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橫《臺灣通史》中的國族想像

　　一、 前言

　　西元二○○三年五月二日，在連橫(1878-1936)完成《臺灣通史》八十五載後，中國國民黨黨史館在臺北市舉辦了一項“連橫先生《臺灣通史》1918”學術座談會，討論“《臺灣通史》與臺灣史研究”暨其續修的問題。與會的史學家雖對於《臺灣通史》一書所長期飽遭訾議的史事錯漏、史料欠缺、剿襲等問題，仍多少有些批評， 但與會者大體上是肯定《臺灣通史》這部史學作品的，除了服其以私家修史而能成風雨名山之業、並延續中國既有的方志傳統，最稱許該書之成就乃在於首創臺灣人修臺灣史、並創造了“國史與方志的綜合體，反映了臺灣歷史的獨特性”；而且，透過以“臺灣人”做為敘述的主體撰寫歷史，《臺灣通史》建立了“臺灣的主體性”：後世的臺灣人即使對連橫史著中“臺灣的主體性”的內涵有不同的解讀、並因而衍生爭議，但連橫屢屢強調“余，臺灣人也”、“臺灣人，不可不知臺灣事”，透露著一種「國族精神的自覺」，確使《臺灣通史》的撰寫被廣泛視作“臺灣意識”産生的重要里程碑，此亦本書最具影響力之處。誠如前輩臺灣史家楊雲萍所指陳：《臺灣通史》一書盡有所“不備”或“誤謬”，然而其“影響之大”和“價值之特殊”，是不容否認的。

　　如吾人憶囊昔梁啟超“史學者學問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國民之明鏡也，愛國心之源泉也”之言，《臺灣通史》正提供一個場域去討論一部史學作品在創造或凝聚群體認同歸屬感的功能。連氏在該書序言寫道：“夫史者，民族之精神，人群之龜鑒也。”

　　此以歷史承載國族正義的作為，為連橫在後世贏得“愛國史家”、“保種史家”之令名。

　　事實上，以國族(nation)作為敘述的本體撰寫歷史，正是西方自啟蒙運動以來發生之現代史學的重要特徵之一，配合進化論式的直線史觀，共構了十九世紀以來至廿世紀中期最流行的撰史範式(paradigm)。該套範式在過去一個世紀所造成的影響是世界性的；其隨著歐美力量與思潮之東漸，及于日本及中國史學界。中國史學界在二十世紀初始時，沸沸湯湯進行的一場“史學革命”，其首要特徵即是國族主義史學，其內涵就在對中國“過去”的歷史表述主體予以廓清，並結合社會達爾文主義的進化原則，因以建立以中國“國民”為主體的“新史學”。

　　這一套由梁啟超等人所倡導的新史學論述，到了五四時期經與胡適所宣揚的實證主義方法結合後，成為滲入科學意義的論述結構，對其後的中國史學具典範式的影響。這種以國族為主體的現代史學論述，又透過日本與中國史學家的媒介，連橫《臺灣通史》中的國族想像對一九四九年之後的的臺灣史學界有深遠影響。然而，連橫寫作歷史的活躍期在一九一○年代，受到當世西方現代史學之影響其實有限。細剖渠之歷史寫作方式，實係宗司馬遷之遺風，在《臺灣通史》一書的〈凡例〉中，連氏自白：“此書略倣龍門之法，曰紀，曰志，曰傳，而表則入諸志之中。”

　　由是，在結構與史觀上，連橫實上承司馬遷在中國西漢時期著《史記》時所開創的紀傳體。其中紀以係年，為漢代以降傳統史學標明時間向度的重要史學寫作模式(themodel of historiography)，此模式又與中國史學傳統的“正統觀”互為表裏。“正統論”既為中國史學之根本精神，而“正統”之標準，依明人丘浚之説：“華夷之分”、“君臣之正”、及“父子之心”。

　　因此，中國的史家在鼎革之際，往往著史立説，以正統為衡量政權合理性的標準，貶謫僭逆，以正君臣父子之義；又往往于國淪于異族鐵蹄之下時，以正統之論伸國族之義，故有“國可滅，史不可滅”之説。此亦連橫在臺灣割日後之所以撰《臺灣通史》也。“臺灣固無史也”，故連橫嘗引清龔自珍“滅人之國，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敗人之綱紀，必先去其史；絕人之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自惕“臺灣人知臺灣史否”，且認“臺灣無史，豈非臺人之痛歟”?

　　閱連氏之《臺灣通史》，有關“嚴華夷之分”的觀點，俯拾皆是。因此，連橫的史學被後來的許多評論者視為一種“國族史觀”(或稱為民族史觀，在這裡為了行文的統一性，容以國族來代表西文”nation”)。究其實，在寫作《臺灣通史》時，連橫不見得對現代之“國家(state)”、“國族(nation)”、及“國族主義(nationalism)”的意義有清楚的認知；因此，渠書中凡指涉到“國”、“族”等的字眼，自不宜徑用現代國族的觀念去比附——事實上，後世學者對連氏書中的國族觀究竟孰是爭議，也源自於這樣的不當比附。但是，連氏《臺灣通史》産生於在傳統的族群認知開始崩解、並且向新的國族觀念轉換之時；所以，這部史學作品係一具代表性的文本，可資為研究當時臺灣的菁英份子如何去想像我族與他族的界限，並且這樣的國族想像既受傳統“中華、外夷”觀點的制約，又受移民及臺灣割讓等共同歷史記憶的影響，是否有益於臺灣國族意識(nationalconsciousness) 的形成。此即本文研究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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