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見證共和國往事》書摘

　　第1章

　　知情者披露紅牆生活起居細節

　　在北京甘家口一棟住宅樓里住著一位看似普通的老者，他曾負責照顧毛澤東的生活起居多年，他便是毛澤東的第三任保健醫生兼生活秘書王鶴濱。在那段特殊的歲月里，他接觸到一個不一樣的毛澤東，度過了一段難忘的傳奇時光。

　　走入紅牆擔任保健醫生

　　1951年春節前的一天，毛澤東與王鶴濱拉起家常：“王醫生，你的老家在哪里呀？”王鶴濱用抗戰時期的語言回答，畢竟家鄉人民的抗日事跡讓自己也深感自豪：“冀中軍區，白洋淀。”

　　毛澤東聽後笑了笑，又問：“家里還有什麼人哪？”王鶴濱一口氣把家庭成員拉了出來：“家里有父親、母親，一個姐姐早已出嫁了，哥哥在保定市工作。”

　　“你回家探過親嗎？”毛澤東關心地問。王鶴濱搖了搖頭，說：“1949年初夏我在香山門診部工作時，父母來看過我，但我一直沒有回去過。”

　　“你應該回家去看看父母的喲！”毛澤東帶著一些責備的語氣說道。王鶴濱解釋道：“主席，工作離不開。再說，父母來看我，與我回去一樣。”

　　“我派你回家去看看父母。另外，回到家鄉看看農民們生活得怎麼樣。”毛澤東催促王鶴濱早點兒回家看看。于是，第二天王鶴濱就上了從北京到保定的火車，然後再坐小木船，當日就回到了闊別十多年的老家。

　　1924年4月，王鶴濱出生在河北省安新縣北馮村。王鶴濱接受專訪時回憶說：“父親給人家當長工，母親每天編織葦席，盡管很窮，父親還是要讓我念書，他認為自己苦了半輩子，就是吃了沒文化的虧。我母親生了六個孩子，活了三個，我是老六。我的名字是本家一個爺爺取的，‘鶴’是輩號，因為家住在白洋淀，就取名‘濱’，也就是‘水邊’的意思。主席曾經在一次有關毛岸青病情的信件上批示時，寫成‘河濱同志閱’。”

　　王鶴濱說，自己從沒過過生日。“我是清明節那天生的，可能因為是鬼節，父母一直沒有告訴我出生日期，直到七十多歲我才知道真實的生日，這是姐姐告訴我的——這之前，我隨便定了生日：5月5號（馬克思的生日）。因為我小時候曾問過母親，可是她只是說我是春天出生的、肚子里來的。我問什麼肚子，她說是腿肚子。”

　　王鶴濱知道父母供自己上學不容易，學習很努力，成績在班上名列前茅。當時家里非常困難，自己種的麥子舍不得吃，拿去換小豆、高粱、玉米等粗糧。最困難的時候吃棉籽，小孩吃後大便拉不出來。王鶴濱上學回來到野地里挖野菜、拾柴，還到河里摸魚蝦。後來，他父親把家里的大門、鍋都賣了換糧食吃。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賀龍領導的八路軍一二○師在王鶴濱的家鄉一帶打日本。當年，王鶴濱是村里的兒童團副團長，常常站崗放哨。次年，14歲的王鶴濱高小畢業後就參加了抗日工作，在專署做一名勤務員。由于日本鬼子的“掃蕩”，專署轉移到雄縣和任丘。因為形勢嚴峻，專署縮編，約一多半人被勸回家，等形勢好轉再回專署。就這樣，王鶴濱回到了家鄉。

　　15歲那年，王鶴濱進入安新縣政府工作。先是做油印員，後來被調到秘書室當書記員，主要是為領導和機關工作起草文件。

　　1940年10月，王鶴濱考入了華北聯大教育學院中學部，1941年轉入晉察冀白求恩學校高二期（相當大專班）學習，1943年夏進入解放區最高醫學學府——延安中國醫科大學學習。

