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從文家事》

　　看《沈從文家事》（劉紅慶著，新星出版社2012年6月第一版），歡喜的情節不多，多是難過。

　　看到沈從文沒有房子住，難過；看到他被下放，難過，看到他的情書丟失，難過。

　　動人的細節

　　有一個細節，是有關想念的，大約是1938年4月左右，沈從文到了昆明，想讓張兆和也南下團聚，可是書信再三，張兆和均不動身。沈從文很無助，甚至懷疑張兆和有了外遇。最後，萬般無奈的沈從文給只有四歲的兒子沈龍朱寫了一封長信，信寫得如泣如訴：“小龍兒，你怎麼還不來？我很想念你們。很希望姆媽早些日子帶你和小弟弟上路。這里石榴如碗大，不來吃，豈不可惜。黃色桃子也如碗大，快要完了。棗子初上市，和三婆家院子里棗樹結的棗子一樣甜。你小房已收拾好了，只待買小蚊帳……她（指張兆和）不願來，我盼望她托個人讓你來。你來這里我使你上學校，同好些小朋友玩。還可送你出城看大黃牛，看馬，騎馬，騎牛。我歡喜你，想念你。你是我的好孩子。”這信自然是寫給張兆和看的，都有些賭氣了，里面的好多字詞充滿了淘氣又無奈的表情。張兆和看完信以後，思想鬥爭了好一陣子，才帶著兩個孩子和沈從文的九妹沈岳萌動身去昆明。

　　沈從文和張兆和的戀愛，曾是20世紀30年代的一個文壇佳話。那些動人的細節不知打動了多少後世的讀者。然而，翻閱這冊《沈從文家事》，可以推測出，從1950年開始，有近20年左右的時間，沈從文和張兆和基本處于分居狀態，而原因竟然是房子太小，住不下，沈從文不得不住在自己的辦公室里。

　　心酸的打鼓

　　1949年初郭沫若的一篇批評文字，將沈從文定性為“桃紅色作家”，郭沫若在文章里說：“特別是沈從文，他一直有意識地作為反動派而活動著。”這種類似于政治壓迫的文字，對于性格內向的沈從文來說，無疑是一次公開的宣判。患了抑鬱症的沈從文曾割腕自殺過，但被沈龍朱及時發現而未遂。

　　沈從文的“思想落後”給兩個兒子都帶來了麻煩。1949年夏天，沈虎雛考了北京四中，老師都知道他是沈從文的兒子，常常問他，你父親最近好嗎？你父親是辭職還是被北大解聘的呢？

　　沈虎雛在這種異樣的氛圍內覺得很壓抑，回到家里也決定幫助父親好好改造。他想讓沈從文和人民大眾融入到一起，所以，想教父親學扭秧歌。沈從文便說：“我不扭，我給他們打鼓。”

　　當時沈虎雛正在學校的一個鑼鼓隊打鼓，所以馬上給沈從文找到了一面鼓。他本來以為沈從文會敲出和他一樣的千軍萬馬壯烈拼殺的節奏來，哪知，沈從文敲鼓的節奏飄忽輕柔，讓沈虎雛很意外。于是他對沈從文說：“爸，你的確會打鼓。可你的調子與人不同。秧歌要用固定的鑼鼓節奏，才能把大家指揮好，扭得整齊一致。你這麼自由變化，人家一定不允許。”

　　沈從文答：“休息的時候我才打一會兒，他們承認我會打鼓。”

　　“他們承認我會打鼓”，這句話說出來都有些像是相聲臺詞，寫盡了當時知識分子的尷尬與弱勢。那種被別人否定後的又沒有辦法反抗的自卑感，也在沈從文身上扎了根。

　　就這樣，在30年代靠寫作在北京闖出了一個傳奇的沈從文被生活改造成了一個打鼓的閒人。他不再寫作，從1950年始，他幾乎沒有再寫一篇小說。

　　然而，打鼓並不能保證他的人生從此安靜。1969年秋，張兆和被下放到湖北鹹寧的五七幹校。當時沈從文因為身體不好，可以不下鄉。因為毛澤東在通知里這樣說：“廣大幹部下放勞動，這對幹部是一種重新學習的極好機會，除老弱病殘者外都應該這樣做。”

　　可是張兆和剛下鄉不久，林彪又下發了一號令：疏散老弱病殘，讓他們投親靠友去。于是，沈從文的下放路開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