出：“瑞瑙特看來，他（亞歷山大）卓越的一點在于拒絕選擇終極立場，在于將父母雙方的、男性與女性的優勢集二為一。”小說結束于腓力遇刺、20歲的亞歷山大繼承王位之時。瑞瑙特以一個蛇鷹搏鬥（兩種動物分別代表奧林匹婭斯與陽性力量）的情景來象徵青年王子新的獨立與未來的奮飛：

　　喧嘩聲沉寂為一種躁動的低語，混合于埃蓋瀑布的囂聲。一只金色的雄鷹揚起它非人間的強健叫聲，俯衝而下，爪子里一條從岩石上擒來的大蛇在鞭舞。兩顆頭都向對方啄去，徒勞尋找致命的一擊。亞歷山大被那聲音吸引，凝神眺望，想看到爭鬥的結果。但是生死未定的兩個對手翻騰躍上了無雲之天，比山巔更高，成為燦爛中的一點，消失不見。

　　有人認為《波斯少年》一書中的亞歷山大形象過于理想化，此類批評往往忽略了一個關鍵：小說是作為愛人回憶而呈現的，亞歷山大活在波斯少年的柔情凝視下。

　　《天堂之火》為瑞瑙特贏來一尊銀筆獎，讀者們都盼望早見續集。兩年後的《波斯少年》技驚四座：作者逆轉常規，從波斯人的視野出發，嫻熟地書寫了那兩個古代文明衰落前的最後一次角力與融合。幾乎全部史料都是西方人（希臘、希臘化的埃及，以及後來的羅馬帝國）編撰的，所以古今無數著作皆從希臘人的角度敘事；相反，以缺少修史傳統的古波斯為基點，作者可能很快為材料匱乏所苦。但是瑞瑙特選擇一個涉世未深的波斯小夥子為敘述者，用他成長故事中細膩的心理描寫，彌補了現代人對波斯古史的有限所知。巴比倫與埃克巴塔納的宮廷氣氛常以簡筆畫出，恰到好處。美少年巴勾鄂斯本是波斯帝國末代君主大流士跟前的男寵，大流士敗亡後，被邀寵的大臣獻給亞歷山大。他以外來者身份進入馬其頓軍隊侍奉國王，目光里一切都那麼陌生、新鮮，也危險四伏。由于習俗迥異，起初他甚至對亞歷山大不以為然。隨後他發現了亞歷山大的卓越，決心終身侍奉他。與電影《亞歷山大大帝》顧問、著名歷史學家羅賓·雷恩·福克斯一樣，瑞瑙特認為亞歷山大之所以在大流士敗亡短短數月後便採取東方化政策，巴勾鄂斯肯定起了關鍵作用。

　　“我小時候受了錯誤的教育。”亞歷山大說，“我不想告訴你當初灌輸給我的波斯人形象，那會是對你的侮辱。……其實所有人都是神的孩子，但是神讓出類拔萃的人更像神，不過，這樣的人在任何民族里都有。”他握住我的手。

　　這樣的段落不但合乎歷史地表現了亞歷山大的種族平等傾向，而且映照出瑞瑙特在南非現實中一貫的反種族隔離立場。（有幾年她為了抗議種族隔離，積極參與政治。一次她發現寓所附近的海灘樹起了一塊寫著“僅限白人入內”的木牌，立刻找來起子擰掉螺絲，卸走了它。）

　　據普魯塔克等史家記載，亞歷山大的軍隊以死亡慘重的代價走出沙漠不久，巴勾鄂斯在歌舞競技會上奪冠，亞歷山大當眾親吻了他，此時離兩人初識已有六年。瑞瑙特分析道：“歷盡變故，巴勾鄂斯不但保有亞歷山大的濃情，而且顯然深受馬其頓將士的喜愛，在仇外的馬其頓軍隊可謂驚人。對于個人的奉獻，亞歷山大總是用畢生的忠誠來報答，他對巴勾鄂斯不減眷戀似乎也最應該這樣解釋。”盡管亞歷山大與巴勾鄂斯一個是馳騁沙場的將軍，一個是侍奉禦帳的仆人，關係有主有從，並非平等，作者依然能以大師筆法穿透時間，使古人千載之下與現代讀者無有阻隔。亞歷山大在巴比倫彌留之際，因高熱而昏迷不醒，巴勾鄂斯侍病于床前：

