襲擊殖民警察局走上傳奇的革命生涯

　　1924年，臺北縣蘆洲鄉的勇敢青年李友邦，聯合志同道合的朋友林火順、林添仕等七八個人夜襲臺北新起派出所，這些臺灣青年攻打代表日本殖民政府統治權威的警察局，震撼殖民當局。

　　李友邦原名李肇基，他最初的民族意識啟蒙跟那個時代所有的臺灣人一樣，是由日本殖民當局無所不在的歧視所激發的。讀小學的時候，一天他與日本同學發生爭吵，日本同學罵他"清國奴"，個性堅強的李友邦氣得說："如果這是在中國，你跟我就不是這樣。"日本老師聽到了，摑了他一巴掌喝斥道："住嘴！以後不許這樣說！"這個巴掌在李友邦幼小的心靈中留下了永遠的烙印。

　　這是所有受日本統治的臺灣人共同的心靈傷痕，不甘受辱的臺灣學生會展開反擊，最常見的就是跟日本同學打架，從課堂內打到課堂外，比較冷靜的會約在校外單挑，更冷靜的學生們則是在滿身傷痕中思考，為什麼會是這樣？除了打架以外還有什麼更根本的辦法可以擺脫這種被欺壓的命運？從這里，往往就開啟了他們人生最重要的選擇。

　　李友邦進入臺北師范學院時才14歲，他加入了由臺灣前輩林獻堂、蔣渭水等人創建的文化協會組織，幫忙發傳單。4年後，18歲的李友邦和胞弟李成基帶著幾個同學夜襲海山新起派出所，由于他們打了就跑，日本警察不知道是誰幹的。再過兩年，也就是1924年，已經20歲、膽子更大的李友邦再襲擊派出所時，即與日本警察正面衝突，隨後日本警察接獲學校提供的情報派人搜捕時，李友邦連夜逃亡，同時也開始了大時代中傳奇的革命生涯。

進黃埔軍校學習成立臺灣革命獨立黨

　　李友邦由高雄搭船偷渡到上海，同行的還有謝雪紅和林木順。後面這兩個人隨後轉往蘇聯受訓，後來在中共的協助下成立了隸屬日本共產黨的臺灣共產黨。李友邦則選擇南下廣州，成了黃埔軍校的二期生。

　　對于剛離開臺灣的李友邦而言，最困難的事莫過于語言。根據他事後的自述，有一次孫中山到黃埔演講，他竟打起瞌睡來，孫中山發現後把他叫到面前訓斥，不料李友邦仍一臉茫然。教官連忙解釋："這是從臺灣來就學的革命青年，就學不久，您說的粵語和國語他聽不懂，他只會日語和閩南語。"知道李友邦來自臺灣，孫中山的態度轉為肯定與欣慰，他指定李友邦向留學過日本的黃埔軍校黨代表廖仲愷學習國語，從此李友邦必須每周一次到廖仲愷家中上課。

　　在廖仲愷親自指導下，李友邦不僅練就了粵語腔的國語，也形塑了其救國救民的思想理論。這是國共合作實踐中國革命的大時代，黃埔軍校師生們朝氣蓬勃，蓄勢待發，不過左右兩股勢力的矛盾卻也暗地洶涌。廖仲愷是國民黨左派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孫中山過世後，他遭到刺殺，更加深了左、右的裂痕。

　　1926年，李友邦在孫中山的支持下成立"臺灣革命獨立黨"，黨章開宗明義就說："為結合臺灣各族人民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在臺灣的一切勢力，使臺灣脫離日本的統治，而返回祖國。"中日戰爭爆發以後，李友邦隨即修正《臺灣革命獨立黨黨章》，明文臺灣歸還祖國。

　　"臺灣革命獨立黨"成立之後，李友邦積極著手招募黨員，為了聯絡臺灣革命志士，他曾返回臺灣，接著又潛入日本，以就讀日本早稻田大學為掩護，在日本吸收臺籍革命黨員，不久日本情報單位發現他的真實身份，他被迫逃至上海，可是日本政府並不放過他，又以通緝犯的罪名要求中國政府引渡他到日本接受審判。為此，他又在黃埔同學的介紹下，轉往杭州國民革命軍的某軍部工作。