　　1943年初秋，一天下午上課後不久，同學們正在窯洞里復習功課，一輛美式吉普車駛進了柳樹店的山溝，旋即停在學校的操場上。當車上的人走下來時，被附近的幾位同學發覺了，他們立即歡呼起來：“毛主席來啦！”這是王鶴濱第一次見到毛澤東。

　　校領導指示各大隊集合，整隊到大禮堂聽毛澤東講話。同學們席地而坐，禮堂被擠得滿滿的。

　　當毛澤東出現在禮堂門口時，同學們熱烈地鼓起掌來，宛如暴風驟雨，響個不停。只見毛澤東微笑著舉起了雙手，手心向下，接連輕輕地按了幾下，示意大家安靜下來。

　　“槍是可以殺人的！”此時，毛澤東表情嚴肅，帶著沉痛的回憶，是用高昂、激烈的語調，幾乎是一個字一個字地說出來的。毛澤東即刻接著講了下去：“同志們！我們革命黨人認識這個真理，代價卻是極其慘重的，花去了無數個革命志士的生命，是以革命遭到了失敗的教訓，才認識到的。于是，我們革命黨人總結了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失敗的教訓，也拿起槍來，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擦幹身上的血跡，掩埋好戰友的屍體，繼續戰鬥……”

　　雖然毛澤東帶著很濃重的湖南口音，但王鶴濱與他的同學都聽得入神，每個人都屏著呼吸，聚精會神，生怕漏掉了一句話、一個字；大家都目不轉睛地望著，生怕漏看了一個動作、一個手勢……

　　毛澤東的講話使王鶴濱這些從晉察冀根據地來的學生耳際反復響起了一首他們很喜歡唱的歌曲：“我們都是神槍手，每一顆子彈都消滅一個敵人；我們都是飛行軍，哪怕那山高水又深……”直至晚年，王鶴濱對毛澤東的講話都難以忘懷，感受很深，正如1938年的那首《井岡山之歌》——“他有一肚子革命理論，上起課來都讓他來教，教得好，教得妙……”

　　當天，王鶴濱就坐在第一排，與毛澤東僅隔一張講臺桌。毛澤東那偉岸的身軀、寬闊的前額和深邃的目光，讓王鶴濱印象深刻。尤其是毛澤東穿著與普通戰士一樣褪了色的灰色軍裝更是讓他一輩子難以忘懷。當時，毛澤東所穿的軍褲左右膝部各有一塊長方形的大補丁，補丁雖然也是灰色的，但明顯要比褲腿新一些。而隨來衛士同樣的灰軍裝上卻看不到一塊補丁。

　　晚年，王鶴濱還一直對當年的場景記憶猶新：“我們大部分席地而坐，有的坐草墊子，有的坐小板凳什麼的，主席前面就是一張小桌子，衛士給他倒開水放在那兒，主席穿著一條兩邊都補著補丁的褲子，一件舊的灰色軍裝，給我們作報告。”毛澤東所作的報告風趣幽默，講小米加步槍如何戰勝了敵人的飛機大炮。這次講話，讓王鶴濱明白了許多道理。

　　1944年，王鶴濱被選為全校模范學生。第二年春天，尚未畢業，他便被調到延安中國醫科大學附屬醫院任住院醫生。

　　1945年9月畢業後，王鶴濱被調到中共中央軍委衛生部醫政科工作，同時兼任中央門診部的眼科醫生，並且是中央衛生機構中唯一的一位眼科醫生。

　　1946年初夏的一天下午，王鶴濱提著配鏡盒，跟在中央門診部副部長傅連暲的後面去王家坪給毛澤東檢查眼睛。到了坐落在清涼山麓的王家坪，傅連暲指了指村西頭路南側的一處單層建築物說：“到了，那就是毛主席居住和辦公的地方。”那是一棟別有風格的建築物，四四方方的，似一處普通的平房，從房頂看又像是由磚窯組成，房前是一塊場地，算是無牆的院子。

