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走出了體制轉型和發展轉型疊加的雙重轉型之路,也就是從計劃經濟體制轉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同時從傳統農業社會轉向工業社會、現代化社會。這兩種轉型的疊加在世界上沒有先例。因此,30多年來中國經濟的雙重轉型構成了獨特的改革開放之路,也為發展經濟學增添了新的內容。
首先,轉型要從最薄弱的環節突破。計劃經濟體制最薄弱的環節是什麼?是農業。農業是薄弱環節,農民的改革願望最強,改變計劃經濟體制的突破點就在農村。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農村先動起來,“大包乾”從農村開始,農村改革的突破性進展帶動了城市經濟體制改革,形成了勢不可擋的改革潮流。
其次,最要緊的是調動群眾的積極性。上世紀80年代,農村搞了“大包乾”,糧食大幅增産,農民能吃飽而且有積極性了,於是農民開始向城市、向建築工地流動,尋找就業機會。人流動起來,勞動力就多了,這是中國一個大變化的開始。有了勞動力,自己建廠房,到工廠去買下腳料作為原材料,鄉鎮企業就發展起來了。鄉鎮企業産品的推銷者走遍全國,也帶活了全國的經濟。可見,只要把群眾的積極性調動起來,就會釋放出巨大的經濟活力和生産力。
第三,把産權改革放在重要位置。上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之初,我在北京大學的禮堂做了一場報告,第一句話就是中國改革的失敗可能是由於價格改革的失敗,中國改革的成功必然取決於所有制改革的成功。國有企業不改革,光放開價格有什麼用?一定要進行産權改革,明確産權,走股份制的路。這些話引起了一場論戰。經過鄧小平同志南方談話,又經過黨的十四大和十五大,我們明確了股份制是國有企業改革的方向。在計劃經濟體制轉變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過程中,把産權改革放在重要位置,這是中國的實踐為發展經濟學作出的具有開創性的貢獻。
第四,注重解決就業和民生問題。在雙重轉型過程中,把大鍋飯打破了,把鐵飯碗打破了,如果就業問題不解決,民生沒有得到改善,社會就不穩定。我們在改革中解決了國有企業工人下崗問題,加大城鄉社會保障力度,使民生得到持續改善,保障了雙重轉型的順利進行。對民生的投入實際上是對人力資本的投入,使我們擁有了素質高、講紀律的産業工人隊伍,這是很多發展中國家沒有的。一個企業家對我説,當初看到東南亞的工資比我們低,就把工廠搬到那裏,結果非常後悔。一是東南亞的工人沒有中國工人講紀律,上班想來就來、想走就走。二是他們不像中國工人那樣願意努力學習技能。這告訴我們,對就業和民生的投入有利於長遠發展,是很值得的。
去年,我國第三産業增加值佔GDP的比重超過了50%,這是現代工業化發展中的一個重要標誌,表明我國已開始進入後工業化時代。下一步的發展需要注意三件事情。
要大力發展第三産業。一是讓産品更加個性化,滿足不同消費者的需求。二是讓服務業更加人性化,服務得更週到。三是提高品牌的國際知名度。中國品牌學會的同志告訴我,他們經常向來中國採購貨物的外國商人發調查問卷,題目是您所熟悉的中國製造業著名品牌。答案只有一項最多,就是茅臺酒。這説明大多數中國品牌的國際影響力還遠遠不夠。四是把消費留在國內。我國消費者現在拼命到外國去買東西,為什麼?因為同樣的商品,外國的價格比中國便宜,還不用擔心買到假貨。這個狀況一定要改變。
不要忘記中國工業化尚未實現。雖然我國第三産業增加值佔GDP的比重超過了50%,但工業化還沒有實現。因為我們與建成製造業強國這個工業化目標還有距離,必須向這個目標繼續努力。
要看到中國的農業大有發展前途。現在農村正在進行的土地確權深得民心。土地確權使農民的承包地經營權有經營權證,宅基地的使用權有使用權證,宅基地上蓋的房子有房産證,農民就可以抵押貸款,可以去開店、做生意,這樣農村就活了。土地確權以後,農民自願入股搞合作化經營;農業實現規模經營,就能搞好。一些地方的實踐還表明,在土地確權以後,城市每人平均收入和農村每人平均收入的差距大大縮小了。(厲以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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