　　1929年，李友邦因1926年的廣州抗日事件遭拘留，這里也可看出國民黨派係混亂，是非不明。李友邦生平第一次的牢獄之災竟是在中國人自己手上。此時，國民黨已殘酷地鎮壓內部紅色勢力，與國民黨左派淵源密切的李友邦處境十分危險，他在杭州國立藝術專科學校"教授日語，並且秘密從事臺灣革命工作。1932年他被國民黨逮捕，偵訊單位認定他是中共地下黨人，遭到毒打，在心靈和肉體上留下很大的創傷。他的右小腿被老虎凳折磨致傷，比左小腿細很多，走路會不經意失足；頭頸中有一條神經被打傷，平時與人講話頭部會不自主地搖擺。李友邦被整整關了3年，後因國民黨實在查不出什麼，只好在1935年將他釋放。

得國共兩黨支持組建抗日臺灣義勇隊

　　1936年西安事變促成第二次國共合作，全面抗戰時機趨于成熟。蘆溝橋事變後，日軍分南北兩路入侵中國，浙江省成為抗戰的第一前線。
　　1938年10月，李友邦以"朝鮮義勇隊"為模范，興起組織"臺灣義勇隊"的構想。12月，李友邦赴桂林，與日本反法西斯作家鹿地亙、朝鮮義勇隊陳閱斌，共同成立"日韓臺反法西斯大同盟"。這是李友邦的軍事與政治生涯一項重大的發展，而此前他的家人和他個人都已付出了慘重代價。1932年其二弟李友先被日本特務槍殺，1934年其三弟李友烈也死在日本特務的刑訊室里。李氏一門三烈。

　　抗戰初期，國民黨在正面戰場防禦，共產黨著重敵後工作，在國共合作架構下，大批的共產黨員主持各地的政治工作，敵後地區更是如此。李友邦籌建臺灣義勇隊的過程就受到中共浙江省工委的直接支持。

　　1938年夏天，李友邦在麗水遇見了多年未見的獄中難友駱耕模，駱當時身份是中共浙江省委委員。兩人重聚後商討實際抗戰行動，李友邦提及閩北崇安縣有不少從臺灣流亡回祖籍的同胞或可組織動員。駱耕模向中共浙江省委統戰工作委員會報告了李友邦的構想，最後經中共浙江省委書記劉英同意，由浙江省委統戰工作委員會書記張錫昌從遂昌縣調張啟權（後改名為張一之）來協助李友邦做好具體工作。在張一之的協助下，李友邦首先恢復了"臺灣革命獨立黨"的名義，對散居大陸各地的臺胞的具體情況進行了解，決定從福建開始動員工作。

　　關于旅居福建臺灣同胞的處境，有一個特殊的時代背景。日本殖民時代，一批臺灣同胞因不堪壓迫，攜眷返回福建定居，不過也有不少臺灣流氓被日本特務利用，夥同日本浪人在福建一帶包娼包賭，充當日本特務的打手，也嚴重破壞臺灣人的形象。中日戰爭爆發後，福建省主席陳儀以"日本特務嫌疑"將所有臺灣同胞送到閩北荒山峻嶺中的小縣崇安。一些與當地人結為夫妻的臺灣同胞被迫妻離子散，更多是全家男女老幼遭到拘捕。這批臺灣同胞中至今還活著的人形容崇安為"集中營"，許多臺胞陷入饑餓與疾病中。這些臺灣同胞本來是投奔祖國，竟莫名其妙陷入悲慘的命運。