　　那天晚上我睡著了，但是一夕數驚。我已經失眠了太久。有時我發現自己頭靠在他枕上，連忙看看他動了沒有，但是他一直睡著，呼吸淺而急促，間或有長嘆。燈光黯淡下去，破曉時第一縷慘白的光映出窗戶的高大輪廓。他的呼吸聲變了，有點什麼東西告訴我，他快醒了。

　　我靠近悄然說：“我愛你，亞歷山大。”親了親他。我想，不管他的心接受了誰的吻，沒關係。照他的心願就好。

　　我的頭發落在他的胸膛上。他睜開眼睛，手動了一動，摸到一綹頭發，在指間撫弄了一下。

　　他認得我。我可以向眾神起誓，他認得我。他在向我訣別。

　　雖然《波斯少年》忠于史料描寫了亞歷山大在公開場合的事跡，對亞歷山大性偏好的推測也符合歷史證據，但是仍有部分讀者認為書中的亞歷山大形象過于理想化。此類批評往往忽略了一個關鍵：小說是作為愛人回憶而呈現的，這幅肖像並不等同于瑞瑙特的理解。1975年瑞瑙特出版了一本傳記《亞歷山大的本性》，對傳主充滿同情，而對于亞歷山大的性格弱點也不乏冷靜分析。其實就連《波斯少年》也不是一面倒的柔情凝視，書中多處凸顯戰爭的殘酷，具有人道精神。

　　1981年，瑞瑙特出版了她最後一本小說，亞歷山大三部曲的終結篇《葬禮競技會》。偉大的王者死後，各懷私利的將軍與王室女眷們爾虞我詐，爭戰數十年，奧林匹婭斯、亞歷山大之妻羅克薩妮、遺腹子亞歷山大四世亦卷入其中。此書人物大都下場悲慘，只有盜走亞歷山大金棺、割據埃及的托勒密將軍慎始善終。他供養了護棺有功的巴勾鄂斯，讓這位曾經徵服兩朝大帝的誘惑者在亞歷山大港養老。《波斯少年》中印度哲人卡蘭納斯對巴勾鄂斯的預言成為歸于平淡的現實：“你一定會把酒喝到最後，而且誰也不會奪走你的杯子。”

　　《葬禮競技會》問世的時候，美國全才作家戈爾·維達爾寫道：“瑪麗·瑞瑙特以低回幽冥的《葬禮競技會》，完成了她對亞歷山大大帝的重現與再造。現在瑞瑙特的三部曲已經完整，她這個亞歷山大係列顯然是本世紀原創性最出人意表的藝術品之一。”這段評價熱情洋溢，但“重現與再造”、“原創性出人意表”兩語都不失剴切。只要所謂希臘精神（Hellenism）仍然是人類心靈所係，我們就有理由期待瑞瑙特——20世紀寫古希臘最好的作家——能夠傳諸後世。

　　（作者係《波斯少年》一書譯者）

　　對于瑞瑙特這位擅寫古希臘背景歷史小說的女作家，美國全才作家戈爾·維達爾曾不吝讚美地評價：“她以低回幽冥的《葬禮競技會》，完成了對亞歷山大大帝的重現與再造。現在瑞瑙特的三部曲（《天堂之火》、《波斯少年》、《葬禮競技會》）已經完整，她這個亞歷山大係列顯然是20世紀原創性最出人意表的藝術品之一。”“重現與再造”、“原創性出人意表”兩語都不失剴切。只要所謂希臘精神（Hellenism）仍然是人類心靈所係，我們就有理由期待瑞瑙特——20世紀寫古希臘最好的作家——能夠傳諸後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