　　走到門口，恰好江青從屋子里走出來，傅連暲便向她說明來意，指著落在後面的王鶴濱說：“那位是王醫生。”江青輕抬眼簾，看了王鶴濱一眼，說：“主席在，你們去吧！”

　　毛澤東正伏案辦公，客人的到來，打斷了他的工作，他放下了手中的筆，站了起來。傅連暲筆直地站在毛澤東的面前，帶著點兒軍人的風度，說明來意。這時，王鶴濱才知道，事先並沒有告訴毛澤東要給他檢查眼睛，傅連暲擔心他因為工作忙而會拒絕檢查，所以採取了“突然襲擊”的辦法，使毛澤東不好推卻。傅連暲把王鶴濱的情況向毛澤東作了介紹，毛澤東微笑著向王鶴濱伸出手來，王鶴濱緊張得竟忘記了向毛澤東問好。

　　王鶴濱布置好視力表，檢查眼睛外部，測了視力，然後又選配鏡片。毛澤東坐在檢鏡盒前，插話說：“喲！還這麼復雜呀！”

　　傅連暲連忙接過毛澤東的話音回答：“很快就結束了！”王鶴濱一檢查完畢，立即向毛澤東報告說：“主席，你的眼睛有輕度近視，要配眼鏡嗎？”毛澤東和藹地答道：“看東西不礙事，不要配眼鏡了。”

　　告辭時，毛澤東把傅連暲和王鶴濱送到門口，說：“不遠送了！”二人告別離開。

　　這年秋，蔣介石用重兵壓向陜甘寧邊區的首府——延安。根據計劃，後勤人員提前撤離延安，輾轉到河北西柏坡，經石家莊、保定向北進發，到北平。王鶴濱回憶說：“主席及黨政主要領導比我們早到北平。歷史如此微妙，把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中的重大事件與毛澤東的行動都安排在了3月——1947年3月毛澤東撤離延安，1948年3月東渡黃河前往華北解放區，1949年3月進駐北平。進城的部分中央機構設在香山，代號叫‘勞動大學’，簡稱‘勞大’。主席就住在香山的雙清別墅。開國大典舉行前夕，他才搬進中南海辦公、生活。”到北平後，王鶴濱任香山門診部支部書記兼副主任。

　　1949年8月的一天，中共中央辦公廳行政處負責人羅道讓正式通知王鶴濱：“鶴濱同志，上級決定派你到中南海去做毛主席的保健醫生，叫我與你談談，看你有什麼意見？”這突如其來的消息，使王鶴濱有點兒膽怯起來：做主席的保健醫生，是件責任重大的政治任務，主席的健康事關重大，我能勝任嗎？

　　王鶴濱猶豫了一下回答說：“我去，但怕做不好！”由于激動和不安，王鶴濱的聲音有些顫抖，嗓子也覺得發幹。羅道讓一聽，他那繃緊的面孔舒展開了，臉上露出了輕松的笑容。王鶴濱沒想到，羅道讓比自己還要緊張些。

　　“去吧！在毛主席身邊工作是個極好的學習機會，只要踏踏實實兢兢業業地工作，就一定會把這一重要任務完成得很好。”羅道讓既是鼓勵又是囑托地叮嚀了一遍：“你進城去找傅連暲同志，他會具體地向你交代任務。”

　　當天中午飯後，王鶴濱便到了傅連暲的辦公室。沒有寒暄，傅連暲開門見山：“鶴濱同志，派你去給毛主席做保健醫生，責任重大，出不得半點差錯。工作中不能粗枝大葉，遇到問題要多和我聯係、商量。目前，擔任中央首長醫療保健工作的同志還很少，你還得要兼管其他幾位書記的保健工作，以後再配備人員。”

