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時下的“古城熱”？在保護與開發之間，尋找怎樣的結合點？政績考核下，地方政府如何克服“GDP衝動”，使古城保護、開發走上科學發展之路？
9月6日，“中國石家莊·正定古城文化保護論壇”在石家莊市舉行。200多位參會官員和學者，對各地古城保護、開發的得失，進行了全方位研討。
一些地方政府片面追求商業利益，快速推進古城保護開發，針對由此導致的種種問題，專家們疾呼：急不得，慢下來！
“古城熱”與“故里熱”異曲同工
不久前，正定縣宣布將斥巨資恢復古城風貌。近年來，僅河北省就有秦皇島、邯鄲等地先後對山海關古城、廣府古城等進行保護性開發。
“在河北省乃至全國，正定古城的保護開發不是第一個，也不會是最後一個。”有專家對中國青年報記者說，這波“古城熱”，與時下轟轟烈烈的“名人故里熱”異曲同工，相伴而生。許多地方政府看到了其中蘊含的巨大商業價值。
上世紀90年代中期，距離北京很近的河北某地，曾開發了“天下第一城”等項目。國家旅遊局綜合司副司長高舜禮指出，該項目由于缺乏相應歷史文化依據，最終經營艱難而以轉型告終。
為發展旅遊業，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正定曾陸續興建了西遊記一宮、西遊記二宮、封神演義宮、探險樂園、軍事遊樂園、野城等一批旅遊景觀和遊樂場所，其中的大多數如今經營狀況不盡如人意。
“正定曾經開發的那些旅遊場所，雖然當時確實起到了吸引遊客的效果。但可能不是今後的主要發展方向。”高舜禮認為，正定旅遊業面臨轉型。
在河北省旅遊局原副局長劉筱秋看來，古城的原真性、唯一性以及排他性，正是古城發展旅遊業的商業價值所在，也是與其他地方的旅遊業競爭的核心競爭力。“麗江、平遙等古城保護開發給當地經濟帶來的巨大收益，無疑使許多地方政府發展當地旅遊產業的思路受到了觸動。”
記者了解到，將在正定古城保護開發中獲益的，並非只有正定一地。隨著石家莊市市區北跨滹沱河，緊鄰滹沱河北岸的正定同時將被納入市區。
清華大學建築學院教授張傑指出，歷史悠久、底蘊深厚的正定，將使鐵路樞紐石家莊的城市品牌含金量大增。“古城不是城市現代化的包袱，而是體現城市文明、展示城市歷史、延續城市文脈、彰顯城市底蘊的‘最佳媒體’。”他說。
“國外古城保護的主導者多是基金會，而國內這波‘古城熱’，與‘名人故里熱’一樣，通常都是由地方政府積極推動的。”有與會專家說。
“曲江模式”對地方政府官員誘惑巨大？
與會的政府官員和專家學者並不排斥在古城的保護過程中，同時發展旅遊業，但他們普遍認為，應在兩者之間找到一個科學發展的結合點。
“目前，大多數地方對文化遺產保護的認識，僅僅停留在產生經濟效益的層面。”全國政協副主席孫家正指出，珍惜和保護歷史文化遺產，絕非只是出于文物工作者的個人愛好，更不是因為這是賺錢的品牌和古董，保護文化遺產就是保護和珍惜我們民族的歷史，保護、珍惜人民群眾的心理歸屬和情感需求。
“作為文化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文化遺產保護的最重要的價值在于精神層面。丟失了文化遺產，我們就會心無所依，悵然若失，難以找到回家的路。”孫家正說。
此次論壇上，備受爭議的“曲江模式”，再次引發了與會專家學者的關注。
從2002年起，西安曲江新區相繼規劃建設了唐大慈恩寺、唐城牆、唐芙蓉園等六大遺址公園，公共園林面積總計3300多畝。另外，還有總建築面積約10萬平方米的六大文化場館，以及包括大雁塔北廣場、貞觀文化廣場等在內的係列文化廣場等。
何謂“曲江模式”？西安市副市長、西安曲江新區管委會主任段先念在接受媒體採訪時曾概括說：“曲江主要是依托文化遺產，整合歷史資源，通過創意和策劃、實施一批重大項目，帶動其他產業門類發展。”
但一直以來，“重商業開發，輕文脈保護”，卻是學界對曲江開發項目最主要的批評。
