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僅如此，蔣介石還認為：“戡亂”以來，“軍民風氣囂張，國家紀綱掃地，黨不成其為黨，軍不成其為軍，國民不成其為國民。”而“風氣囂張”的原因，又是因為學校教育不良，“教不成教，學不成學，師不成師，弟不成弟。所謂校風校規，掃地殆盡；師道人格，蕩然無遺。卒致今日國破家亡。”
蔣介石的這種分折，真是一竿子打翻一船人，黨政軍學，無一幸免。說“黨不成其為黨，軍不成其為軍”，似已稍有過分，而國民怎麼就“不成其為國民”了呢？國民黨以“國民”為號，國民政府以“國民”為紀，如果“國民不成其為國民”，那麼這個黨這個政府的最高領導者又成了什麼呢？
其次，蔣介石認為，國民黨的失敗，在于國民黨本身的腐朽。他說：“抗戰勝利以來，我們一般同志精神墮落，氣節喪失，把本黨五十年的革命道德精神摧毀無余。甚至毀法亂紀，敗德亂行，蒙上欺下，忍心害理。”他說：“我們黨和團的組織復雜、散漫、松懈、遲鈍，黨部成了衙門，黨員成了官僚，在社會上不僅不能發生領導的作用，反而成了人家譏笑侮辱的對象。”他甚至氣憤地說：“自抗戰以來，本黨在社會上的信譽一落千丈，我們的革命工作茍且因循，毫無進展。老實說，古今中外，任何革命黨都沒有像我們今天這樣的沒有精神，沒有紀律，更沒有是非標準。這樣的黨，早就應該被消滅淘汰了。”
過去在大陸，國民黨是不能被批評的，因批評國民黨而被逮捕、囚禁、暗殺的，不計其數，甚至連國民黨內元老級的人物如胡展堂、李濟深、鄧演達等也在所難免。到臺灣後，蔣介石自己批評起來了，雖然只是泛論，沒有具體指出諸如搜刮民脂民膏的孔宋家族，殘民害民的中統、軍統特務，勾心鬥角、爭權奪利的上層官吏，但能指出國民黨的腐朽，甚至認為“早就應該消滅淘汰”，也算是一點進步。
再次，蔣介石認為國民黨的失敗，是由于國軍的作戰不力。他說：“目前我們部隊的情形，各長官嫖賭吃喝，無所不為。尤其是賭博一項，相沿成風。共軍的紀律那樣嚴肅，而我們的軍紀如此廢弛，試問這樣的軍隊，怎麼能不被敵人所消滅？”他說：“軍民感情的隔膜，可以說惡劣到了極點。我們國民革命軍原是以愛國救民為目的，而事實的表現，不僅不能愛民，而且處處擾民害民。”
過去，對國軍也是不可以批評的。早在1946年，蔣介石說：“共黨在國內外大肆虛偽的宣傳，說本黨如何專制，政府如何腐敗，政治如何黑暗，尤其侮辱我們國民革命軍如何擾民，甚至說我們軍官人人都營私舞弊。”到了臺灣，他大講特講“軍不成其為軍”的種種表現，這至少證明過去人民對國民黨部隊的厭惡，並非“虛偽的宣傳”。
在指責國軍的作戰不力時，蔣介石對高級將領的批評尤為嚴厲。他說：“我們此次大失敗的恥辱，不僅是由于一般黨員喪失了革命精神，背叛了革命主義，尤其因為我們多數將領氣節掃地，廉恥盡喪，敗德亂行。”蔣介石歷來提倡“不成功，便成仁”，因而對那些臨戰而未“成仁”的將領特別憤恨，即使是嫡係親信，亦不肯有所寬宥。以湯恩伯為例，他稱得上是蔣介石的心腹愛將，在國民黨敗退前夕，他不僅向蔣介石密告了自己的恩師陳儀，而且幫蔣介石秘密運走了國庫所有的黃金、白銀與外匯，最後將華東地區的國民黨殘余部隊帶去臺灣。所以蔣經國曾稱湯恩伯為“國之幹城”，說：“父親引退之後交我們辦理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定海的飛機場建築起來。到了淞滬棄守，湯恩伯將軍的部隊，就是靠了由定海起飛的空軍的掩護，才安全地經過舟山撤退到臺灣，而成為現在保衛臺灣和將來反攻大陸的一支重要兵力。假使這一支部隊在上海就犧牲了，對于我們重建武力將增加很多困難；乃至我們能否安然度過三十九年(指1950年)上半年那一段最暗淡的時期，也許都成了問題。”蔣經國在這篇文章里著重描述了蔣介石對湯恩伯的愛護和倚重，但蔣介石本人並不如是觀。1954年湯恩伯在日本病逝，蔣介石發表演說道：“假使湯同志當時能夠在他指揮的上海保衛戰最後一個決戰階段，犧牲殉國的話，那對他個人將是如何的悲壯，對革命歷史將是如何的光耀。可惜他當時在上海撤退的時候，未能為主義為革命捐軀殉職，卻在五年以後的今日病死日本，雖多活了一些日子，但失去了一個為國家、為民族、為千秋歷史重若泰山而死的機會。”真是天威難測，連自己的兒子也摸不準。
又一次，蔣介石把在大陸的失敗還歸咎于知識分子。他說：“我們在大陸的失敗的最大的症結，就是在學校教育。當時在校的青年和教授們，幾乎大半都作了共黨的外圍，成為敵人的工具。”他說：“一般知識階級隨風逐浪，道聽途說，以共黨所好好之，以共黨所惡惡之，以共黨之是為是，以共黨之非為非，就是這樣斷送了我們的大陸。”他說：“一些自命為自由民主主義的人們，直接間接幫助共黨，在政府區域內開展反內戰運動。政府為剿匪的動員，特別是徵兵徵糧，到處遭受這一運動的阻礙。這些民族的敗類，無恥的漢姦，更利用‘和平’的美名，粉飾其投共投俄的罪行。反共陣營因而動搖，而士氣民心亦為之頹喪。”這里所指的是1947年在國統區開展的反迫害、反饑餓、反內戰運動，這一運動給國民黨的獨裁統治以沉重的打擊。因而蔣介石每提到這一運動，就發出切齒之聲。
蔣介石在大罵一通大陸的知識分子以後，話頭一轉，指向了臺灣。“現在社會上有一種反動分子，像過去大陸的所謂民主人士，假借其民主自由的口號，來搖惑人心，擾亂社會，企圖混水摸魚，投機取巧，以遂其卑鄙無恥、賣國害民的目的。”此處所說的“反動分子”，是指殷海光、雷震等人。殷海光是臺灣大學教授，曾給美國一刊物寫過一篇批判國民黨的文章，尖銳深刻地揭露了國民黨政權專制獨裁的本質。雷震算不上什麼知識分子，只是與知識分子交往較多。大陸解放前夕，他與胡適、傅斯年、王世傑等在上海搞了個“民主抗共”方案，還發表了個“上海宣言”，得到蔣介石的讚許。但胡適非常乖巧，只寫了封《致潤之先生(毛澤東)》的信，要求中共放棄武力，與國民黨一起“民主建國”，接著便到美國任國民黨大使去了。雷震不知自斂，到臺灣後創辦了《自由中國》雜志，鼓吹民主政治，甚至還想組建一個新黨。蔣介石不斷以大陸知識分子為例，教訓這些“反動分子”，後來忍無可忍，把雷震逮捕下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