　　李友邦不僅救了這批臺胞，還使得他們貢獻己能，成為抗戰的積極力量。1938年11月初，李友邦、張一之前往福建工作，受到浙江省政府黃紹和國民黨省黨部主任委員谷正綱的資助，他們帶著黃紹給國民黨福建省黨部負責人陳肇英的信來到福建，福建省主席陳儀了解情況後也樂于省掉一個麻煩，立刻同意李友邦把集中在崇安縣的臺胞帶走。

　　李友邦在崇安號召全臺同胞奮起抗戰，並提出立即組織臺灣義勇隊。當時被拘禁在崇安的400多位臺胞雀躍異常，他們共同寫了一封信給李友邦，表現了極為強烈的愛國熱情。李友邦返回浙江，向黃紹報告情況，取得黃紹更大的支持。隨後，黃上呈國民政府軍委會政治部，正式批準了臺灣義勇隊的成立。

　　國民黨浙江省黨部機關報《東南日報》多次報道了臺灣義勇隊的籌組情況。1939年1月，李友邦從崇安縣帶回第一批臺胞30人，其中包括6名兒童。同年2月，李友邦在浙江金華縣城酒坊巷18號正式成立了臺灣義勇隊，6名兒童也組成臺灣義勇隊少年團，簡稱臺灣少年團。李友邦任義勇隊隊長和少年團團長，中共黨員張一之任隊秘書。第一支由臺灣同胞在大陸組成的武裝抗日隊伍終于誕生了，它"保衛祖國、光復臺灣"為號召，在民族團結共同禦侮上具有神聖無比的意義。

懇求效法花木蘭披荊斬棘立功東洲島

　　在繼續敘述臺灣義勇隊的事跡之前，必須提到另一位靈魂人物，即同時活躍在金華的愛國女青年嚴秀峰，她與李友邦認識、相愛、最後結為夫婦，並在李友邦過世40年後肩負歷史平反的重大責任。也因為她的努力，李友邦和臺灣義勇隊的英勇故事才能重見天日，並編入臺灣高中教科書。

　　1937年日軍入侵中國時，嚴秀峰家住在浙江杭州，那時她只是一位17歲的小姑娘，雖然她是父母鐘愛的獨生女，但卻有無比堅毅的個性。她眼見家園淪陷，敵人氣焰囂張，燃起了一股強烈的愛國熱情，決定投入抗戰的隊伍。

　　嚴秀峰後來回憶這個決定一生的時刻時寫道："一個為父母深深鐘愛的獨生女，怎忍心舍得容許她投向危險的戰爭中呢？欲說服父母，掙脫在舊社會、舊禮教、舊道德的重重倫理規范，達到參戰報國的意願，殊非易事。但沸騰的熱血、激昂的情緒，促使我鼓起最大的勇氣面對父親，告訴他老人家說'我雖是女孩，小時候您曾經對我講過花木蘭從軍的故事，難道您不希望您的女兒效法花木蘭嗎？'……父親的拒絕是意料中事，但我並不因此氣餒，一次又一次地，繼續不斷向父親懇求、溝通、論理甚至激辯。

　　離開家，嚴秀峰就到了東南抗日重鎮金華縣，她和小表哥都參加了抗日自衛隊。1939年3月，著名的浙東東洲群島戰役爆發，中國軍隊以陳舊簡陋的武器抵禦日軍猛烈的炮火，死傷慘重，戰況十分艱困。趙龍文召集同志們說："有一件最危急重要的任務，急須火速送達戰地，誰願前往？"嚴秀峰毫不考慮地舉手。她在黑暗中冒著炮火，足足爬了兩個多小時，才抵達東沙洲島上，完成任務。

　　東洲保衛戰歷經三天兩夜，由于中國軍隊鬥志頑強，雖然武器簡陋，組織群眾增援以骨肉之軀禦敵，而日軍主力部隊北上蘇北一帶，使攻打東洲的日軍陷入孤立狀況，反而出現被包圍的窘狀，只好倉惶撤退。

　　1939年初夏，第一支隊奉命調回金華，就在此時，嚴秀峰在偶然間認識了李友邦，1941年兩人結為夫妻，命運合而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