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普老人悲情辭世的同一天，遠在千里之外的上海大學社會學教授顧駿注意到了另一起看起來一模一樣的案件：下午4時左右，在上海，一名拄著拐杖的老人，摔倒在鬧市區，血流滿面。有許多路人看見，但沒有人上前攙扶，大約過了10分鐘才有路人報警。警察到來後，對老人施救，路人沒有伸手相助。
同一天發生的兩件事讓顧駿覺得，這已不單單是“概率”中的特例。
理應得到全社會救助的老人，緣何成了名副其實的“棄兒”？梳理自“彭宇案”以來的諸多類似案例後，顧駿發現，司法機構對彭宇案的判決難辭其咎。
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他說，“彭宇案”以非常直觀的形式，將轉型期中國社會的失范狀態呈現在世人面前。
“傳統中國相信道德，所謂‘德治’。然而，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和國家治理方式的變化，現代中國越來越強調個人的法定權利，由此提出了一個尖銳的問題：如果道德義務與法定權利發生衝突，個人該作何選擇？”
顧駿認為，從某種程度上說，之所以會出現“彭宇案”等案件，是因為功利性目標已經越來越成為現代生活的主導，甚至是唯一目標。
在顧駿看來，群體道德的滑坡是這樣形成的，首先是功利主義成了人的主導，隨即人與人之間成為赤裸裸的利益關係。在功利性的主導下，人實際就成為了一個工具，“扶我時是工具，扶完了還有用，就繼續當做工具。”
“這樣的情形是不可能短期改變的”，顧駿說，這時候法律的作用就顯得尤為重要。但很遺憾，“彭宇案的判決負面影響公眾行為選擇”的觀點，在法律界幾成共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