針對在西安市大雁塔北廣場建亞洲第一噴泉，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劉慶柱在論壇發言時認為，古城不能建成一個“遊樂場”。“我們保護古城不是為了梳妝打扮好給別人‘看’的，也不是給我們自己‘看’的，而是為了‘想’的，為了‘憑吊’的。”他說。
清華大學建築學院教授張傑認為，古城保護規劃中，要“將歷史故事放在前因後果中去認識其價值”，而不能割斷其“網絡”獨立存在。在他看來，所謂古城的存在“網絡”，既包括歷史的坐標，也包括其所處的地理環境。
“我不是文物界的，但是我知道文物界的意見，就是堅決不走曲江的路。”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中國現代文學館原館長舒乙將“曲江模式”形容為：挂著文物的“羊頭”，賣房地產的“狗肉”。
他表示，正定一個縣就擁有8處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正定應憑借其豐富的歷史文化資源，走出一條自己的路，那就是“挂文物的‘頭’、賣文物的‘肉’”。
有資料顯示，2003年，曲江新區的土地為每畝30萬元到50萬元，到2009年，出讓價格為每畝300萬元到600萬元。在近年全國抑制房價的大背景下，曲江有的樓盤的價格甚至高達每平方米4萬至6萬元。
“‘對地方政府特別是官員來說，曲江模式’有著巨大的誘惑力。”舒乙坦言，地方政府，特別是地方政府官員能否抑制追求短期利益的衝動，將是古城保護開發能否走上科學發展之路的關鍵之一。
古城保護怎樣追求收益
舒乙並不反對通過古城保護發展地方經濟，但他認為，不可操之過急、急于追求短期經濟效益，因此而迷失了古城保護的真正意義之所在。“做古城保護不是不能獲益，而是要看追求怎樣的收益。”他說。
舒乙以意大利羅馬、日本東都為例，這些城市在踏踏實實堅持多年古城保護後，最終從中獲益。
清華大學建築學院教授張傑表示，古城的保護在初期以投入為主，收益可能慢慢才能顯現，地方政府可能會因此面臨巨大的GDP考核壓力。
揚州市文物局局長顧風在接受媒體採訪時曾坦言，在當前“經濟城市”發展模式和政績考核體係下，為了揚州的古城保護，揚州的GDP排名落後，市委書記、市長每次到省里開會都很難受。揚州的GDP不僅遠遠落後于蘇南的蘇州、無錫等城市，就是在揚州、泰州、南通蘇中三城中，也是倒數第一。
“在國際上揚州被表揚得最多，但在省里開會，揚州GDP排名壓力很大，在一熱一冷之間徘徊，領導沒有定力，他可能會很彷徨。”顧風說。
有專家分析指出，由于一些地方官員任期較短，急于在任期內有所表現，受難以抑制的“GDP衝動”驅使，在古城的開發中表現得急于求成。
“保護文化遺產要促進地方經濟、社會和諧發展。”全國政協副主席孫家正指出，在國際上，早期由國家組織實施的文化遺產保護項目，最先考慮的基本上都是社會效益。政府設立機構，制定法律規章，投入保護資金。開始時阻力很大，但數十年後，人們發現當初對文化遺產保護花力氣大的地方，正是今天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最好的地方，是生產力發展最有效、最持久的地方。
在古城的保護開發過程中，資金投入是地方政府面臨的首要問題。“沒有資金投入，再好的規劃也只能挂在牆上。”張傑認為，在古城的保護開發中，市場有作用，但不能起主導性作用。“實踐證明，在這個問題上，市場一主導，往往會出現偏差。”
記者了解到，與會專家學者普遍認為，古城的保護開發，錢多有錢多的做法，錢少有錢少的幹法。對此，劉慶柱歸納為“沒有能力辦，慢慢再辦；不知道怎麼辦，就暫時不辦。”他強調說：“古城保護恰恰需要慢。”
舒乙對此頗為認同。他到日本訪問時，對當地的古城保護印象深刻。“當時日本的鑒真廟正準備大修，他們作了一個修復規劃，修復時間竟然是100年。”而這樣的“慢工細活”，在國外的古城保護中屢見不鮮。
“古城保護，我們國內存在一個誤區，希望快一點。光著急不行，這是一個社會的係統工程，不是把房子修好了就好。”舒乙說。 記者 樊江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