　　傅連暲一口氣把任務交代下來，並指明任務的重要性和王鶴濱應持的態度，甚至連工作方法、工作作風都作了交代。傅連暲最後鄭重地說：“鶴濱同志，你是派到毛主席身邊擔任保健工作的第三位醫生。希望你好好工作。”

　　當天下午，王鶴濱手持傅連暲親筆寫的介紹信，來到中南海菊香書屋。毛澤東看完信後，向王鶴濱微笑著說：“好！王醫生，歡迎你到我這里來工作。我現在要去開會，以後我有事就找你。”說罷，毛澤東把手伸了過來，與王鶴濱親切地握了握手。

　　不久，一天下午3時許，毛澤東的值班衛士王振海通知王鶴濱到主席處。到了毛澤東的起居室，王鶴濱看到主席穿著舊毛巾布做的睡衣向右側臥在床上，手持翻卷著的線裝書正在閱讀，因為室內的光線不足，屋頂上的燈和床頭桌上的燈都亮著。毛澤東見王鶴濱進來，立即將手中的書放在了床面東側的書堆上，半坐在床頭上，用手示意王鶴濱坐在床邊西側的一把靠背椅子上。

　　毛澤東微笑著說：“王醫生，目前我這里的事情不多，有時間你還要多照顧一下其他的幾位書記。”王鶴濱全神貫注地聽著，表情有些拘謹。這時，毛澤東抬高了點兒聲調，笑道：“王醫生，在我這里工作不要拘束，有話就說有屁就放——啊？”

　　王鶴濱一直記得，當時毛澤東將最後的“啊”字發音成“見”音：“這句話說出後，他也忍不住笑了起來，笑得連雙肩和頸部也抖了起來。我確實像受到突然襲擊一樣，不知如何應付這種場面，更找不出合適的話語回答。他想用這種直率的、鄉野式的語言同我交談，緩解一下氣氛，明白過來後，我也笑了，氣氛活躍了起來。”王鶴濱曾回憶說，在此之前，毛澤東給自己的印象是莊重嚴肅、溫文爾雅、才識淵博，說話擲地有聲，一派大家風范，而這次，印象中的毛澤東和眼前的毛澤東發生了激烈的衝突。這件事彰顯了主席的風范，這種口吻衝淡了王鶴濱的拘謹，調節了交流的氣氛。

　　1951年春節前，王鶴濱按毛澤東的指示第一次回家看望了父母，見到了兒時一起玩耍的夥伴。鄉親們知道王鶴濱是學醫的，也知道他是在中央機關工作。王鶴濱一到家，鄉親們便接踵而來求醫問藥，也有外村的老鄉趕著牛車送來了病人。在家鄉的幾天時間里，王鶴濱主要就是為本村和附近村莊的鄉親們看病。

　　探親歸來，王鶴濱把農村的見聞寫了一份書面報告。毛澤東看後，又問了一些情況。當王鶴濱講到在家鄉的幾天中，幾乎每天從早到晚都在為農民義務看病，又因為沒有架子而很受農民們的讚譽時，毛澤東沉思了片刻，指示道：“王醫生，你到農村去，就在你的家鄉辦個醫療點吧！弄些藥品和醫療器械去，你一半時間在我這里工作，一半時間到農村去為農民看病。”毛澤東言語懇切，但王鶴濱沒有敢表態，因為這不大可能，但是這件事一直擱置在他的心底。

　　王鶴濱說，新中國成立初期，在毛澤東身邊工作的同志幾乎都和自己一樣，大都是農家子弟。每當哪一個要回家探親，毛澤東總是要再三叮囑他們關心農民群眾的生活，回到農村後要做調查研究，回來後要做口頭或書面的調查報告，這形成了一種制度。據王鶴濱講，有些衛士文化水平較低，毛澤東就像老師批改作業一樣，將錯字、白字一一改過來，並且幫助通順語句、修正語法，誰寫的報告生動活潑就批給大家傳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